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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具有超人的才智，为了用有限的案例证明这一点，我尽可能选择那些虽然没有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但却最能体现他的才能的典型案子。不幸的是，我又无法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分开。这真让我左右为难，要么必须舍弃那些对于他的描述必不可少的细节，这必然会给疑案本身增添一种虚构的印象，要么就得使用一些并非经过精心选择而偶然遇到的材料。说了这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我要翻看一下记录，看一看这一连串虽然非常恐怖但却着实离奇的事件。
8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贝克街像一座火炉。强烈的阳光照射在街道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刺得人眼睛发痛。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冬天隐约出现在朦胧迷雾之中的也是这些砖墙。我们把百叶窗放下一半，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上，把早班邮递员送来的信反复看了无数遍。我呢，曾在印度工作过，练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本领，承受华氏90度的气温也没问题。早报毫无趣味。议院已经休会。人人都到城外去了，我本来也打算去新森林或者南海海滨玩玩，但银行存款已经用完，假日只好推迟了。而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对乡村和海边都不感兴趣。他喜欢待在500万人的中心，把他的触角伸到他们中间，机敏地寻找需要侦破的每一个谣传和尚未解决的案件疑点。他虽然有极高的天赋，却不会欣赏自然。只有当他把注意力从城里的罪犯转向他们乡下的同类时，他才会去乡间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
看到福尔摩斯正在凝思无心聊天，我干脆把枯燥乏味的报纸扔在一边，靠在椅子上陷入冥想。突然我同伴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它看上去是一种最荒谬的解决争论的办法。”
“最荒谬！”我大声叫道，但突然认识到他道出了我的内心想法。我从椅子上坐直身子，惊愕地盯着他。
“怎么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看到我这副困惑的样子，他爽朗地笑了。
“你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里面有一个人能把他同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推测出来。你当时把它看作纯粹是作者故弄玄虚的一种手法。我说我也经常有这样的推理习惯，你却不相信。”
“哪里的话！”
“或许你嘴上没这么说，亲爱的华生，但你的眉毛表明了你的想法。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对此加以推理，并且终于打断了你的思路，来证明我对你的关注。”
但我仍感到不很满意。“在你曾读给我听的那个例子中，”我说，“那个推理者是通过观察他同伴的举止而得出结论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同伴先是被一堆石头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而后又抬头看星星，如此等等。然而我却是始终安静地坐在椅子里，我给你的推理提供了什么线索呢？”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可是冤枉你自己了。人们经常用面部表情来表达情感，而你的面部表情正是你的忠实仆人。”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了我的想法？”
“你的面部表情，尤其是你的眼睛。也许你连自己是如何陷入沉思的也回忆不起来了吧？”
“是的，我还真是记不得了。”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先是把报纸扔在一边，这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你面无表情地坐了半分钟，然后你的目光停留在你最近配上镜框的戈登将军的照片上。这样，我通过你面部表情的变化上就推测出你已开始思考了。不过思路还没走得太远。你的目光又转移到你那摞书上的那张还未配镜框的亨利·华德·比彻的照片上。接着，你又抬起头扫了一眼墙壁，你的意思很明显。你在想，如果这张照片也用镜框装起来，正好可以把那面墙上的空白盖住，而且和那边戈登的照片相对称。”
“你对我观察得太仔细了！”我惊讶地说。
“至少到目前，我还没搞岔路。可是，你当时的思路又转回到比彻上面去了。你盯住他，似乎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不再那么聚精会神了，不过你仍旧望着那张照片在思考着什么。你在回忆比彻的战绩。我很清楚，你肯定会想到比彻在内战期间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曾因为我们的人民对他态度粗暴而表现得义愤填膺。因为你对这件事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所以我知道，你一想到比彻肯定会想到这些。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你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我猜想你又开始思考内战方面的事了。我观察到你双唇紧闭，眼睛闪闪发光，两手紧握，这时我断定你的脑海中出现的是双方在那场殊死搏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接着，你的脸色又显得更阴暗了，你摇了一下头。你在思索那些悲惨、恐怖的事以及那些无谓的牺牲。你把手伸向身上的旧伤痕，一丝微笑闪过颤动的双唇，这向我表明，你的头脑中已充满着这种可笑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与你的看法一致：那是荒谬的。我高兴地发现，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非常正确！”我说，“虽然现在你对此已作了解释，但我仍还和先前一样不理解。”
“亲爱的华生，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保证若不是你那天表示有些怀疑，我是不会用这件事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不过，现在我手头有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它，肯定比进行思维解释要困难得多。你有没有注意到报纸上的一段报道，说克罗伊登市十字大街的库欣小姐收到了一只装有出人意料东西的盒子？”
“没有。我没有看见。”
“啊！那一定是你漏掉了。把报纸给我扔过来。在这儿，金融栏下面。拜托，把它大声读一读。”
他又把报纸扔还给我，我拾起来，念了他说的那一段，标题是《一个可怕的包裹》。
住在克罗伊登市十字大街的苏珊·库欣小姐成了一次特别令人厌恶的恶作剧的受害者，除非这件事另有更为险恶的用心。昨天下午两点，邮递员送去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里面是一只硬纸盒，盒内装满粗盐。库欣小姐拨开粗盐，惊愕地发现里面盛的居然是两只人耳朵，而且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这个包裹是昨天上午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上面没写寄件人。使问题更加神秘的是，库欣小姐是一位50岁的老处女，一直深居简出，很少有友人和通信来往，平时极少收到邮包。几年前，当她在彭奇居住时，曾把几个房间出租给三个医学院的学生。后来因为他们总是吵闹，而且生活又无规律，只好让他们搬走了。警方认为，这可能是那三位青年对库欣小姐做出的报复行为。因为他们遭受过库欣小姐的拒绝，所以想恐吓她一下，于是将解剖室的遗物邮寄给她。还有其他人认为这几个学生中有一个是爱尔兰北部人，而据库欣小姐所知，此人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正对这件事进行积极调查，负责处理此案的是优秀的侦缉探员之一莱斯特雷德先生。
“《每日记事报》上就说了这些，”当我读完报纸，福尔摩斯说，“现在来谈谈我们的朋友莱斯特雷德吧。今天早上我收到他一封信。信中讲：‘我想你对此案极为在行。我们正在尽全力调查此事，但进一步开展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当然我们已经向贝尔法斯特邮局进行了电询。但因当天交寄的包裹太多，他们无法一一辨认或回忆寄件人的姓名。这是一只半磅装的甘露烟草盒，对我们毫无帮助。我认为医学院学生之说最有可能，但如果你能抽出几个小时，我将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我整天不在这宅子里就是在警察局。’你看怎么样，华生？是否愿意冒着酷暑跟我到克罗伊登走一趟，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一页内容？”
“我正想找点儿事做呢。”
“这就有事了。请你按一下铃，叫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换好衣服，装满烟丝盒，随后就到。”
在我们登上火车之后，下了一阵雨。克罗伊登不像城里那样让人感觉酷热难耐。福尔摩斯出发前已经给莱斯特雷德发了电报，所以他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了。他像往常一样精明强干，一副大侦探的派头。步行了五分钟，我们来到库欣小姐住的十字大街。这条街很长，两旁是清洁整齐的两层楼的砖房，屋前的石阶已被踩成白色，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门口闲聊。走过半条街后，莱斯特雷德停在一家的大门前。敲门之后一个年幼女仆来开了门。我们跟着她走进前厅，看见库欣小姐正坐在那里。她是一个面相和蔼的妇人，生有一对温和的大眼睛，灰色的卷发垂落在两鬓。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搁在她的膝头，身边放着一个装有五颜六色的丝线的篮子。
“那可怕的东西就在外屋放着，”当莱斯特雷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全都拿走。”
“我会的，库欣小姐。我把它放这儿，只是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先生？”
“或许他会向你提一些问题。”
“我告诉你，我对这事一无所知，向我提问又有什么用呢？”
“确实如此，女士，”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知道这件事本身已经够使你气恼的啦。”
“是啊，先生。我是个喜欢安静的女人，过着隐居的生活。看见我的名字登在报上，警察在我家里出出进进，对我真是新鲜的事情。我不想让这东西放在我这儿，莱斯特雷德先生。如果你要看，请到外屋去看吧。”
那是一间后面带有小花园的小棚子。莱斯特雷德进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段细绳子。在小路尽头有个石凳，我们都在上面坐了下来。莱斯特雷德把那些东西递给福尔摩斯，他仔细地一一察看着。
“绳子很有趣，”说着他把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闻了闻，“你看这绳子是什么做的，莱斯特雷德？”
“涂过柏油。”
“非常对！是涂过柏油的麻绳。你也肯定注意到了，库欣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端的磨损看出来。这很重要。”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重要。”莱斯特雷德说。
“重要就在于绳结未被动过。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特别。”
“打得很精巧。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莱斯特雷德得意地说。
“好，关于绳子就谈这么多吧，”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现在来看包裹纸。牛皮纸，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怎么，没有检查过？肯定没有检查过。地址是用笔头很粗的钢笔写的，而且相当潦草：‘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欣小姐收’，也许是一支J字牌的，墨水很差。‘克罗伊登’一词原来是拼写的字母‘i’，后来被改成字母‘y’了。这个包裹是个男人寄的——字体显然是男人的字体——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对克罗伊登镇也不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一个半磅装的甘露烟草盒。除了盒子左下角有指印外，没有明显痕迹。里面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他粗制商品的粗盐。埋在盐里的就是这奇怪的东西。”
他边说边取出两只耳朵放在膝头上仔细观察。这时莱斯特雷德和我在他两边弯下身子，时而望着这可怕的遗物，时而又望向我们同伴那张深沉而专注的脸。最后，他又把它们放回盒子，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
“你们当然都看到了，”他最后说，“这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不错，我们注意到了。但若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他们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很容易。”
“你说得很对。但这不是一个恶作剧。”
“你能肯定吗？”
“根据推测，绝不可能是恶作剧。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这两只耳朵上根本没有这种痕迹，是新鲜的，是用一种很钝的工具割下来的。如果是医学院的学生，决不会这么干。还有，学医的人当然不会用粗盐，只会用苯酚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恶作剧，而是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
听了福尔摩斯的话，看着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段冷酷的开场白似乎投下了某种奇异而不可名状的恐怖阴影。然而，莱斯特雷德摇摇头，似乎只是将信将疑。
“无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明这不是恶作剧，”他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个妇女在彭奇过着一种平静而体面的生活，将近二十年了。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那罪犯为什么偏要把犯罪的证据寄给她呢？特别是，她和我们一样，对这件事所知不多，除非她是个极其高明的女演员。”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说，“至于我呢，我打算这样去做。我认为我的推理正确无误，并且这是一桩双重的谋杀案。其中一只是女人的耳朵，外形纤巧，穿过耳环。另一只是男人的，晒得很黑，已经变色，也穿过耳环。可能这两个人已经死了，否则我们早就会听到他们的遭遇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场悲剧是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或者更早一些。如果这两个人已被杀害，那么，除了是谋杀者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欣小姐的还能是谁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过，他肯定有充分的理由要把包裹送给库欣小姐。然而，到底是什么理由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让她痛苦。那样的话，她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如果她知道，又为什么要报警？她本可以把耳朵埋了了事，谁也查不出来。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她应该这样干。但是，如果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问题所在，需要我们去查明的。”
他说话的声音一直高亢急促，两眼茫然地瞪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现在，他轻快地站起身来向屋里走去。“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库欣小姐。”他说。
“那么，我就先走一步了，”莱斯特雷德说，“我还要去办些小事。我想我没有问题需要向库欣小姐进一步了解了。你可以在警察局找到我。”
“我们上火车前，会顺路去看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和我走进前屋，那位缺乏热情的女士仍旧安静地在绣她的椅套。当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探询的蓝眼睛看着我们。
“先生，我确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根本就不是想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多次了，可是他总是对我置之一笑。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仇人，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我也这样想，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着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不禁有些吃惊，只见他紧紧地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惊异和满意的神色在他急切的脸上瞬间闪过。当她抬起头来探索他不说话的原因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平静而认真的神态。我仔细打量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以及她那温和的面容，但是，我却没有看出是什么使我的同伴那样激动。
“有一两个问题——”
“啊，我早已对问题厌倦了！”库欣小姐不耐烦地说。
“我想，你有两个妹妹。”
“你怎么知道？”
“刚进屋的那会儿，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照片。其中一位无疑是你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你很像，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是的，你说得很对。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我身旁的这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从制服来看，可能是海轮上的船员。我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你的观察力着实敏锐。”
“这是我的职业。”
“唔，你说得很对。此后没多久她就嫁给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可是他太爱她了，不肯长期离开她，于是就转到利物浦——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做事。”
“哦，该不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我上次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曾在他开戒之前来看过我一次。后来他一上岸就喝酒，喝一点儿就发酒疯。嗨！他重新拿起了酒杯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起初，他断绝了和我的来往，接着跟萨拉吵架，现在连玛丽也不写信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然，库欣小姐谈到一个她深有感触的话题了。像大多数离群索居的人一样，刚开始时她很腼腆，后来就十分健谈了。她讲了很多关于她那个当海员的妹夫的情况，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了她原先的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谈了好半天关于他们的事，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姓名，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一字不漏地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提出问题。
“说到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未结婚，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
“咳，如果你知道萨拉的脾气，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来到克罗伊登以后，我曾试着和她住在一起，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手。我不想说我的亲妹妹一句坏话，可是她太爱管闲事了。这个萨拉很难伺候。”
“你说她跟你在利物浦的亲戚吵过架。”
“是的，可有一段他们曾是最要好的朋友。嗨，她到那儿去住本来是想亲近他们。现在可好，她对吉姆·布朗纳没一点好印象。她在这儿住的最后半年里，除了说他喝酒闹事外不说别的。我猜想，可能是他嫌她爱管闲事，把她骂了一顿，这一下事情就开了头了。”
“谢谢你，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完，站起来点了点头，“我想，你刚才说你妹妹是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不是？我们告辞了。正像你说的那样，和你完全无关的一件事把你弄得苦恼不堪，我为此深感不安。”
我们走出门外，正好有一辆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到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华生，我们上车。要趁热打铁。案情虽然并不复杂，但还有一两个非常有意义的细节需要澄清。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斜放在鼻梁儿上的帽子正好遮住迎面射来的阳光。马车在一所住宅前停下。这座房子和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有几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候着，他刚要敲门，门就打开了。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绅士，身穿黑衣，头戴一顶有光泽的帽子，态度十分严肃。
“库欣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欣小姐病得很厉害，”他说，“从昨天起她就病倒了，大脑受到了严重的刺激。作为她的医疗顾问，我有责任阻止任何人前来见她。我建议你们十天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头大步走去。
“好吧，不能见就不见。”福尔摩斯高兴地说。
“或许从她那儿也不会得到什么。”
“我并不指望她告诉我什么，我只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车夫，送我们到一家好饭店去。在那儿先吃午饭，然后再去警察局拜访我们的朋友莱斯特雷德。”
这顿饭我们吃得很愉快，吃饭期间，福尔摩斯只谈小提琴，不言其他。他饶有兴致地谈起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是如何买到的。他只花了55个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二道贩子手里买下了那把至少值500个畿尼的提琴。他从提琴又谈到帕格尼尼。我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一边听他谈论这位杰出人物的桩桩逸事，不知不觉在那里已度过了一个小时。下午已经过去，火辣辣的阳光已经幻化成柔和的晚霞。我们来到警察局，莱斯特雷德正在门口等着我们。
“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有回音了！”他撕开电报匆匆瞄了一眼，随手揉成一团放进口袋，“这就对了。”他说。
“有什么发现吗？”
“一切都水落石出！”
“什么？”莱斯特雷德惊愕地盯着他，“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案子，并且我想我现在已把各个细节都搞清楚了。”
“那罪犯呢？”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背面随手写了几个字，扔给莱斯特雷德。
“那就是姓名，”他说，“你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说到这个案件，我希望你在报告中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只想侦破那些解决起来有困难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迈步走向车站，而莱斯特雷德一人仍在那儿满脸喜悦地看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纸片。
“这个案子，”那天晚上，当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抽着雪茄闲聊时，福尔摩斯说道，“就像在你写的《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所进行的侦查那样，我们被迫从结果出发倒推缘由。我已给莱斯特雷德写了信，要他提供给我们现在需要了解的详细情况，而这些情况只有在捕获罪犯之后才能得到。他做这种工作很可靠，虽然他毫无推理能力，但一旦知道该干什么，他会像一只斗牛犬那样顽强地把该做的做下去。确实，他也正是凭这种顽强劲，才得以在苏格兰场爬到现在这么高的位置。”
“那么说你这个案件还没有了结喽？”我问。
“基本上已经了结了。我们知道了这桩罪恶是谁干的，只是我们还没弄清案中一个受害人的情况。当然，你也已经有你自己的结论了。”
“我推想，吉姆·布朗纳，那个利物浦海轮的服务员，是你怀疑的对象吧？”
“哦！不只是怀疑。”
“可是，除了一些模糊的迹象之外，其他的我什么也没看出来。”
“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让我简单地谈谈主要的步骤。你记得，我们一开始对这个案子一无所知。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既定的看法，只是去进行观察，并从观察中作出推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什么？一位非常温和可敬的女士，她好像并不想严守什么秘密。还有那张让我们知道她有两个妹妹的照片。我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那只盒子或许是要寄给她们当中的一个。我把这个念头暂且放在一边，我们既可以推翻它，也可以证实它。然后我们去了花园，你记得，我们在那个小黄纸盒子里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
“绳子是海轮上修帆工用的那一种。在调查时我们还闻到一股海水的气味。我注意到绳结是通常水手打的那种结法；包裹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那只男人的耳朵穿过耳环，而这在水手中比在陆地上工作的人更为常见。因此我坚信，必须从水手中去查找这场悲剧中的全部男主角。
“当我开始检查包裹上的地址时，我发现是寄给S.库欣小姐的。三姐妹的老大当然是库欣小姐。虽然她名字的缩写字母正是‘S’，但另外两姊妹当中的一个的名字也同样有可能是以‘S’打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完全从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调查。于是我想通过登门拜访把这一点搞清楚。当我正要向库欣小姐担保，说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时，你可能还记得，我突然住了口。这是因为我惊讶地看见了某种东西，而这又使我们的查询范围缩小了。
“华生，你作为一个医生肯定知道，耳朵比人体上任何其他部分都更有差异。每人的耳朵各不相同，这是常理。你可以在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看到我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篇短文。我以一个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里的两只耳朵，并仔细观察了这两只耳朵在解剖学上的特点。当我发现库欣小姐的耳朵同我检查过的那只女人的耳朵极为相似时，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惊愕的程度了。这件事绝非巧合。耳翼都很短，上耳的弯曲度也都很大，内耳软骨的旋卷形状也相似。从所有特征上看，简直像是同一只耳朵。
“我当即就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很明显受害者是她的血缘亲属，而且可能还是很近的关系。我开始同她谈起她的家庭，你记得吧，她立即就把一些极有价值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们。
“首先，她的二妹叫萨拉，直到不久前还和她一起住在这一地址，所以，误会从何而来，包裹是寄给谁的，这就很清楚了。接着，我们又听说那个海员娶了老三，并且得知他一度曾和萨拉小姐关系很亲密，所以她就搬到利物浦和布朗纳一家同住。后来他们发生争吵分开了，几个月来他们断绝了一切通信。所以，如果布朗纳要给萨拉小姐寄包裹的话，他当然会寄到她原先的地址。
“现在开始，水落石出。我们已经知道有个感情丰富、容易冲动的海员——你记得，他为了和妻子长相厮守而不惜放弃条件优厚的差事——而且有时候嗜酒如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被谋害，同时被害的还有一个男人——假定也是一个海员。当然，这立刻就使人想到，促使他作案的原因就是妒忌。那么，为什么又把这次凶案的证据寄给萨拉·库欣小姐呢？也许是因为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间，曾是这出悲剧的制造者。你知道，这条航线的船只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靠，因此，假定作案人是布朗纳，作案后立即上了‘五朔节’号，那么，他能把那个可怕的包裹寄出的第一个码头就是贝尔法斯特。
“在这一阶段，还很有可能存在第二种答案，而且，尽管我认为这种可能不大成立，可是我决定在继续下去之前把它搞清楚。也许有一个失恋的情人杀死了布朗纳夫妇，那只男人的耳朵可能就是丈夫的。或许有好多人会反对我这种假设，但可能性却是存在的。所以我给在利物浦警界办事的朋友阿尔加拍了个电报，请他去查明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已乘‘五朔节’号出发了。后来，我和你就去瓦林顿拜访萨拉小姐去了。
“首先，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一家人的耳朵的相似程度。当然，她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十分重要的信息，但对此我并不抱太大希望。她肯定在前一天对此案早已耳闻，因为克罗伊登已经满城风雨，而且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个包裹是寄给谁的。如果她愿意协助司法部门，她可能早就向警方报告了。显然我们应该去拜访她，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发现，包裹到达的消息对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也就是从那天起她就病倒了，她的脑子受了刺激。更为清楚的是，她知道这件事的全部意义，但同样清楚的是，要想从她那儿得到帮助我们必须等待一段时间。
“然而，我们实际上无须依靠她的帮助。我们可以在警察局找到答案，我已叫那里的阿尔加将答案送来。没有什么比这更明确的了。布朗纳太太的房子已经三天多没人居住，邻居以为她去南方看亲戚去了。从轮船办事处得到证实，布朗纳已乘‘五朔节’号出航。我估计，该轮将在明晚到达泰晤士河。等到布朗纳一到，他就会遇到脑筋迟钝但办事果断的莱斯特雷德。我毫不怀疑，我们将会获悉全部详情。”
事情的发展没有让歇洛克·福尔摩斯失望。两天之后，他收到一大包文件，内装莱斯特雷德探长的一封短信和一份好几大张的打印材料。
“莱斯特雷德已经把他抓住啦。”福尔摩斯说，瞟了我一眼，“听听他说些什么，或许会引起你的兴趣。
‘亲爱的福尔摩斯：
按照我们用以验证我们的推测所做的计划（华生，这个“我们”说得很有意思，对吧？），我于昨日下午六时前往阿伯特码头走访了“五朔节”号轮船。该轮属于利物浦—都柏林—伦敦轮船公司。据查船上有一个名叫吉姆·布朗纳的服务员，航行途中他表现得行为异常，船长只好把他的工作停了。我到他所在的舱位时，他正坐在一只箱子上，两手撑着脑袋，摇来晃去。他身材高大结实，脸刮得很干净，皮肤黝黑，和曾在冒牌洗衣店那件案子中帮助过我们的那个阿尔德里奇有点相像。他刚一搞清楚我的来意，就马上跳了起来。我立刻吹响警笛，唤来两名守候在角落里的水上警察，但是他似乎并不介意，甘愿束手就擒。我们把他和那个箱子一起带到密室里，以为会在箱子里找到什么罪证，但除了大多数水手都有的一把大尖刀之外，别无他物。然而我们发觉，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因为带到警察局一经审讯，他就要求招供。速记员把他说的都做了记录，我们打出了三份。一份随信奉上。事实证明，和我所想的一样，此案件极其简单。阁下对于我所进行的调查给予很多帮助，谨此致谢。
你忠实的朋友
G.莱斯特雷德上’
“嗯！调查真的很简单，”福尔摩斯说道，“不过，当他第一次邀请我们的时候，我并不认为他是那样想的。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吉姆·布朗纳自己是怎么说的吧。这是他在谢德威尔警察局向蒙特戈默里警长所作供词的原始记录。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有，我要说的话很多。我要把它全部说出来。你可以把我绞死，也可以不管我，你们打我一顿也可以。我告诉你，自从我干了那件事以后，我睡觉的时候就从没闭过眼，我再也不会闭上眼睛了，总是醒着。有时是他的脸，更多的时候是她的脸。他们总出现在我眼前，不是他就是她。他皱着眉头，像个黑人，而她的脸上总是现出惊恐的神色。嗨，这只白色的小羔羊，以前对她总是充满爱意的脸如今却充满杀气，她看到后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但那是萨拉的过错，但愿她在一个被毁了的人的诅咒下遭殃，让她的血在血管里败坏！这并不是我在洗刷自己。我自己清楚我喝了酒后，就像一头野兽。但她对此并不介意，如果不是那个女人进了我家的门，她和我就像绳子套在滑轮上一样紧密地连在一起。事情的根源是萨拉·库欣爱我，她爱我，但当她明白我对我妻子印在泥土上的脚印的爱都要远远超过对她的整个肉体和灵魂之爱的时候，她把全部爱情化成了刻毒的仇恨。
“‘她们姐妹三个，老大是个老实女人，老二是个魔鬼，老三则是个天使。萨拉33岁。我同玛丽结婚时，她才29岁。我们成家后，生活很美满。我的玛丽胜过整个利物浦的所有女人。后来，我们请萨拉来住一个星期，从一个星期住到一个月，就这样，她成了我们家里的人。
“‘当时我把酒戒了，而且有了一点积蓄，一切都很美满。我的天哪，做梦也不会想到竟出现这样的事！
“‘周末我经常回家，要是碰到船等着装货，我在家一下就可以住上一个星期，这样我和我的姨姐萨拉经常见面。她瘦高个儿，皮肤有点黑，动作敏捷，脾气暴躁，老是昂着头，看上去很高傲的样子，目光如同火石上迸发的火花。可是，只要小玛丽在，我从来没想到过她。我可以对仁慈的上帝发誓。
“‘有时候，她似乎很愿意和我单独在一起，或哄我和她一起出去闲逛，可我从来没产生非分之想。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才终于明白了。我从船上回到家，只有萨拉一人在。我问：“玛丽呢？”“啊，她去结账啦。”我不耐烦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五分钟见不到玛丽就不高兴了，吉姆？”她说，“这么一会儿你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感到太没面子了。”“这没什么，姑娘，”我说着，善意地向她伸出手，她立刻用双手握住。我感到她的双手热得像在发烧。我注视着她的眼睛。从她的眼里我明白了一切，不需要我们彼此再说什么。我皱了一下眉，把手抽开。她默默地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然后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肩膀，“好一个稳重的吉姆！”她说完，发出一声嘲弄的笑声，跑到屋外去了。
“‘唉，从那以后，萨拉就恨透了我。她也真是一个会仇恨的女人。而我却傻乎乎地让她这样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简直是一个傻瓜。可是我向玛丽只字未提，因为我知道这会使她难过的。一切都跟往常一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发现玛丽有点儿变了。她以前是那样相信人，那样天真，可现在她变得古怪、多疑，我到哪儿去过，我在干什么，我的信是谁写来的，我口袋里装的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的事，她都要事无巨细地过问。她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爱发脾气。不为任何原因，我们却总吵来吵去。我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现在，萨拉躲着我，可是她和玛丽简直形影不离。我现在知道了，她是如何去挑拨、欺骗她，调唆她与我作对。可是，当时我像个瞎子似的对此毫无察觉。后来我又开始喝酒了，可是，如果玛丽像从前那样待我，我决不会再这样的。她有理由讨厌我。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使事情更为糟糕的是，一个叫阿利克·费拜恩的又插了进来。
“‘一开始，他到我们家是来看望萨拉的，很快就是来找我们的了。这个人很会讨人喜欢，随时随地都可以结交朋友。他是一个时髦傲慢的小伙子，很漂亮，长着一头卷发。他周游了半个世界，见多识广而且很健谈。他很风趣，这点我不否认。像他这样一个举止斯文的海员，我想他肯定在船上不是一般水手而是高级职员。他与我们家来往已有一个月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他那温和而机智的风度里藏有恶意。有些事情终于使我开始怀疑。从那天起，我就失去了平静的生活。
“‘那也不过是一件小事。我偶然来到客厅，刚进门时，看见妻子脸上露出欢迎的神色，可是等她看清来者是谁时，那神情不见了。她满脸失望地转身就走了。这可够我受的。她可能是把我的脚步声误认为是阿利克·费拜恩的了，不会是别人。如果我当时发现了他，我早把他杀了，因为我发起脾气来就像个疯子。玛丽见我眼露凶光，跑过来用双手拉住我的衣袖。“别这样，吉姆，别这样！”她说。“萨拉呢？”我问道。“在厨房。”她说。“萨拉，”我边说边走进厨房，“再也不许费拜恩踏进这个家门。”“为什么不许？”她说。“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啊！”她说，“要是我的朋友不配进你的屋，那我也不配啦？”“随你怎么想，”我说，“不过，要是费拜恩再出现在这儿，我就把他的一只耳朵留给你作纪念。”我想我的脸色肯定把她吓坏了，因为她什么也没说，当晚就从我家搬走了。
“‘唔，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究竟只是这个女人的魔法呢，还是她认为唆使我妻子去胡搞，就可以让我和我的妻子作对。反正，她另找了个房子，和我们家隔着两条街，是租给水手用的。费拜恩是那儿的常客，玛丽绕道去同她姐姐和他一起喝茶。我不知道玛丽多久去一次。有一天，我跟在她后面，闯进门去，费拜恩像只吓破胆的黄鼠狼从后花园跳墙跑了。我对我妻子发誓，如果再让我撞见她和他在一起，我就把她杀死。我把她带回家，她哭哭啼啼，浑身发抖，脸白如纸。我们之间再也没有爱情可言。我看得出来，她恨我，怕我。我想到这些就喝酒，她照样鄙视我。
“‘呃，萨拉眼看在利物浦住不下去，就回去了。据我所知，她搬到克罗伊登她姐姐那儿去了。我家里的事情还是照旧这样拖下去。后来，到了上个星期，全部苦难和灾祸降临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五朔节”号在外面航行了七天。船上的一个大桶松开了，使一个横梁脱了节，我们只好进港停泊12小时。我下船回家，心想这会使我妻子感到惊喜的，并且指望她见我这么快就回来，也许会高兴。我这样想着，转入了我住的那条街道。正在这时候，一辆马车从旁边驶过。她就在马车里，坐在费拜恩身边。两个人有说有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时我正站在人行道上注视着他们。
“‘我告诉你们，请你们相信，从那时起，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了。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真像一场噩梦。最近，我喝酒喝得厉害。这两件事使我晕头转向。现在，在我脑袋里有个什么东西像一把船员用的铁锤那样在敲打，可是那天上午，好像整个尼亚加拉瀑布都在我耳朵里轰鸣。
“‘呃，我悄悄地尾随着那辆马车。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橡木手杖，气得两眼冒火。跑的时候我也学乖了，稍微在后面离远一点，这样我能看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我。他们很快到了火车站。售票处人很多，所以我离他们很近，他们也发现不了我。他们买了去新布赖顿的车票。我也买了。我坐的地方在他们后面，隔三节车厢。到达以后，他们沿着阅兵场走去，我与他们总是保持不超过一百码的距离。最后，我看见他们租了一只船，要去划船。那天很热，他们一定以为水上要凉快些。
“‘看样子，他们这回真的逃不脱我的掌心了。天气有点雾蒙蒙的，几百码以外看不见人。我也租了一只船，尾随在他们后面。我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他们的小船，但他们的船走得和我的船差不多一样快，我要是不赶上去，他们肯定离岸一英里了。雾气像一块幕布笼罩在我们四周，这里面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的天呀，当他们看清向他们划过去的小船里的人是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脸我至今难忘！她尖叫起来，而他则发疯似的骂起来，用桨戳我，因为他一定看到我眼睛里充满了杀气。我躲过了他的桨，用手杖回敬他一下，他的脑袋就像鸡蛋一样碎裂了。尽管我已经发了疯，大概也会饶了她，可是她却一把抱住他直喊，还叫他“阿利克”。我接着又是一下，她就在他旁边倒下了。当时，我像一头嗜血成性的野兽。向上帝发誓，如果萨拉也在场，她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我抽出刀子，并且——哎，算啦！我说够啦。每当我想到萨拉看到她因多管闲事带来这样的物证会有什么感觉时，就给我一种野人般的欢乐。后来，我把两个尸体捆在船里面，打穿一块船板，一直等到船沉下去我才走开。我很清楚船老板一定以为他们在雾里迷失了方向，划出海去了。我把衣服整理了一下，上岸回到我的船上，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怀疑出了什么事了。当天晚上，我就包好了要给萨拉·库欣的包裹，第二天从贝尔法斯特寄出去了。
“‘我已全部讲完了。你们可以绞死我，可以随便怎么处置都行，但你们却不要用我已经受到过的惩罚来惩罚我。我无法合眼，一闭眼那两张盯着我的脸就出现——就像当我的小船穿过浓雾时，他们盯着我的那种样子。我干脆痛快地杀死了他们，可是他们杀我却是慢腾腾的折磨。如果我再过一个那样的夜晚，天亮之前，我不是疯就是死。你不会把我一个人关进牢房里吧，先生？可怜我，别这样，但愿你们现在对待我就像你们在痛苦的日子里受到的对待一样。’”
“这怎么解释，华生？”福尔摩斯把供词放下，严肃地说道，“这一连串的痛苦、暴力、恐惧，究竟是为了什么？一定是有某种目的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宇宙就是受偶然所支配的了，这是无法想象的。那么，是什么目的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人的理智永远无法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