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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笔记本的记载中我发现，那是1892年3月末一个阴沉多风的日子。在我们吃午饭时，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并且很快地作了答复。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看得出来他心中一直想着这事，随后他站在炉火前，面带沉思的神色，抽着烟斗，时不时地瞥一眼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对着我，眼里闪着诡秘的光彩。
“华生，我觉得我们不妨把你看作是一位文学家，”他说，“你怎么解释‘荒诞’这个词？”
“奇怪——不同寻常。”我回答说。
他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我的定义。
“肯定还有更多的意思，”他说，“事实上它还有悲惨和可怕的含义。如果想一想你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折磨大众的文章，你就会意识到‘荒诞’这个词更深的含义往往就是犯罪。想一想‘红发会’那事吧，开始时很荒诞，结果却是不顾一切地企图抢劫。或者，再想一想‘致命的橘核’的那件案子，也是再荒诞不过了，结果直接牵涉到一起谋杀案。因此，我总是对‘荒诞’这个词有警惕之心。”
“这份电报里有这个词吗？”我问。
他大声地读起电文来：“遇不可思议及荒诞之事。能否赐教？斯科特·爱克尔斯，查林十字街邮局。”
“男的还是女的？”我问。
“哦，当然是男的。女的是从来不会发出这种预付回邮的电报的，她会自己来一趟。”
“你要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咱们拘捕了卡鲁塞斯上校以后，你不知道我有多烦。我的大脑像一台空转的引擎，由于没有连接上所要制造的工件，快要破碎成片了。生活平淡乏味，报纸枯燥无趣，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似乎再也不存在勇敢和浪漫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必要问我是否准备研究新的问题吗？不管到最后这个问题会是多么小，多么不重要。不过现在，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来了。”
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身板结实，胡子花白而又威严可敬的人被领进了屋里。他那凝重的面色和高傲的举止显露出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徒，良民，一个真正的正统派和保守派。但是，他那直立的头发，因为愤怒而涨红的面容，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色都显示出，某件令人吃惊的经历使他失去了往日的镇静。当即他就开门见山地谈起了他的事。
“我碰到了一件非常奇怪又非常惹人不快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无礼——令人无法容忍。我一定要得到一个解释。”他异常气愤地说。
“请坐，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声调说，“我是否可以先问一下，您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唔，先生，我认为这件事和警察没有关系，并且当你听完这事，你一定会同意我不能扔下这事不管。我对私人侦探这类人一点儿不感兴趣，但尽管如此，我久仰您的大名——”
“是这样。那么，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当时不马上就来呢？”
“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看表。
“现在是两点一刻，”他说，“你是在一点钟左右发的电报。不过，如果没有看出来你是一睡醒就遇到麻烦的话，谁也不会注意到你这身打扮。”
我们的当事人理了理乱糟糟的头发，摸了摸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梳洗。离开那样一座房子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我来此地之前，我到处打听。我找过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说柴藤林屋一切都很正常。”
“喂，喂，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真是一对。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一开始就把事情讲得乱糟糟的。请整理一下你的思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从头讲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你头不梳脸不刮的，靴子和背心的扣带都没有系好就跑出来寻找指导和帮助。”
我们的当事人一脸愁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不寻常的外表。
“我这样子看上去肯定很不体面，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弄不明白，我一生之中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告诉你这件怪事的全部经过。我敢说你听了之后就会认为我这个样子是情有可原的了。”
但是他刚开始讲述就被打断了。外面一阵喧闹声，哈德森太太打开门，领进来两个身材粗壮的官方人士。其中一人就是我们熟悉的苏格兰场的葛雷格森警长，他精力充沛，气宇轩昂，在圈子里是一名干将。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介绍了一下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一起跟踪此人，结果跟到这地方来了。”他那双大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你是住在李街波汉公寓的约翰·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吧？”
“是的。”
“我们跟踪你一个上午了。”
“毫无疑问，是电报帮助你们掌握了他的行踪。”福尔摩斯说。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就一直跟踪到这里了。”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得到一份供词，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了解一下和厄榭附近柴藤林屋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昨天的死亡有关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当事人当即警觉起来，瞪大双眼，面色惊惶，苍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
“死了？你说他已经死了？”
“是的，先生，他死了。”
“怎么死的？出了意外事故了吗？”
“谋杀，如果说世界上存在谋杀的话。”
“天哪！真可怕！你该不是——该不是说我是嫌疑犯吧？”
“在死者的口袋里找到了你的一封信，从信中我们得知你曾打算昨晚在他家里过夜。”
“是这样的。”
“哦，你在那里过夜了，是吗？”
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
“等一下，葛雷格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想要的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不是吗？”
“我有责任提醒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以用作指控他的依据。”
“你们进门的时候，爱克尔斯先生正打算为我们讲述这件事。华生，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吧？先生，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我建议你不必介意，就像没被打断过一样继续讲下去吧。”
我们的来客一口气把白兰地喝完，脸上又恢复了血色。他犹疑地看了一眼警长的记录本，随即开始了他那不寻常的叙述。
“我是个单身汉，”他说，“由于善于社交，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位已经退休的酿酒商，名叫麦尔维尔，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厦。几个星期之前，我在他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我知道他是西班牙血统，同大使馆有些联系。他英语讲得地道，态度也讨人喜欢，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帅气的男子。
“我和这个小伙子似乎非常投缘。他好像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我。在我们见面后不到两天，他就到李街来看望我。这样一来二去，最终他邀请我到柴藤林屋——他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住所去住几天。昨天晚上我应约去了。
“在我去他家之前，他曾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情况。他和一个忠实的仆人住在一起，这个仆人也是西班牙人，会讲英语，替他管家，照料他的一切。他说他还有一个出色的厨子，能做一手好菜，是个混血儿，是他在旅途中结识的。我记得他感叹过在萨里郡的中心地区竟能找到这么一个奇怪的住处。我同意他的看法，尽管事实已经证明，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奇怪得多。
“我驱车到了那个地方——由厄榭往南大约两英里。房子很大，离公路有些距离，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车道两旁是高高的常青灌木丛。这座房子破旧不堪，摇摇欲坠，年久失修。当马车来到布满斑迹、久经风吹雨打的门前，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时，我一时有点儿犹豫，不知道拜访这样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人是否明智。他亲自为我开门，对我的到来表示极热烈的欢迎。然后他就把我交给一个忧郁、黝黑的男仆人。那仆人提着我的皮包，领我到准备好的卧室里。不过，整座屋宅都令人感到压抑。我们面对面坐着进餐，虽然主人极尽殷勤，但他好像一直心不在焉，说话含混不清，语无伦次。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敲桌子，咬咬指甲，还做出其他一些动作，可以看出来他心神不宁。至于那顿饭，既招待得不周到，菜也做得不好吃，再加上那个默不作声的仆人阴沉着脸色，实在令人觉得很不舒服。说真的，那天晚上，我真想找个理由返回李街。
“我想起一件事，或许和这两位先生正在调查的问题有关系，不过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快吃完饭时，仆人送进来一张纸条。我看出主人看过便条后显得更加坐立不安，神情更加古怪了。他不再故作无事地和我闲谈，而是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呆呆地想心事。但是便条上写的什么，他没有说。好在到11点钟左右，我就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在门口探头看我——当时房间是黑的——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他表示歉意，不该这么晚来打扰我，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后来，我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
“现在，我要讲到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了。当我醒来，天已大亮，一看表，快到九点钟了。我曾特别关照过，叫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我奇怪他们怎么会忘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按铃叫仆人，没有人答应。我按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有人答应。我想，肯定是铃出了毛病。我憋了一肚子火，胡乱穿上衣服，赶快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当我发现楼下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你们能想象出我当时是多么惊讶。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回答，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都空无一人。我的主人在头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但没有回答。我扭动把手进了房间，里面是空的，床上根本就没有人睡过。他同其余的人都走了。外国主人，外国仆人，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啦！我到柴藤林屋的拜访就此结束。”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发笑，一边把这件怪事记录到他那专门记载奇闻逸事的本子上。
“像你经历的这种事，我还是头一次听到，”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
“我气炸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成了某种荒唐的恶作剧的受害者。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砰的一声关上大门，提着行李就到厄榭去了。我找到镇上最大的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商号，发现那个林屋是这家商号出租的。这使我猛然想到，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只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主要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是3月底，每季度一次的结账日快到了。可是，这也解释不通。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不过他告诉我，租费已经预先付清了。后来，我进城走访了西班牙大使馆，大使馆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再往后，我又去找麦尔维尔，就是在他家里，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可是，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多。最后，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就赶来找你了。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解决难题的好手。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从你走进房间时说的话，我全明白了，一定还有什么悲剧性的事件发生了。这得由你接着往下说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关于这个人的死，我是完全一无所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
“这个我相信，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这个我相信，”葛雷格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我应当说，你所说的情况与我们注意到的事实完全吻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送来一张便条。这张便条后来到哪儿去了，你注意到没有？”
“是的，我注意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贝尼斯先生？”
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壮实、肥硕的红脸汉子。多亏他那两只几乎被脸颊和额头厚厚的肉褶遮住的眼睛炯炯有神，才弥补了那张胖脸的不足。他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已经变了颜色的纸片。
“福尔摩斯先生，炉子里面有炉栅。他把便条扔过了炉栅。这片没有烧过的纸片是我从炉子后面找到的。”
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赞赏。
“你一定把那所房子检查得非常仔细，才能把这么小的一个纸团找到。”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的做事风格。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葛雷格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
“便条写在普通的不带水印的米色压纹纸上，大小约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是用短刃剪刀分两下从整张纸上剪下来的。对折三次以后，用紫色蜡泥封口，用某种扁圆的东西在蜡上匆匆盖压过。便条是写给柴藤林屋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着：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和白。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这是女人的字体，笔头尖细。可是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钢笔写的，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你们可以看出，字体要粗大得多。”
“一张非常奇怪的条子，”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我真佩服你，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十分重视对细节的观察。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细节，所谓扁圆的封印，无疑是一颗平面的袖扣——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这种形状的呢？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所剪的两刀虽然很短，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有细小的弯曲。”
乡镇侦探嘿嘿笑了起来。
“我以为我已经够细致的了，现在才知道，我还是漏掉了一点东西，”他说，“我得说，我不认为这个条子有多么重要，它只是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而那个女人，照以往的经验，是一个知情人。”
当进行这一番谈话时，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安。
“我很高兴你们找到了这张便条，因为它证实了我所讲的事情经过，”他说，“可是，我要指出，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还都不知道呢。”
“说到加西亚嘛，”葛雷格森说，“这很容易回答。人们发现他死了。今天早晨在离他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的头被用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打成了肉酱，下手很重，不是打伤了，而是打开了花。那地方很僻静，方圆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没有住家。显然是有人从后面把他打倒的。行凶者在他死后还继续击打了很久。这是一次极其凶残的袭击。作案人没有留下任何足印和线索。”
“是抢劫吗？”
“不，没有抢劫的迹象。”
“这太悲惨了——既悲惨又可怕，”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不过，这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的主人深夜外出，遭到如此悲惨的结局，我一点儿也不知情，怎么会把我卷进这个案件里了呢？”
“很简单，先生，”贝尼斯警长回答说，“从死者口袋里发现的唯一材料就是你给他的信。信上说你将在他家过夜，而他就是在那天晚上死的。就是通过这封信的信封，我们才知道死者的姓名和住址。我们在今天早上九点钟以后赶到他家，你不在，别的人也不在。我一面电告葛雷格森先生在伦敦找寻你，一面搜查柴藤林屋。随后我就赶进城里，会合葛雷格森先生一同来到这儿。”
“现在我想，”葛雷格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最好是公事公办。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你跟我到局里走一趟，把你的供词写出来。”
“当然可以，我立刻就去。可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仍然聘请你代为出力，我希望你能够不惜费用，不辞辛苦，为我弄清真相。”
我的朋友转过身去看着那位乡镇侦探。
“我想你不会反对我同你合作吧，贝尼斯先生？”
“当然不会，先生，那是我的荣幸。”
“从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看，你干事敏捷，条理清晰。我想问一下，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有线索没有？”
“一点钟以后他一直在那里。当时下着雨。他肯定是在下雨之前死的。”
“可是，这根本不可能，贝尼斯先生，”我们的当事人叫了起来，“他的声音我不会听错。我敢起誓，那个时间他正在我卧室里对我说话。”
“奇怪，但并非不可能。”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
“你有线索啦？”葛雷格森问道。
“从表面上看，案情并不十分复杂，尽管它带有某些新奇有趣的特点。在我斗胆发表最后的结论之前，还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哦，对了，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除了这张便条之外，还发现了别的奇怪的东西没有？”
这位侦探以一种古怪的神情望着我的朋友。
“有，”他说，“还有一两样非常奇怪的东西。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也许你会愿意对这些东西发表高见的。”
“我随时听候吩咐，”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哈德森太太，送这几位先生出去，麻烦你把这封电报交给听差发出去。叫他先付五先令回电费。”
来客们离去之后，我们在寂静中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不停地抽着烟，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他的头伸向前方，表现出他特有的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
“唔，华生，”他突然转身问我，“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我对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的故弄玄虚很不以为然。”
“那么，罪行呢？”
“喔，从那个人的同伴都同时消失这一点来看，应当说，他们肯定和这起谋杀有牵连，所以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逃之夭夭了。”
“这个观点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从表面上看，你必须承认，他的两个仆人合伙谋害他，而且偏偏选在他有客人的那个晚上袭击他，这很奇怪。那一个星期，除了出事的那天以外，其余几天他都是独自一人，他们满可以为所欲为。”
“他们为什么逃走呢？”
“是啊。他们为什么逃走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另一个重大疑点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斯科特·爱克尔斯的那一段离奇经历。现在，亲爱的华生，要想提出一种解释，将这两个重大疑点都涵括在内，岂非超出了人类的智力限度？如果这种解释还能适用于那张措辞古怪的神秘便条，那么，即使这种解释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设也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了解到的新情况完全与假设的解释符合，那么我们的假设就可以逐渐成为答案了。”
“可是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仰身靠在椅背上，眼睛半睁半闭。
“你必须承认，亲爱的华生，恶作剧的想法是不成立的。正如结局所示，其中发生的事情非常严重。把斯科特·爱克尔斯哄骗到柴藤林屋肯定和这件事有某种联系。”
“可能是什么联系呢？”
“让我们一环扣一环地来研究一下。从表面上看，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和斯科特·爱克尔斯之间的奇怪友谊既突如其来又蹊跷古怪。推动友谊发展的是那个西班牙人。就在他第一次认识爱克尔斯的当天，他就赶到伦敦的另一头去拜访爱克尔斯，而且同他保持密切往来，最后把他请到厄榭去。那么，他要爱克尔斯干什么呢？爱克尔斯又能提供什么呢？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迷人之处。他并不很聪明——不可能同一个机智的拉丁血统的人品位相投。那么，加西亚为什么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偏偏选中了他，是什么特别适合他的需要呢？他有什么突出的气质吗？我说他有。他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体面的英国绅士，正是一个能给其他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证的恰当人选。你已经亲眼看到，两位警长谁都不曾想到对他的供词提出质疑，尽管他的供述是极不平常的。”
“可是，要他见证什么呢？”
“事情既然已发展到这种地步，他见证不了什么了。不过，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就可以见证一切。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明白了，这样他就可以作不在现场的证明了。”
“一点儿不错，亲爱的华生，他可能就是被人充作不在现场的证人。为了展开讨论，我们不妨设想柴藤林屋的那一家人是在共同策划某种阴谋。不管其企图如何，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是想在一点钟以前出走。他们在时钟上做了手脚，让爱克尔斯去睡觉的时间比爱克尔斯认为的时间要早些。不管怎么说，可能是，当加西亚走去告诉爱克尔斯是一点钟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过十二点钟。如果加西亚能够在这段特定的时间内干完想干的事情并回到自己房间，那么，他显然对任何指控都能作出强有力的答辩。我们这位无可指摘的英国人则可以在任何法庭上宣誓说被告一直是在屋里。这是对付最坏情况的一张保票。”
“对，对，我懂了。不过，另外几个人不见了，又怎么解释呢？”
“我还没有掌握全部事实，不过我不认为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不管怎样，单凭面前这点儿材料来争辩是非是错误的。你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摆弄材料，去迎合这个假设了。”
“那张便条怎么解释？”
“纸条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自己的颜色，绿和白。’听起来很像赛马的事。‘绿色开，白色关。’这显然是信号。‘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这是约定地点。我们说不定会在这件事的最终碰上一个妒忌的丈夫哩。显然，这是一次危险的探索，不然，她就不会说‘祝顺利’了。‘D’——这应当是一条线索。”
“那个人是西班牙人。我推测‘D’代表多洛蕾丝，这在西班牙是个很常见的女人名字。”
“好，华生，很好——可是极难成立。西班牙人同西班牙人写信，会用西班牙文。写这封信的人肯定是英国人。好吧，我们只有耐下心来等待，等那位了不起的警长回到我们这里来再说。不过，我们可得感谢我们的好运气，是它使我们在这几个钟头里得以从难以忍受的闲散和无聊中摆脱出来。”
在我们的萨里警官返回之前，福尔摩斯已经收到了回电。福尔摩斯看了回电，正要把它放进笔记本，瞥见了我满怀期望的脸。他笑着将回电扔给我。
“我们是在贵族圈子中打转呢。”他说。
电报上开列了一些人名和住址：
哈林比爵士，住丁格尔；乔治·弗利奥特爵士，住奥克斯肖特塔楼；治安官海尼斯·海尼斯先生，住帕地普雷斯；杰姆斯·巴克·威廉斯先生，住福顿赫尔；亨德森先生，住海伊加布尔；约舒亚·斯通牧师，住内特瓦尔斯林。
“显然，这种做法有助于限定我们的行动范围，”福尔摩斯说，“我敢肯定，头脑机敏的贝尼斯已经采用了某种类似的计划。”
“我不太明白。”
“哦，我亲爱的伙伴，我们已经提出了结论，加西亚吃饭时收到的是一封约会或幽会的信。现在，如果这种明确的解释是对的，为了赴约，这个人就得爬上那个主楼梯，到走道上去寻找第七个房门。显而易见，房子一定很大。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所房子离奥克斯肖特不会超过一两英里，因为加西亚是向那个方向走的。而且，按照我对这些情况的解释来看，加西亚原想及时地赶在一点钟以前返回柴藤林屋，以说明他并不在现场。由于奥克斯肖特附近的大房子为数有限，我采取了最直接的办法，打电报向斯科特·爱克尔斯提到过的代理人询问。房主的姓名都在这封回电里。我们这堆乱麻的另一头肯定就在他们当中。”
当我们在贝尼斯警长的陪同下来到厄榭美丽的萨里村的时候，已经快六点钟了。
福尔摩斯和我吃了几口晚饭，并且在布尔找到了舒适的住处。然后，我们在那位侦探的陪同下前去造访柴藤林屋。那是一个又冷又黑的3月之夜，寒风细雨迎面扑来，当我们在这片荒凉的空地上穿行而过，一步步走向那个悲剧发生的地点时，这环境真是一种十分适合的陪衬。
我们沿着那条阴冷凄凉的道路走了几英里，来到一扇高大的木门前。推门进去，一条弯曲阴暗的栗树林荫道直通向一所低矮黑暗的房屋，它在蓝灰色夜空的笼罩下更显得黑黝黝的。一丝微弱的灯光从大门左边的窗子里透出。
“有一名警察在值班，”贝尼斯说，“我来敲敲窗子。”他穿过草坪，轻击窗台。我透过模糊的玻璃隐约看见一个人从炉火旁的椅子上跳起来，并且从屋里传出一声尖叫。一会儿过后，一个警察打开了门，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拿在手里的一支蜡烛不停地摇晃着。
“瓦尔特斯，发生了什么事？”贝尼斯厉声问道。
这个人用手绢擦擦前额，放心地长吁了一口气。
“先生，您来了我真高兴。要度过这个漫长的夜晚，我想我的神经已经绷不住了。”
“你的神经，瓦尔特斯？我倒没有想到你身上还有神经。”
“嗯，先生，我是说这个空寂的屋子，以及厨房里的那个怪东西。刚才我还以为是那个东西又来敲窗哩。”
“又来什么东西了？”
“是鬼，先生，我知道。就在窗口。”
“什么在窗口？什么时候？”
“大约两个小时前。天黑不久，我坐在椅子上看报。不知怎的我一抬头，却看见一张人脸正从下端的窗框向里望着我。天啊，先生，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做梦都会看到它。”
“打住，打住！瓦尔特斯，这像一名警官说的话吗？”
“先生，这我知道，可是那东西太让人恐怖啦，先生，不承认不行。那张脸说不上是什么颜色，黑不黑白不白，色彩非常奇怪，就像牛奶溅在泥地上的样子。而那张脸盘，顶得上您两个脸那么大，先生，还有那副样子，两眼眼珠突出，咄咄逼人，加上一口白牙，活像一只饿狼。我对您说，先生，当时我是连一根指头都动弹不得，一口大气也不敢出，直到它突然消失。我跑了出去，穿过灌木林，感谢上帝，那儿什么也没有。”
“要不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瓦尔特斯，单就此事，我也可以给你记上一个黑点。如果真的是鬼，那么，一个值班警官也绝不应为他不敢用手去碰它一下而感谢上帝。这该不会是你产生的一种幻觉或神经错乱吧？”
“至少，这一点不难解释，”福尔摩斯边说边点亮了他的袖珍小灯，“是的，”他快速地把草地检查了一下说，“据我判断，穿的是12号鞋。以此看来，他肯定个子很高。”
“他怎么啦？”
“他好像是穿过灌木林朝大路跑了。”
“好吧，”那位警长带着严肃而沉思的脸色说，“不管他是谁，想来干什么，现在他已经走了，还有更急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办。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允许，我要带你去看一下这所住宅了。”
我们仔细搜查了每个卧室和起居室，一无所获。显然，房客随身带来的东西不多，几乎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带。全部家具乃至细小的物件都是连同房子一起租用的。留下的许多衣服上都缀有高霍尔本的马克斯公司的商标。通过电报查询获悉，马克斯除了知道此人付账爽快之外，对他的买主一无所知。此外，只有一些零碎东西，几个烟斗、几本小说什么的，其中有两本小说是西班牙文的，还有一支老式左轮手枪和一把吉他。
“这里面没有东西，”贝尼斯说，手里拿着蜡烛，昂首阔步地在一个个房间出出进进，“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请你注意厨房。”
厨房位于这所房子的后半部分，里面很阴暗，屋顶很高。角落里摊着一个草垫，显然是厨师的床铺。盛有剩菜的盘子和用脏了的餐具还有昨天晚餐剩下的饭菜都堆放在桌子上。
“瞧这儿，”贝尼斯说，“你看这是什么？”
他举起蜡烛，照着橱柜背后一件奇怪的东西。这件东西已被揉搓得皱皱巴巴，很难分辨出是什么，只能说它是黑色的，皮做的，看上去像个小矮人。我刚开始查看时，以为是个黑种小孩的木乃伊；再一看，又像个扭变了形的远古猴类，我最后也拿不准那究竟是动物还是人。它身体中部挂着两串白色的贝壳。
“很有意思，的确很有意思！”福尔摩斯说，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件邪恶的古物，“还有其他的吗？”
贝尼斯没作声，领我们到洗涤槽前。他把蜡烛朝前一照，只见一个大盆，里面盛满了被撕得七零八落的某种白色大鸟的翅膀和躯体，上面还带着羽毛。福尔摩斯用手指了指割下来的鸟头上的肉垂。
“一只白公鸡，”他说，“太有趣了！这件案子真是太离奇了。”
但是，贝尼斯先生执意要把他那邪恶的展览持续到底。他从洗涤槽下面拿出一个盛满血的铝桶，又从桌上取来一个盘子，上面堆满了烧焦的碎骨头。
“杀死了一些东西，又烧了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从火里收集起来的。今天早上我请来一位医生对此进行了检验，他说这些不是人体上的东西。”
福尔摩斯微笑着搓着两手。
“我得向你表示祝贺，警长，你处理了一件如此不同寻常、又是如此富于教益的案子。你的才能，如果我这样说你不感觉是冒犯的话，似乎已经超过了你的机遇。”
贝尼斯警长的两只小眼睛露出得意的神色。
“你说得不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这些乡下的警察很难出人头地。像这样的案件给每个人带来了机会，我希望我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你对这些骨头怎么看？”
“我认为是一只羔羊，要不就是小山羊。”
“那么，白公鸡呢？”
“很怪，贝尼斯先生，非常奇怪。可以说从来没有见过。”
“对，先生。这房子里住的是些怪人，行为诡秘。其中一个已死啦。难道是他的同伴从背后把他打死的？若是那样，我们早就把他们逮住了，因为我已派人在所有的港口进行监视。但是，我自己有不同的看法。是的，先生，我本人的看法大不一样。”
“那么说你自有主张喽？”
“我要自己来做，福尔摩斯先生。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的声誉着想。你已经成名了，我也要成名。要是以后我能够说我不靠你的帮助破了案，那我就太高兴了。”
福尔摩斯爽朗地笑了起来。
“好吧，好吧，警长，”他说，“我们各走各的路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随时使用我的成果。我想，这房子里，我想看的都看过了，在别处花点时间或许更有收获，再见啦，祝你好运！”
我知道福尔摩斯正在着急寻找一条线索，这我可以举出他好多微妙的表情来证明，除我之外，别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对于一个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福尔摩斯如往常一样冷淡，但是，他那双闪亮的眼睛和轻快的举动却透漏出一种被抑制的热情和紧张的情绪，这使我确信，他是正在思考对策。按照他的作风，他一言不语；照我的脾气，我一句也不问。我能与他一块儿参加这场游戏，能为抓罪犯而提供一点儿帮助，而且不会以无用的插话而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对此已很满意了。到时候，一切都会转向我的。
因此，我等待着——可是，我越来越失望，空等一场。一天接着一天，我的朋友毫无动静。其中有整整一上午他是在城里度过的，我偶然得知，他是去大英博物馆了。除这次外出之外，他成天散步，时间很长且常常是独自一人，要不就是同村里的几个碎嘴子闲聊，他在努力结交这些人。
“华生，我相信在乡间住上一周对你是很宝贵的，”他说道，“再次看到树篱上新绿的嫩芽还有榛树上的花蕾，让人感到舒心极了。带上一把小锄、一只铁盒子和一本初级植物学书，就可以度过一些惬意的日子了。”他自己带着这套行装四处找寻，可带回来的只是寥寥几株小植物，而这点儿东西用不了一个黄昏就可以采到的。
我们在漫步闲谈时，有时也遇见贝尼斯警长。当他与我的同伴打招呼时，他那张又肥又红的脸上满是笑容，一对小眼睛熠熠发亮。他很少涉及案情，但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窥测出他对事情的进展也还满意。然而，我得承认，案发五天后，当我打开晨报见到如下的大字标题时，我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
奥克斯肖特谜案告破 犯罪嫌疑人已被拘捕
当我读出这标题时，福尔摩斯像是被什么蜇了一下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啊！”他叫道，“你该不是说贝尼斯已经把他抓住了吧？”
“很显然。”我说着便把下面的报道念给他听。
“昨天深夜，当与奥克斯肖特凶杀案有关的疑犯已被捕获的消息传开时，在厄榭及其周边地区引起极大轰动。人们应该记得，柴藤林屋的加西亚先生系被发现死于奥克斯肖特空地，身上有遭受重创的痕迹，他的仆人和厨师也于同一晚上逃走，显然他们参与了这一罪行。有人指出，死去的这位先生可能有贵重财物存放在住处，以致财物失窃，构成罪案，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证实。贝尼斯警长负责调查此案，经他多方努力，查明了逃犯的藏身之处。他有充分的根据证明他们没逃远，只是躲藏在事先准备好的某一地方。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最终不会逃脱，因为一两个商人曾从窗口见过那个厨师，他们作证说，厨师的长相很独特——是一个混血儿，身材魁梧相貌凶恶，具有典型的非洲裔人种特有的淡黄色面目。案发之后，曾有人见过他，因为他竟然斗胆重回柴藤林屋，警官瓦尔特斯当晚发现了他并进行追踪。贝尼斯警长认为，此人冒险返回必有所图，因而可以断定他肯定会再次出现，于是放弃林屋，另在灌木林中设下埋伏。果不其然此人中了圈套，昨晚一场搏斗过后，终被擒获，警官唐宁在搏斗中遭到该暴徒重击。据我们了解，当罪犯被送交地方法官后，警方将提请还押审讯。此人捕获后，本案将会有重大突破。”
“我们必须马上去见贝尼斯，”福尔摩斯喊着，拿起了帽子，“我们还来得及在他出发之前赶到他那里。”不出我们所料，当我们匆忙赶到村里的大路旁，警长刚从他的暂住处走出来。
“你看到报纸了吧，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一边递给我们一份报纸。
“是呀，贝尼斯先生，看到了。如果我向你提点善意的忠告，希望你不要见怪。”
“忠告，福尔摩斯先生？”
“我曾对这个案件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对你走的路是否正确，我还不敢肯定。我不希望你这样蛮干下去，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
“谢谢你的好意，福尔摩斯先生。”
“我向你保证，这是为你好。”
我好像看见贝尼斯先生的一只小眼睛眨动了一下。
“我们说好了，各走各的路，福尔摩斯先生。我正是这样做的。”
“哦，那好吧，”福尔摩斯说，“请别介意。”
“哪儿的话，先生，我相信你这样做是为了我好。不过，我们都有各自的方法，福尔摩斯先生。你有你的方法，我也许有我的方法。”
“这个我们不要再提了吧。”
“我的情报也欢迎你随时使用。这个家伙是个十足的野蛮人，像一匹驾辕的马那样结实，如魔鬼一般凶狠。被制服之前，他差点儿把唐宁的大拇指咬断了。他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说，除了哼哼哈哈之外，别的什么都不会从他那儿得到。”
“你认为你可以证明他的主人是他杀害的吗？”
“我没这么说过，福尔摩斯先生，我没有这样说。我们的方法不同。你试你的，我试我的。这是说定了的。”
福尔摩斯耸耸肩，我们就一起走开了。“他这个人真让我捉摸不透。他好像是在骑着马瞎闯。好吧，就照他说的办，各人试各人的，看结果如何。不过，贝尼斯警长身上的某种东西我总是不很理解。”
我们回到布尔的住处时，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华生，你坐在那把椅子上。有些情况需要让你了解，因为我今晚可能需要你的帮助。让我把我所掌握的案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你。虽然案情的主要特点相当简单，但是怎样拘捕凶手却要费一番周折。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我们填补的缺口。
“让我们回顾一下加西亚死去的那天晚上他收到的那封信吧。我们可以把贝尼斯的关于加西亚的仆人与此案有关的想法暂置一边。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作为证据：正是加西亚安排斯科特·爱克尔斯到来的，这只能说明他是为了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那天晚上，是加西亚起了心，而且显然是起了坏心。他在干坏事的过程中送了命。我说‘坏’心，那是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心存歹意时，他才会试图制造他不在犯罪现场的假象。那么，是谁谋害的他呢？当然是犯罪企图所指向的那个人。到目前为止，我看我们的根据是可靠的。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加西亚的仆人们失踪的原因了。他们都是同伙，都参与了这个我们还弄不明白的罪案。如果加西亚回去时事情得手，那么，那个英国人的作证就会排除任何可能的怀疑，一切都会顺利。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尝试。如果到了一定时间加西亚还不回去的话，那他可能就送了命。因此，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一旦真的发生上述情况，他的两个手下便会到事先安排好的地方躲起来，逃避搜查，以便事后接着再干。这足以解释全部的事实，是不是？”
我似乎已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头绪。使我不解的是，和往常一样，我为什么在此之前总是看不出来呢。
“但是，一个仆人为什么要回来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匆忙逃离的时候，有某种珍贵的东西落下了，他又舍不得丢弃。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固执，对不对？”
“哦，那么下一步呢？”
“下一步是加西亚吃晚饭时收到的那封信。这封信表明，在另一头还有一个同伴。那么，这个另一头又在哪儿呢？我已经对你说过，它只能在某一处大宅子里，而大住宅则为数不多。到村里来的头几天，我四处闲逛，搞植物研究，并利用间隙，对所有大住宅进行察访，还对住宅主人的家世进行了调查。有一家住宅，而且只有一家住宅，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海伊加布尔有名的黑橡木庄园，离奥克斯肖特河对岸一英里，离发生悲剧的地点不到半英里。其他住宅的主人都平凡而可敬，与传奇生活毫不相干。但是，海伊加布尔的亨德森先生却有几分古怪，离奇的事有可能在他身上发生。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
“一群怪人，华生——他本人是其中最怪的一个。我利用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设法去拜晤他。可是，从他那双晦暗、深陷、仿佛陷入沉思的眼睛里我似乎看出，他十分清楚我的真正来意。他大约五十岁，强壮而机灵，铁灰色的头发，两道浓眉联成一线，行动像鹿一样敏捷，有着帝王般的风度——总之，是一个凶狠专横的角色。一股火辣辣的精神潜藏在他那张羊皮纸样的面孔后面。他要么是个外国人，要么就曾在热带长期居住过，因为他的皮肤虽然枯黄，但却如马鞭绳一般坚韧。他的朋友兼秘书卢卡斯先生肯定是个外国人，棕色的皮肤，狡猾，文雅，像只猫一样，说话刻薄但又不失礼貌。你看，华生，两伙外国人我们都已接触到了——一伙在柴藤林屋，另一伙在海伊加布尔——所以，我们的两个缺口已经开始合拢了。
“这两个密友是全家的中心。不过，对于我最直接的目的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亨德森有两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11岁，另一个13岁。她们的家庭女教师是一个40岁左右的英国妇女，名叫伯内特。还有一个贴身男仆。这小小的一伙人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因为他们一同旅行各地。亨德森先生是大旅行家，经常出去旅行。前几个星期他才从外地回到海伊加布尔来，已有一年不在家了。我还可以加上一句，他很富有。他想要的东西会很容易地得到满足。至于别的情况，就是他家里总是有很多管事、听差、女仆，以及英国乡村宅邸里常有的一群多吃少干的杂役。
“这些情况，一部分是从村里的闲谈中听到的，一部分是我自己观察到的。最好的人证莫过于被辞退而受尽委屈的仆人。很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虽说是幸运，但是，若我不出去找，好运气也不会白送上门来的。正如贝尼斯所说，我们都有自己的打算。按照我的打算，我找到了约翰·瓦纳，他是海伊加布尔原先的花匠。他是在他专横的主人一怒之下卷铺盖离开的。而那些在室内工作的仆人很多是和他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大家对主人既害怕又憎恨。所以，我找到了打开这家人的秘密的钥匙。
“怪人，华生！我并不认为我已弄清全部情况，不过确是非常古怪的人。这所住宅两边各有厢房，主人和仆人各住一边。除了亨德森的贴身仆人给全家开饭之外，这两边之间没有来往。每一样东西都得拿到指定的一个门口，仅此而已。女教师和两个孩子除了到花园里走走之外，根本足不出户。亨德森从来不单独散步。他的那个深色皮肤的秘书和他形影不离。仆人中这么传言，他们的主人特别害怕某种东西。‘为了钱，他把灵魂都出卖给了魔鬼，’瓦纳说，‘就等着债主来要他的命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是什么人，只知道他们非常凶暴。亨德森曾两次用他的打狗鞭抽人，只是由于他那鼓鼓的钱包和巨额赔偿，才使得他免吃官司。
“华生，我们现在根据这些新的情报来判断一下形势。我们不妨这样想：那封信是从这个古怪人家发出的，要加西亚去执行某种事先早已计划好的任务。信是谁写的？是这个城堡里的某个人，而且是个女的，那么，除了女教师伯内特小姐之外，还会是谁呢？我们的全部推理似乎都朝这个方面指去。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设想，看它最终会产生何种结果。再说一句，就伯内特小姐的年纪和性格来看，我最初以为有爱情夹杂在其中的想法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信是她写的，那么，她总该是加西亚的朋友和同伴了吧？当她听到他死去的消息，她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他是在进行某种非法勾当中遇害的，那么她就会守口如瓶。可是，她心里一定对那些杀害他的人恨之入骨，她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向杀害他的人报仇。能不能去见她？设法和她见上一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但现在我遇到的情况不太妙。自从那天晚上谋杀案发生后，到现在还没有谁看见过伯内特小姐。从那天晚上开始，她就踪影全无。她还活着吗？也许她同她所召唤的朋友一样，在同一个晚上遭遇了不测？或者，她只不过是被囚禁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加以确定的。
“这种困境你也会体会得到的，华生。我们的材料不足，不能要求进行搜查。如果把我们的全部计划拿给地方法官看，他可能会认为是痴人说梦。那个女人的失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家庭里，任何一个人一星期不露面也不足为奇。而目前她的生命可能处于危险中。我所能做的就是对这所房子进行监视，留下我的代理人瓦纳来看守着大门。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情形再往下发展。如果法律无能为力，我们只好自己来冒这场风险了。”
“你有什么打算？”
“我知道可以从外面一间屋的屋顶进入她的房间。我建议我们今晚就去，看能不能击中这个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必须承认，前景并不十分乐观。那座充满凶杀气氛的老屋，奇怪而又可怕的住户，探查中存在的无法预测的危险，加上我们被法定地置于违规行事的位置，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我的热情大大受挫。但是，福尔摩斯那冷静的推理中有某种东西，使得避开他提出的任何冒险而往后退缩成为不可能。我们清楚，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答案。我默默地握住了他的手。事已至此，无法悔改。
但是，使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的调查竟会以如此离奇的方式结束。大约在五点钟，正当3月黄昏的夜幕悄悄落下时，一个乡下人慌慌张张地闯进了我们的房间。
“福尔摩斯先生，他们坐末班火车走了。那位女士逃出来了。我把她安顿在楼下马车里了。”
“太棒了，瓦纳！”福尔摩斯喊道，飞身跃起，“华生，缺口就要合拢啦。”
马车里有一个因神经衰竭而半瘫痪的女人。最近这场悲剧在她那瘦削而憔悴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她的头有气无力地低垂在胸前。当她抬头用她那双迟钝的双眼望着我们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瞳仁已经变成浅灰色虹膜中的两个小黑点。她服食过鸦片。
“照您的吩咐，我守在大门口，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的使者，那位被开除了的花匠说，“马车出来以后，我一直跟到车站。她当时神志不清像个梦游人，但是当他们想把她拉上火车的时候，她清醒过来，努力反抗，他们把她推进车厢，她又挣脱了出来。我一把拉住她，把她塞进一辆马车，就直接到这儿来了。当我带她离开时那车厢窗口的那张脸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黑眼睛、黄皮肤、怒目相视的魔鬼，要是他得逞了，我的命早就没了。”
我们扶她来到楼上，让她在沙发上躺下。然后给她喝了两杯浓咖啡，这使她的头脑立刻从药性中清醒过来。福尔摩斯请来了贝尼斯。见此情景，他很快就明白了发生的一切。
“啊，先生，我要找的证人你给找到啦，”警长握住我朋友的手热情地说道，“从一开始，我就和你在找寻同一条线索。”
“什么！你也在找亨德森？”
“唔，福尔摩斯先生，当你在海伊加布尔的灌木林中悄悄潜行时，我正在庄园里的一棵大树上往下看着你。问题只在于看谁先获得他的证人。”
“那么，你为什么逮捕那个混血儿呢？”
贝尼斯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肯定，那个自称为亨德森的人已经察觉自己被怀疑了，而且一旦他认为他有危险，他肯定会躲藏起来，不再行动。我错抓人，是为了使他相信我们已经不注意他了。我知道，他可能会溜掉，这样就给了我们找到伯内特小姐的机会。”
福尔摩斯用手轻拍着警长的肩膀：“你一定会高升的。你有才智，有直觉。”他说。
贝尼斯笑容满面，十分得意。
“一个星期来，我在车站派了一个便衣守候。不管海伊加布尔家的人上哪儿，都在便衣的监控之下。可是，当伯内特小姐挣脱的时候，便衣一定感到为难，不知该怎么办。不管怎样，你的人把她找到了，一切都很顺利。没有她作证，我们无法捉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快得到她的证词。”
“她还在逐渐恢复中，”福尔摩斯望了一眼女教师说道，“告诉我，贝尼斯，亨德森这家伙是谁？”
“亨德森，”警长说，“就是唐·默里罗，他一度被称为圣佩德罗之虎。”
圣佩德罗之虎！这个人的全部历史立刻呈现在我眼前。在那些打着文明的招牌统治国家的暴君中，他以最荒淫残忍而闻名。他身体强壮，精力十足，而且无所畏惧。他刚愎自用，残暴地统治了一个懦弱的民族足有十一二年之久。在整个中美洲他的名字就是恐怖的代名词。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他的人民起义。可是，他既残酷又狡猾，一听到风声，马上把他的财产偷偷转移到一艘由他的忠实信徒把持的船上。第二天起义者袭击他的宫殿时，那里已空空如也。这个独裁者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秘书以及财物逃之夭夭。从那时起，他就从世界上消失了。他本人则成了欧洲报纸经常评论的话题。
“是的，先生，唐·默里罗就是圣佩德罗之虎。”贝尼斯说。
“如果你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圣佩德罗的旗帜是绿色和白色的，和那封信上说的相同，福尔摩斯先生。他自称亨德森，但是我追溯了他的已往，由巴黎至罗马至马德里一直到巴塞罗那，他的船是在1886年到达巴塞罗那的。人们为了复仇一直在寻找他。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刚发现他。”
“他们一年前就发现他了，”伯内特小姐说。她已经坐了起来，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有一次，他几乎要没命了，可是某种邪恶的精灵却庇护了他。现在，也是如此，高贵仗义的加西亚倒下了，而那个魔鬼却安然无恙。虽然将来还会有人倒下去，但正如明天太阳照样升起一样正义最终会得到伸张，这是毋庸置疑的。”她紧握着瘦小的双手，她那憔悴的脸由于仇恨而变得苍白。
“但是，伯内特小姐，你怎么会牵连进去呢？”福尔摩斯问道，“一位英国女士怎么会参与这么一件凶杀案呢？”
“我参与进去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样再无法伸张正义。多年前，在圣佩德罗血流成河，英国的法律起作用了吗？这个人把盗窃来的财物用船运走，英国的法律管得了吗？对于你们来说，这些罪行就像发生在别的星球上。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在悲哀和苦难中认识了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地狱里没有哪个魔鬼像胡安·默里罗，只要他的受害者报仇雪恨的喊声依然存在，那么生活就不会平静。”
“当然，”福尔摩斯说，“你这样说他没错。我听说他凶残至极。不过，你是怎样遭受到迫害的呢？”
“我全都告诉你。这个恶魔凭借各种各样的借口，杀掉所有他认为有可能成为他的危险对手的人。我的丈夫——对了，我的真名是维克多·都郎多太太，是驻伦敦的圣佩德罗公使——我们是在伦敦相识的，并在那儿结了婚。他是世上罕见的极为高尚的人。不幸的是，默里罗对他的卓越品质有所耳闻后，就用某种借口召他回去，把他枪毙了。他对他的灾难有预感，所以没有把我带回去。他的财物充公了，留给我的是微薄的收入和一颗破碎了的心。
“后来，这个暴君倒台了。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他逃走了。可是，他毁掉了许多人的生命，那些在他手里被折磨至死的人的亲友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协会。复仇的使命一天不完成，这个协会就一天不撤销。当我们发现这个改头换面的亨德森就是那个倒台的暴君之后，我的任务就是打进他的家里，让别人了解他的行踪。我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靠保住在他家里当女教师的位置。他没想到，每顿饭都和他对桌而食的这个女人的丈夫，正是被他处心积虑地杀害了的人。我朝他微笑，负责教育他的孩子，等待着时机。在巴黎试过一次，但失败了。我们迅速地东躲西藏，跑遍了整个欧洲，把追踪我们的人甩掉，最后回到这所他一到英国就买下来的房子。
“可是，这儿也有正义的使者在等着他。加西亚是原圣佩德罗大主教的儿子。当他得知默里罗要回到这里时，加西亚带着两名地位低卑的忠实伙伴做好了准备。报仇的火焰在三个人胸中燃烧着。白天加西亚无法下手，因为默里罗防备严密，没有他的随员卢卡斯——此人在他辉煌的年代叫洛佩斯——在身边，他从不外出。但在晚上，他是单独睡的，所以报仇的人在这个时候有机可乘。一天黄昏，按照事先的安排，我给我的朋友送去最后的消息，因为这个家伙时刻高度警惕，他的房间经常调换。我要留心让所有的房门都开着，同时在朝大路的那个窗口发出绿光或白光作为信号，表示一切顺利或者行动最好推迟。
“可是，我们的每一步都不顺利。秘书洛佩斯对我产生了怀疑。我刚把信写完，他就悄悄从背后向我猛扑过来。他和他的主人把我拖到我的房间，宣判我是有罪的叛徒。如果他们可以杀人不承担后果的话，他们早就当场用刀把我刺死了。最后，他们经过争论，一致认为杀死我太危险。但是，他们决定要把加西亚干掉。他们塞住我的嘴，默里罗扭住我的胳膊，直到我把地址给了他。我发誓，如果我知道这对加西亚意味着什么，那么，他们把我的胳膊扭断我也不会说出去。洛佩斯在我的信上写上地址，用袖扣封上口，让仆人何塞送了出去。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杀害加西亚的，只知道是默里罗亲手干的，因为洛佩斯被留下来看守着我。我想，他一定是潜伏在金雀花树丛里。树丛中有一条弯曲的小径。等加西亚经过时就把他击倒。刚开始，他们打算让加西亚进屋来，然后把他当作被追杀的盗贼杀死。但是，他们有了争议。如果他们被卷进一场盘查，会暴露他们的身份，他们就会招来进一步的打击。加西亚一死，追踪就会结束，因为这样可以把别的人吓住，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计划。
“如果不是因为我对这伙人的所作所为十分了解，他们现在都会安然无事的。我不否认，好几次我都濒临死亡。他们把我关在房间里，进行恫吓，以残酷虐待来摧残我的精神——看看我肩上的这块刀疤，还有手臂上一道道的伤痕——有一次，我想在窗口喊叫，他把一件东西塞进我嘴里。这种惨无人道的关押持续了五天，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吃，都快支撑不下去了。今天下午，给我送来了一份丰盛的午餐。等我吃完，才意识到吃的是麻醉药。我像在梦里一样，被塞进马车，后来又被拉上火车。就在车快要启动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由。我跳了出来。他们想把我拖回去。要不是这位好心人帮忙把我扶进一辆马车，我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的。感谢上帝，我终于逃出他们的魔掌了。”
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这番不寻常的讲述。福尔摩斯最终打破了沉默。
“我们的困难依然存在，”他说着摇摇头，“我们的侦查任务虽然结束，但是，我们的法律工作却开始了。”
“对，”我说，“一个善辩的律师可以把这次谋杀说成是自卫。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犯上百次罪，可是，只有在这件案子上才能判罪。”
“得啦，得啦，”贝尼斯高兴地说，“我看法律还没有那么糟。自卫是一回事，怀着蓄意谋杀的目的去诱骗这个人，那就另当别论了，不管你担心会从对方那里遭到什么样的危险。不，不，等我们在下一次的吉尔福德巡回法庭上看到海伊加布尔的那些房客时，就可以证实我们都是正确的了。”
然而，这是个历史问题，在圣佩德罗之虎受到惩罚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同伙不仅狡猾，而且很大胆，他们溜进埃德蒙顿大街的一个住所，然后从后门出去，到了柯松广场，就这样把追捕的人甩掉了。从那天以后，他们在英国就再也没出现过。大约半年以后，蒙塔尔法侯爵和他的秘书鲁利先生双双在马德里的埃斯库里尔饭店里被谋杀。有人把这桩案子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始终没抓到谋杀者。贝尼斯警长来到贝克大街看望我们，带来一张那秘书和他主人的复印图像，那秘书是一张黑脸，主人有一副老成的面孔，富有魅力的黑眼睛和两簇浓眉。我们并不怀疑，尽管是延误了，正义终究还是得到了伸张。
“这是一桩头绪纷乱的案件，我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在暮色中抽着烟斗说道，“不可能用你以往得心应手的简洁风格将它讲述出来。它覆盖了两个大洲，牵涉到两群神秘的人，加上我们非常可敬的朋友斯科特·爱克尔斯的出现，使案情进一步复杂化了，他被卷进这个案子向我们表明，死者加西亚足智多谋，有良好的自我防范本领。结局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和这位可敬的警长合作，在千头万绪的疑点中抓住了要害，终于得以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前进。你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
“那个混血儿厨师为什么要回来？”
“我想，你的疑问可用厨房里的那件怪东西来解答。这个人是圣佩德罗原始森林里的生番，那件东西是他的神物。当他和同伴退到预先约定的地点时——他们的同伙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的同伴曾劝他扔掉这件易受连累的东西。可是，那是这个混血儿的心爱之物。第二天，他忍不住又返回来。当他从窗口往里探望时，看见了正在值班的瓦尔特斯警官。他一直等了三天。出于虔诚或者说是迷信，他又尝试了一次。平时机灵的贝尼斯警长曾在我面前把此案看轻了，但终于也认识到了案情的重大，因而设下圈套让那个家伙自投罗网。还有别的问题吗，华生？”
“在那古怪厨房里的那只撕烂了的鸟，一桶血，烧焦了的骨头，还有其他所有的神秘东西又如何解释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翻开笔记本的一页。
“我在大英博物馆花了一个上午，对这一点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从艾克曼著的《伏都教和黑人宗教》一书中摘录的一段话：
“虔诚的伏都教信徒无论干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要向他那异端的神献上祭品。极端的形式就是采取杀人祭奠，然后把人肉吃掉的方式。但通常的祭品则是一只白公鸡，被活活扯成碎片，或者是一只黑羊，割开喉咙，将其躯体焚化。
“因此你看，我们的野人朋友在仪式方面完全是正统的。这真是怪异，华生，”福尔摩斯慢慢地合上笔记本，同时又加上一句，“但是，从怪诞到可怕只差一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