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福尔摩斯面对面坐在贝克街住处的壁炉前,屋中十分温暖。他习惯性地感慨道:“老兄,生活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巧妙。有些事情就在现实中存在,而我们却想当然地认为不可能。如果我们能够手拉手地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地揭开那些屋顶,就可以窥视到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奇怪的巧合、密室里的策划、闹别扭,以及令人咋舌的一连串的事,它们不断发生着,形成稀奇古怪的后果,这使得那些让人一看开头就知道结果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
我不以为然:“我不信。报纸上发表的案件,一般来说,既单调,又庸俗。警察的报告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典范,其结果既不有趣,也没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你说得对,要有真实感,必须对细节进行必要的筛选和判断。警察报告里哪有这些?它们的重点都放到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上去了,根本没有放在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实质性细节上,而我敢说,没有什么像司空见惯的东西那样不自然的了。”
我笑着摇摇头:“我十分理解你的这种想法。当然喽,你所处的地位,是整个三大洲每一个陷于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助手,所以就有机会接触到一切不同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我们做一个实验,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占了半栏篇幅,可是我不看就完全可以猜到里边会说些什么。一定会牵涉到另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闺中密友或者房东太太等等。即使是最笨的作者也写不出比这更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草草扫了一下,说:“实际上,你所举的例子并不能很恰当地支持你的观点。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案发时,我把同此案有关的一些细节弄得很清楚。丈夫滴酒不沾,没有别的女人;被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吃完饭时,他总要取下假牙,向妻子扔去。你是否认为,这件事也枯燥无味呢?医生,给我一点鼻烟,你得承认,从你所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
他伸手拿出他的旧金鼻烟壶,壶盖的中心嵌着一颗紫色水晶。它的光彩夺目同福尔摩斯一向简单朴素的生活作风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我忍不住加以评论。
“哦,”他说,“我忘了有几个星期没见到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酬谢我的——我在艾琳·爱德勒相片案中帮了他的忙,这不过是个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指上华贵的钻石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因为我给他们破的案子非常微妙,即便是对你这么一位一直勤勤恳恳为我扬名的朋友,我也不便透露。”
“那么,现在你手头上有案子吗?”我很感兴趣地问他。
“有那么十一二件吧,但是没有一件特别有趣。你知道,它们很重要,但是并不有趣。的确,我发现通常在不重要的案件里倒有值得观察和分析的余地,这样,调查工作就很有味儿了。罪行越大,往往越简单,因为一般来说,罪行越大,动机就越明显。这些案件中,除了从马赛来的要我办的那个案件还有些复杂外,其他就没有一件是特别有趣的。不过,或许再稍等片刻,就会有更有趣的案件送上门来,因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就有一位委托人来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站到拉开了窗帘的窗前,俯视着那条灰暗而冷清的伦敦街道。我从他的肩上往外看去,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个子女人,脖子上围着厚毛皮围脖,插着一支又长又卷的羽毛的宽边帽子歪戴在一只耳朵上面,很有些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在这样的盛装之下,她神情紧张、犹疑不决地向上张望着我们的窗子,同时身体轻轻地前后摇晃着,手指不安地拨弄着手套上的纽扣。突然,像游泳者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她决然地穿过马路,接着我们便听到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我以前见过这种征兆。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经常标志着发生了桃色事件。她想要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但是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应把这样隐秘的事情告诉别人。不过,就在这点上也有区别。当一个女人觉得男人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时,她就不再摇晃了,通常是急得要把门铃线给扯断。现在的这个案子可能是一桩恋爱事件,因为她并不怎么愤怒,只是有些迷惘或者说是忧伤。好在现在她亲自登门造访,我们的迷惑就可以很快解开了。”
他正说着,有人敲门,穿着号衣的男佣进来报告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刚说完,这位女客就出现在男佣矮小身躯的后面,仿佛是随着领港小船扬帆而来的一艘商船。福尔摩斯落落大方而又彬彬有礼地欢迎了她,并随手推上门,微鞠一躬,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转眼,他就用他特有的那种看似心不在焉的神态把她打量了一番。
他说道:“你眼睛近视,还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有点费劲吗?”
她回答道:“开始确实有点费劲,但是现在不用看就知道字母的位置了。”突然,她体会到他这问话的含义,十分震惊地抬起头来仰视着,她那宽而平和的脸上露出了又惊又怕的神色。她叫道,“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吗?您怎么会知道这些?”
福尔摩斯笑着说:“别害怕,我的工作就是要知道一些事情。也许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得能够了解到一些别人忽略的事情。不然,你又为什么来找我呢?”
“先生,我是从艾丽丝泊太太那里听说您才来找您的。当初,警察和大家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不用再去找了,而您却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哦,福尔摩斯先生,我盼望您也能这样帮帮我。我没多少钱,但是除了打字所得的那一点点收入外,我还继承了一份财产,每年能有100英镑的收益。只要能打听到霍思摩·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愿意全部拿出来。”
福尔摩斯问:“你为什么这样匆忙地离开家来找我呢?”他的手指尖顶着手指尖,眼睛望着天花板,仿佛漫不经心地问。
玛丽·萨瑟兰小姐有些怅然若失的脸上又一次浮现出惊讶的神色。她说:“是的,我是突然决定出来的。因为文迪贝克先生——也就是我的父亲——对这事漠不关心,我非常气愤。他不肯去报警,也不肯到您这儿来,最后,他什么都不干,只是不断地说,‘没事,没事。’这让我很生气,所以就自己跑来找您了。”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一定是你的继父,因为不同姓。”
“不错,是我的继父。但我得叫他父亲,尽管听起来很可笑,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在吗?”
“健在。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刚死不久,她就再婚了,而且男的比她几乎小了15岁,这使我很不高兴。我父亲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道生意,留下来一个相当大的企业,现在由我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文迪贝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我母亲把企业卖了,因为他是个推销酒的旅行推销员,地位很高。他们把商标也卖了,连同利息,一共得了4700英镑。如果我父亲还活着,得到的钱肯定比这些多得多。”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会不耐烦听这样杂乱无章、没头没脑的叙述,谁知道,他听得十分专注。
他问:“你自己的额外收入是从这个企业里得来的吗?”
“啊,先生,不是的。那是另外一笔收入,是在奥克兰的奈德伯父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利率四分五厘。股票金额是2500英镑,但是我只有使用利息的权利。”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说的很感兴趣。既然你每年能得到100英镑的巨款,加上你工作挣的钱,完全可以去旅行,过一种很舒适的生活。我相信,大约60英镑就能让一位独身的女士生活得很好了。”
“福尔摩斯先生,哪怕比这个数目再小,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您知道,只要我住在家里,就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文迪贝克先生每季度都会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我母亲,我觉得我打字挣的那点钱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每打一张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15到20张呢。”
福尔摩斯说:“你的情况我已经很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在他面前你可以同在我面前一样,不必拘束。请你把你同霍思摩·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全部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微微红了,紧张地用手抚弄着短外衣的镶边。她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们总要送票给他。父亲过世后,他们还记得我们,把票送给我母亲。文迪贝克先生不愿意我们参加舞会——他不愿意我们到任何地方去,即使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很生气。可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他说,我父亲的所有朋友都出现,我们结识那些人不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而我的那件紫色长毛绒的衣服,几乎还从来没穿过呢。最后,他没有办法,为了公司的事到法国去了。母亲和我两个人,就随同哈迪先生一起去了。就是在那个舞会上我遇到了霍思摩·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文迪贝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知道你去过舞会了,一定很恼火。”
“是啊,不过他表现得倒还不错。他当时笑了笑,耸耸肩,说不让女人做她们喜欢做的事是徒劳的——她们只要想,就一定会这么做。”
“我明白了。我想你是在煤气装修工舞会上遇见一位叫霍思摩·安吉尔先生的。”
“是的,先生。那天晚上我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访,看看我们是否平安到家。此后,我们又回访过他……福尔摩斯先生,我指的是,我们一起散过两次步,但是后来我父亲又回来了,霍思摩·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
“对啊,您知道我父亲不喜欢那样。只要有可能,他总是极力拒绝任何客人来访,他总是说,女人家应当只同自己家人待在一起。不过我常对母亲说,女人首先要有她自己的小社交圈子,但我自己还没有。”
“那么霍思摩·安吉尔先生又怎么样了?他没有设法来看看你吗?”
“我父亲一星期后又回法国了,霍思摩来信说,在他走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见面,这样会更保险。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信,而且他总是每天都有信来。我一早就把信收起来了,没有必要让父亲知道。”
“你这时和那位先生订婚了没有?”
“啊,订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第一次散步回来就订了婚。霍思摩·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哪家。”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办公室。”
“你竟然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不知道……只知道是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的信寄到哪里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由本人去取。他说,如果寄到办公室,其他办事员都会嘲笑他和女人有来往。我提出像他那样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他又不肯,他说,看到我亲笔写的信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而打的信,总觉着好像中间隔着一部机器。福尔摩斯先生,这正好表明他喜欢我,哪怕是小事他也想得很周到。”
福尔摩斯说:“这最能说明问题了。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小事情最重要。你还记得霍思摩·安吉尔先生的其他细节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非常腼腆。他只同我在晚上散步,不愿在白天散步,因为他说他非常不愿意受人注意。他举止文雅,态度悠闲,说话声音很柔和。他说,他小时候得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从此以后嗓子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含含糊糊、细声细气的。他穿衣服很讲究,总是十分整洁素雅,但是视力不好,这点和我一样,所以要戴上浅色眼镜来遮挡刺眼的亮光。”
“你继父文迪贝克先生再去法国以后又怎样了呢?”
“霍思摩·安吉尔先生又来我家里,提议说我们在父亲回来前就结婚。他非常认真,要我面对《圣经》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永远忠于他。我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正确的,这表明他的热情。我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有好感,甚至比我还喜欢他。这样,他们谈论到要在一星期内举行婚礼时,我提起父亲来。但是他们都说,不用担心父亲,只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母亲还说,她会把这件事同父亲商量好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喜欢这样做。虽然说来未免可笑,他不过比我大几岁,但一定要得到他的允许,因为我不想偷偷摸摸干任何事,所以我就写信给父亲,寄到公司驻法国办事处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结婚那天早晨,信被退回来了。”
“你是说,他没有收到这封信?”
“是的,先生。因为这封信寄到时,他刚好已经动身回英国来了。”
“哈哈!真不巧。你们安排在星期五举行婚礼,是预定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但是一点也没有张扬。我们决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到圣潘克拉饭店共进早餐。霍思摩坐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家接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他就让我们两个登上这辆马车,当时街上刚巧有另外一辆四轮马车,他就自己坐在那一辆马车上。我们先到教堂,四轮马车跟着就到了,我们等他下车,却始终没有见他走出车厢来。马车夫从座位上下来,一看,那人竟然已经不翼而飞了!车夫说他无法想象人能到哪里去了,因为他亲眼看着他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的事,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
福尔摩斯说:“他这样对待你,对你是一种侮辱。”
“啊,不,不,先生。他对我很好,很体贴,不会就这样离开我的。结婚那天一大早他就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忠于他;哪怕有什么预料不到的事情把我们分开,我也要永远记住对他立下的誓约,他迟早会有一天要求我实践诺言的。在结婚当天早晨说这样的话,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后看来,应该是有一定寓意的。”
“可以肯定这话很有深意。你本人也认为他遇到了意外?”
“是的,先生。我相信他是预料到了某些危险,不然,他不会说这样的话。我想他所预见的事发生了。”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怎么看这件事?”
“她很生气,说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你父亲呢?他知道了吗?”
“知道了,他似乎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是出了什么事,但是我想我会重新得到霍思摩的消息的。照理说,把我带到教堂门口就丢了,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好处。如果是他欠我钱,或者我们结了婚,我已经把财产转让给了他,也许还能讲得通,但是霍思摩在钱这个问题上根本不依赖别人,对我的钱,哪怕是一个先令,也从来连看都不看。既然如此,还会出现什么事呢?为什么连信也没有一封呢?唉,怎么想也想不通,我都快疯了。”她从皮手笼里抽出一块手帕,蒙着脸哭起来。
福尔摩斯站起来说道:“我会为你办这件案子的,而且我们一定能找到答案的,这点毋庸置疑。现在把担子给我吧,你就别再操心了。更重要的是,忘了霍思摩先生吧,就像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
“我还会见到他吗?”
“恐怕不会了。”
“他会出什么事呢?”
“这个问题让我来办好了。我想得到关于这个人的准确描述,还有你手头保留的他的信件。”
她说:“上星期六我在《纪事报》上登过寻人启事。就是这条广告,这里是他的四封信。”
“好,谢谢。你的通信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31号。”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你父亲的地址呢?”
“他是芬丘泊特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旅行推销员。”
“谢谢。你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请你把这些文件留下来,并且记住我给你的忠告。这件事件就到此为止了,不要让它再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你真好,可是我做不到,我必须忠于霍思摩。他一回来我就要和他结婚。”
我们的客人,尽管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还有些茫然若失,但是她那淳朴、忠诚和高尚的情操,让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她把一小束文件放在桌上离开了,并且说我们一旦需要,她会马上赶来。
福尔摩斯沉默了几分钟,仍然用手指尖顶着手指尖,两腿前伸,盯着天花板。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那把用了很多年、满是油腻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对他而言如同一个顾问。把烟丝点燃后,他朝后靠在椅子上,看着浓浓的蓝色烟雾袅袅上升,脸上现出沉思的神情。
他说:“那姑娘本身就非常有趣。我觉得她本人比她的问题更有意思。其实,她的问题很平常。如果翻阅一下我的案例,在1877年安多弗索引里,能找到同样的例子,而且去年在海牙也发生过类似事件。都是些老例子,不过其中有一两个情节有些新鲜。但这位姑娘本人却耐人寻味。”
我说:“你似乎能从她身上看出很多我没有注意的东西。”
“是因为你不知道该看哪里,所以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让你认识到袖子的重要性,你也没有学会从大拇指的指甲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你更不会在鞋带上发现大问题。说说看,你从这姑娘的外表发现了什么?”
“唔,她戴了一顶蓝灰色的宽边草帽,上面插着一根砖红色的羽毛。她的短外衣是灰黑色的,上面缝着些黑色的珠子,边上有小的黑玉做装饰。上衣是褐色的,比咖啡色深,领部和扣子上镶着窄条的紫色长毛绒。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的食指部分已经磨破了。她穿的什么鞋我没有注意。她稍微有点胖,戴着下垂的金耳环,总的看来相当有钱,神态很平和。”
福尔摩斯轻轻拍了拍手,抿嘴而笑。
“华生,我不是夸你,你进步很大,你的描述的确很不错。你虽然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但是已经掌握了方法。你的眼睛对颜色很敏感。老弟,你看人绝对不可以凭借一般印象,要集中精力观察细节。我首先着眼的总是女人的袖子——当然,如果是看一个男人,也许应该首先观察他裤子上膝盖的部位。如你所言,这个女人的袖子上有长毛绒,这很能说明问题。手腕再往上一点的两条纹路是打字员压着桌子的地方,看上去十分明显。虽然手摇式的缝纫机也会留下类似痕迹,但那是在左臂上,并且是在离开大拇指最远的一边,而不是像打字痕迹那样正好横过最宽的部分。她脸上鼻梁两边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我因此断定她近视并且经常打字,这好像让她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
“但事实如此。我接着往下看,尽管她穿着两只靴子,但实际上并不是一对。一只靴尖上有带花纹的皮包头,另一只上却没有。其中一只的五个扣子中只扣了下面两个,而另一只则扣了第一、三、五个扣子,如果你看见一位青年女子,穿戴得很整洁,但出门时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上扣子还只扣上一半,那么只能说明她离家时非常匆忙,这算不得是一个多了不起的判断吧。”
“还有呢?”我问道,他透彻的推理,总能引起我的强烈兴趣。
“顺便说一说,我猜她在出家门之前写了一张字条,但是这张纸条是在穿戴好了之后写的。你观察到她右手套的食指那个地方破了,但你显然没有注意到手套和食指都沾了蓝色的墨水。她写得很匆忙,蘸墨水时笔插得深了。而且事情一定是今天早上,不然墨水的印记不会还留在手指上,这些看起来虽然简单,但很有意思。现在我得回到正题上来,华生,给我念一念那则寻人启事好吗?”
我把那启事凑到灯前。
“(启事写道):霍思摩·安吉尔先生于14日清晨失踪。此人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淡黄,头发乌黑,稍稍秃顶,留有浓密漆黑的颊须和唇髭,戴浅色墨镜,讲话低声细语。失踪时身穿丝镶边黑色大礼服,黑色背心,哈里斯花呢灰裤,褐色绑腿,皮靴两边有松紧带。背心上挂有一条艾伯特式金链。此人曾在莱登霍尔街的一家事务所任职。若有……”
“行了,”福尔摩斯说,“至于那些信件,”他看了一眼,继续说,“没什么用处。除了引用过一次巴尔扎克的话以外,其余没有任何关系到霍思摩先生的线索。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它会让你大吃一惊。”
“他们都是用打字机打的。”我说。
“不仅如此,连签名也是打出来的。你看这几个小字打得工工整整的:‘霍思摩·安吉尔’。还有日期,但是地址却很含糊,除了‘莱登霍尔街’外,再没有其他。这个签名很说明问题,实际上可以说它具有决定意义。”
“关于哪方面的?”
“我的好伙计,难道你还没看出签名与本案的重要关系吗?”
“我不敢说我看出来了,我以为他是想在一旦有人对他的毁约行为提出起诉时,可以以此否认是自己的签名。”
“不,这不是关键。不过,我要写两封信,或许能对解决问题有些帮助。一封给伦敦的一个商行;另一封给那姑娘的继父文迪贝克,问一下他明晚六点钟是否有空,能否跟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不妨试着跟男亲属打打交道。好了,医生,在还没有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我们暂时是自由之身,可以先把这个小问题放一放。”
我充分相信他在行动中一向推理严密、精力过人,所以看到他在这样一个毫无头绪的谜案面前,依旧保持从容不迫、胸有成竹的态度,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他只失败过一次,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爱德勒照片的那个案子;但是一想到“四签名”以及“血字的研究”那种怪事,我就觉得一个案子如果连他都解决不了的话,恐怕这世上就没有几个人能够侦破的了。
我离开时,他还在抽着那只黑色的陶制烟斗,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相信明晚再来时他就会告诉我,他已掌握了能确证玛丽·萨瑟兰小姐失踪的未婚夫到底是何许人的所有线索。
那天,我遇到一个病情严重的患者,忙得不可开交。第二天又在病床边忙碌了整整一天,将近傍晚六点钟时才有空闲,便赶紧跳上一辆双轮小马车直驶贝克街。路上我有些担心去晚了就无法为了结此案助一臂之力了。我见到歇洛克·福尔摩斯时,他正一个人待在家里,瘦长的身子蜷缩在深陷下去的扶手椅中,处于半睡半醒之间。一排排令人望而生畏的烧瓶和试管散发出新鲜而刺鼻的盐酸气味,说明他又做了一天化学试验——他酷爱化学试验,常整日埋首其中。
“喂,解决了吗?”我边问边走进屋里。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我说的是那个案子!”我叫道。
“呵,那个案子!我以为你指的是我一直在做试验的这种盐。虽然我昨天说过,这个案子毫无神秘之处,但有些细节还是值得推敲的。唯一让我感到缺憾的是我担心没有哪一条法律可以制裁那个恶棍。”
“那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抛弃萨瑟兰小姐?”
我的话音刚落地,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回答,我们就听到楼道里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然后嗒嗒嗒地有人敲门。
“一定是那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文迪贝克。”福尔摩斯很有把握地说道,“他给我写信说,他会在六点来——请进吧!”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走进来。他身体结实,中等身材,胡须刮得很干净,肤色淡黄,神色间很有些殷勤巴结、曲意奉承的样子。但他长着一双锐利逼人的灰色眼睛,仿佛能看到人的心里去。他探询地扫视了我们俩一眼,把那顶有光泽的圆式帽子搁在边架上,微微鞠了个躬,侧身坐在就近的椅子上。
“晚上好,詹姆斯·文迪贝克先生,”福尔摩斯说,“我想这封打字的信是出自你手吧,你在信中约定六点钟和我们见面,是吗?”
“是的,先生。恐怕我有些迟到了,不过我身不由己啊。很抱歉萨瑟兰小姐拿这种小事情来麻烦你们。我觉得还是不要家丑外扬的好。她来找你们,是没有经过我同意的。你们也已看到了,她是个有些任性还爱冲动的女孩子,一旦决定要干什么就一定要这么做。当然我不介意你们知道这件事,因为你们与警察没有联系;不过让这种家庭里的丑事张扬到社会上去毕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而且,我想你们对这件事怕也是爱莫能助,因为你到哪里能找到霍思摩·安吉尔这个人呢?”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耐心地听他絮叨完,很平静地说,“我有十分的把握相信我会找到霍思摩·安吉尔。”
文迪贝克听了身子猛地震动了一下,手套也掉到了地上,他说:“听到你这么有把握,我真是太高兴了。”
“不过,这世上有些事真的很玄妙,”福尔摩斯说,“打字也能像手书一样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除非打字机是新的,否则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是不会一模一样的。有的字母比别的字母磨损得更厉害些,有的字母只磨损了一边。文迪贝克先生,请看看你自己打的这封短信,字母‘e’总是有点模糊不清,字母‘r’的尾巴总有点儿缺损。此外还有其他14个更加明显的特征。”
“我们的来往信函都是使用事务所里的打字机打的,当然就有点儿磨损了。”我们的客人说着,小眼睛迅速地瞥了一下福尔摩斯。
“文迪贝克先生,现在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有趣的研究,”福尔摩斯自顾自地说,“我想在这几天再写一篇短论来阐述打字机以及打字机与犯罪的关系。这是我最新研究的一个题目。我手边有四封来自那个失踪男人的信,全是打出来的。不仅每封信当中字母‘e’都是模糊的,字母‘r’都是缺尾巴的,而且你如果愿意用我的放大镜看一看,那么我提到的其余14个特征也很明显。”福尔摩斯意味深长地望了客人一眼。
文迪贝克从椅上跳了起来,捡起帽子,气呼呼地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听这类无稽之谈上。假如你能抓到那个人,去抓就好了,抓到他时,麻烦你告诉我一声。”
福尔摩斯抢步上前,把门锁锁上,望着他说:“那么我就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他在哪儿?”文迪贝克喊道,吓得连嘴唇都发白了,小眼睛紧张地眨巴着,像掉进了捕鼠笼里的老鼠那样望着福尔摩斯。
“哎呀,你别嚷,嚷嚷有什么用?一点用处也没有。”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文迪贝克先生,你根本不可能赖掉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你说我解决不了如此简单的问题,实在是太低估我了。问题确实很简单!请坐,我们来谈谈吧。”
文迪贝克整个瘫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额上汗水涔涔,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还不到提出诉讼的程度吧?”
“确实,还没办法提起诉讼。但是,文迪贝克先生,就你我二人来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自私、最残酷、最丧心病狂的把戏了。现在我先把事情从头到尾叙说一遍,说得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反驳。”
那个人坐在椅子中缩成一团,脑袋耷拉到胸前,一副彻底被打垮了的模样。福尔摩斯把脚搁在壁炉台的壁角上,手插进口袋里,向后仰着身子,自言自语似的开始说起来。
“那个男人为了贪图金钱跟一个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女人结了婚,”他说道,“只要女儿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就可以享用她的钱。就他们所处的地位来说,这笔钱财还是相当可观的。失掉这笔钱,他们的状况将大不相同,所以得拼命保住这笔钱。女儿心地善良,个性温柔。显然,以她这样的品貌和收入迟早会嫁人的。但如果她嫁人的话,就意味着每年损失100英镑的收入,那么她的继父怎样才能防止这桩亲事发生呢?只有想方设法把她关在家中,禁止她和同样年纪的朋友交往。不久,他发现这样做并非长久之计——她不那么听话了,要坚持自己的权利,最后竟然声称一定要参加舞会。那么,她那个诡计多端的继父该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条毒计。在妻子的默许和协助之下,他把自己伪装起来,在眼睛上戴上墨镜,给自己的脸戴上假髭和毛蓬蓬的假络腮胡子,装出柔声媚气的耳语。由于女儿近视,他的伪装就更加显得万无一失。他以霍思摩·安吉尔先生的名义出现,自己向女儿求爱,以免她嫁给别人。”
“我当初不过是想跟她开玩笑,”客人哼哼唧唧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料到她会那么痴情。”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不过,那位年轻姑娘确实是被感情冲昏了头,一心以为她的继父是在法国,从来没有怀疑自己上了大当。她因受到殷勤奉承而兴奋,而她母亲的一片赞扬声更使她高兴。于是安吉尔先生开始来访,因为一旦奏效,戏就要继续演下去。会过几次面,订了婚,这就保证了姑娘不会再嫁给别人。但是牌局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总装着去法国出差也实在麻烦,所以就干脆把事情来一个戏剧性的收场,以便在年轻姑娘的心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这样就可以防止她有朝一日可能会看上其他求婚的男子。于是,就出现了手按《圣经》发誓白头偕老,举行婚礼那天的早晨暗示可能发生某种事情的故事。詹姆斯·文迪贝克希望萨瑟兰小姐对霍思摩·安吉尔先生忠贞不渝,而对他的生死则漠不关心。总而言之,只要能使她在以后的十年里不去听从别的男人的话,就大功告成了。霍思摩陪她到了教堂门口,就不能再往前走了——他耍起了花招,从四轮马车的这扇门钻进去,又从那扇门钻出来,优哉游哉地逃掉了。这就是事情的整个经过,文迪贝克先生!”
在福尔摩斯讲述的时候,我们的客人恢复了一点自信,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苍白的脸带着讥诮的神态。
“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福尔摩斯先生,”文迪贝克说道,“你真是聪明过人啊,不过你应该再聪明一点才好,这样你就会看到,现在犯法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始终没有干下什么足以构成诉讼的事,但是就你锁门一件事,我就可以告你‘人身攻击和非法拘留’。”
“就算像你说的,法律无法惩罚你,”福尔摩斯说着打开锁,推开门,“可是你绝对应该受到惩罚。假如这姑娘有兄弟或者朋友的话,他们应当用鞭子狠狠地抽你的脊梁!好好揍你一顿!”那男人脸上露出刻薄的冷笑,福尔摩斯气得脸都涨红了,他接着说,“这本不是我的分内之事,但是我手边正好有条猎鞭,我想我还是替那姑娘好好地抽……”福尔摩斯跑去取鞭子,但是鞭子还没拿到手,楼梯上就响起了一阵乒乒乓乓的脚步声,大厅门沉重地嘭地响了一声,透过窗子,我们看见詹姆斯·文迪贝克在马路上没命地飞跑。
“这真是个冷酷无情的恶棍!”福尔摩斯边说边笑,又一屁股坐进他的扶手椅里,“他多次犯罪,总有一天会因罪大恶极被送去砍头的。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案件也不是索然无味的。”
“我现在还不能明白你全部的推理过程。”我说。
“唔,显然第一步应该想到,”福尔摩斯说,“这个霍思摩·安吉尔先生的奇怪行为必然有所企图,同样清楚的是,唯一能从这事件中真正得到好处的人只有这个继父。下面请看这个事实:这两个男人从来没有一起出现过,总是当一个人不在时另一个人出现,这很有意思。墨镜,还有怪异的声音,毛蓬蓬的络腮胡子都表明有可能存在伪装。他用打字来签名,由此可以推想出应该是因为他怕她熟悉他的笔迹,哪怕看到一点儿细微的笔迹也能认出是他写的。这个做法更加深了我的怀疑。你看,把所有这些貌似孤立的事实和细节凑在一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你怎样证明呢?”
“一旦认出了犯人,想证实罪行就很容易了。我知道这个人工作的商行,所以一接到那份印刷的寻人启事,就从启事描述的外貌特征中剃掉了可能是伪装的部分——络腮胡子啦、眼镜啦、声音啦等等——然后把寻人启事寄给商行,请他们告诉我商行里是否有人符合去掉了伪装部分的外貌特征。我已注意到打字机的特点,所以写信给他本人,请他来这里一趟。如我所料,他仍用打字机回信,从回信中可以看出各种同样细微但极有特征的毛病。同一个邮局给我送来了一封芬丘泊街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信,信中说,外貌描述极像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文迪贝克。这就是全部过程。”
“可怜的萨瑟兰小姐怎么办?”
“即使我把真相告诉她,她也决不会相信。你还记得一句波斯谚语吗?‘打消女人心中的痴想,就像从虎爪下抢夺乳虎一样危险。’哈菲兹 的道理同贺拉斯 一样丰富,哈菲兹的人情世故也像贺拉斯一样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