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春天，罗纳德·阿德尔阁下被人谋杀，案件的离奇和匪夷所思引起全伦敦的关注，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从警方的调查报告中，公众了解了案件的详细情况，但当时有许多细节却未被透露——起诉的证据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的事实。直到现在，近十年后，我才得到允许来补充那次精彩破案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环节。案子本身很有意思，但在我看来，这点趣味比起案件出乎意料的结局根本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的冒险经历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感到震惊和诧异。现在，即便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想起这桩案子我依然感到惊心动魄，并重新体味到那种兴奋、惊奇而又难以置信的心情，这心情如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理智。对于我提到的那个大人物的一些想法和言行，一些读者相当感兴趣，我想对你们说：请不要责怪我没有和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本来应该把这当作我的首要责任，但那位大人物曾亲口下令不允许我这样做，直到上个月的3号，这项禁令才被取消。

可以想象，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失踪以后，我总是仔细阅读关于各种疑案的报道，从不遗漏。为了满足我的个人兴趣，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尝试用他的方法来破解这些疑案，只是收效甚微。然而，没有任何一桩案子能像罗纳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吸引住我。当我看到审讯报告中的那些足以让某人或某些人被判有蓄意谋杀罪的证据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从未能弥补社会因失去福尔摩斯而受到的损失。我敢肯定这件奇案中有几点会特别吸引他，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一定能为警方的侦破工作提供有力的援助，甚至可能赶在他们之前行动。我整天巡回出诊，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件案子，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解释。现在，请允许我旧话重提，把审讯报告中公布的案情扼要地重复一遍。

罗纳德·阿德尔阁下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努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和阿德尔以及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位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家族的爱德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在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在两人之间留下什么难以化解的宿怨。他的闲暇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这是因为他习惯于安静的生活，个性也比较冷漠。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懒散的年轻贵族，却以最离奇的方式突然死去，时间是1894年3月30日夜里10点至11点20分之间。

罗纳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经常打，但下的赌注从不会大到给他造成什么损失。他是鲍得温、卡文狄什和巴格泰勒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在遇害的那天晚饭后，他曾经在巴格泰勒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 。当天下午他也在那里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里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英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像这样的输赢决不至于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很谨慎，常常是最后的赢家。此外，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搭档，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420镑。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是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10点整从俱乐部回到家。他的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证明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通常当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火堆冒烟她就打开了窗户。一直到11点20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都没有动静。梅努斯夫人想进屋去和儿子说声晚安，却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于是母女二人叫喊、敲门，但都听不见阿德尔答应。于是她们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打破，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却找不到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10镑的钞票和17镑10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被码放成10小堆，每堆的数目都不相同。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每笔数目都对应着某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更是使得案情变得很复杂。第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然后从窗户逃跑了，但是从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30英尺，而且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门是年轻人自己插上的。但是他是怎样被害的呢？没有人能够爬上窗台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如果是有人从外面透过窗子开枪杀害了他，那么此人一定是一个只用左轮手枪就能置人于死地的神枪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100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当时没有人听见枪声。然而，这里却发生了一桩命案，还留下了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这种子弹和所有铅头子弹一样，只要射出就会开花，受害者被击中后肯定是当场毙命。这就是公园路奇案的基本情况，案情由于找不出作案人的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过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而且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天都反复思考着这些事实，想努力找出一个能解释得通的说法，并发现案情中最薄弱的环节——我已故的朋友把这叫作一切调查的出发点——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一天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钟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一端。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都仰着头望着一扇窗户，这使我注意到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怀疑他是一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了凑，但他的那些结论听起来实在是荒谬。于是我有点儿厌恶地又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正好撞在后面一个残疾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我看见其中一本的书名是《树木崇拜起源》，于是我断定老人必定是一个穷藏书家，以收集一些晦涩难懂的书籍作为工作或者爱好。我极力为这个意外向他道歉，可是很显然，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在它们的主人眼里非常珍贵，他发出一声厌恶的低吼，转身就走，我看到他那佝偻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对公园路427号的多次观察丝毫没有让我弄明白我所关注的问题。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上半截是栅栏的矮墙，高不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但是要想够到那扇窗户却完全不可能，因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作为立足点，哪怕身体再敏捷的人也爬不上去。我越来越迷惑不解，只得返回肯辛顿。在书房里待了还不到五分钟，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令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又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见到我，您感到很吃惊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又嘶哑。

我承认我是很吃惊。

“我感到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走在您后面，瞧见您走进这幢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对他说我刚才的态度有点儿粗暴，可我并没有恶意，我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您言重了，”我说道，“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先生，恕我冒昧，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我想我很高兴能见到您。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都很便宜。再来五本书您就正好可以把您的书架第二层的空档填满——它现在看上去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回过头来，歇洛克·福尔摩斯竟然隔着书桌站在那里对我微笑。

我站了起来，盯着他看了几秒钟，惊讶到了极点，然后我好像是晕过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时的确有一片白雾在我眼前打旋，等它消失后，我才发现我的领口已经被解开，嘴唇上还留有白兰地辛辣的味道，福尔摩斯站在我的椅子边俯视着我，手里拿着细颈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很抱歉，我没有想到你会受这么大的刺激。”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声叫道，“真的是你？你还活着？你怎么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呢？”

“等一等，”他说道，“现在来讨论事情，你觉得身体能行吗？你看看我这不见得戏剧性的重现已经给了你多大的刺激！”

“我现在好了。可是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怎么站在我的书房中的人会是你？”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袖子，摸着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臂，“可是不管怎样，你反正不是鬼，”我说道，“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活着从那可怕的峡谷中逃出来的。”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照老样子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全身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穿的双排扣旧外套里，其他用来乔装的道具就是那一堆放在桌上的白发和几本旧书了。福尔摩斯并未见老，反倒显得比以前更加清瘦、机警，但他那张鹰一般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看来他最近一阵子生活不大规律。

“我很高兴现在能够伸直腰了，华生，”他说道，“一个高个子为了看上去矮一英尺而一连几小时弯着腰可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亲爱的老朋友，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今晚咱们还有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我最好还是等这任务完成后，再把全部的情况告诉你吧。”

“我很好奇，现在就想知道。”

“今天晚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你说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还是老样子。咱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点儿晚饭。好吧，就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是的，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可我给你的便条却是真的。当我发觉‘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邪恶的身影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确信我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在他灰色的眼睛中，我能觉察到他那不可动摇的意志。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客气的许可后，就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都留在那里，然后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然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发现无路可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向我冲了过来，想用他那长长的双臂把我抱住。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眼下只是急着想报复我。我们两个扭成一团，在瀑布的边缘摇摇欲坠。但是我懂一点儿日本式摔跤，这一手我过去用了好几次，很有用。于是我从他的两臂下面钻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在空中乱抓。但是不管他费多大的气力，还是无法保持平衡，掉了下去。我伸头看了看，只见他坠下去好远，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被弹了出去，最后掉进了水里。”

福尔摩斯边抽烟边作着这番解释，我仔细地听着，感到十分惊奇。

“可是还有脚印呢！”我大声说道，“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往回走的却一个也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一刹那，我忽然想到这是命运给我安排的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我知道不止莫里亚蒂一个人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只会由于他们的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加强烈。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物，这三个人，总有一个会找到我。但是，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他们就会胆大妄为起来，暴露自己，这样我迟早能够消灭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仍在人间。我的大脑转起来很迅速，我相信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我已经想明白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看了看身后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几个月后读得津津有味的生动描述中，你断言那是一片绝壁，可你说得并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个地方很像岩架。悬崖那么高，想要一直爬上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想再顺着那条潮湿的窄道走回去而不留下脚印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可以像过去在类似的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靴子倒穿，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一个骗人的把戏。所以，总的看来，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华生。瀑布就在我的脚下隆隆作响——我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是我可以保证，那时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蒂的声音从深渊中传出，冲着我喊叫，稍有闪失我就没命了。有好几次，当我的手没有抓住身边的草丛或是脚在潮湿的岩石缺口中打滑的时候，我想我完蛋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在那里我可以很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发现。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同情而又徒劳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时，我就躺在岩架上。

“你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后就离开那里回旅馆去了，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的险遇到此就结束了，可是突然发生了一起事故，使我预感到叫我更吃惊的事情就要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落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蹦起来掉进深渊。在那一瞬间，我还以为这块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但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却发现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来一块石头，正好砸在我躺着的岩架上，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莫里亚蒂并非单独行动，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党羽在望风，而我一看便知这个党羽是个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他的朋友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形。他一直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的朋友未能得逞的阴谋。

“我弄明白这一切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华生。我又看见那张冷酷的脸从崖顶向下张望，这意味着有另一块石头要落下来，于是我跌跌撞撞地爬到下面的小道上。我不认为自己当时镇定自若，因为这比往上爬要难上百倍，但是我没时间考虑往下爬的危险了，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沿、身体悬空吊起的时候，又有一块石头呼的一声从我身边落下去。我爬到一半的地方脚踩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在那条窄道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后撒腿就跑，在山里摸黑跑了差不多有10英里。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我的下落了。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不得不再次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但是当时最要紧的是让大家认为我死了。你要是不相信我死了，也一定写不出那篇关于我不幸结局的令人信服的故事来。在这三年中，我曾多次提笔要给你写信，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不慎泄露秘密。也是出于这个缘故，今天傍晚你碰掉我的书的时候，我只能避开你，因为我的处境很危险，当时只要你稍稍露出一点点惊讶和激动的表情，就可能让别人注意到我的身份，从而导致可怕的、无法弥补的后果。至于把我的秘密告诉迈克罗夫特，那是为了得到我需要的钱。在伦敦，事态的发展并非像我所想的那样顺利，因为在莫里亚蒂匪帮案的审理中，两个最危险的成员被漏掉了，使得这两个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逍遥法外。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常常去拉萨，和那里的大喇嘛们待在一起消磨时光。你也许读过一个叫西格尔森的挪威人写得非常精彩的考察报告，可你绝没想到你看到的正是你的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穿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又到喀土穆对哈里发作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访问，并且把访问的结果报告给了外交部。回到法国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这项研究是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的。顺利完成这项研究后，我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在伦敦了，于是便准备回来，这时发生了公园路奇案，促使我提前返回伦敦——不仅因为这件案子本身的离奇吸引了我，而且它似乎能给我自己带来一些难得的机会。我回到伦敦贝克大街的家中时，竟吓得哈德森太太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进屋后，我发现迈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和我的文件照原样保存着。就这样，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我已经坐在自己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就盼着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他一向爱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4月里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的精彩故事，要不是亲眼见到福尔摩斯那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的瘦高身躯和热诚面容，我根本不会相信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失去了妻子，只是他以行动代替语言表达了他对我的同情：“工作是治疗悲伤最有效的药物，”他说道，“今天晚上，我为我们安排了一项工作，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就不枉活一世了。”我请求他讲得详细一些，但是未能如愿。“天亮前，会有很多事情让你看到和听到。”他回答，“我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但今晚只能谈到九点半，因为我们就要开始一场特别的空屋历险了。”

九点半，我和他并肩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口袋里装着手枪，心里充满了冒险的激动，福尔摩斯看上去冷静、严肃而又沉默。忽明忽暗的街灯照在他严峻的脸上，只见他眉头因沉思而低垂，双唇也因此而紧闭着。我不知道我们将在伦敦这个充斥罪恶的黑暗丛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从这个狩猎高手的神态来看，我相信这会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行动。他那苦行僧般阴沉的脸上不时露出的讥讽微笑，预示着我们的猎物在劫难逃。

我本来以为我们要去贝克大街，但是在卡文狄什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就叫马车停了下来。我注意到他下车的时候向左右看了一下，接着每拐一个弯，他都要小心地看看后面，确保没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非常特别。福尔摩斯对伦敦偏僻小道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奇，这一次他迅速而有把握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来到一条小路上，两旁都是一些阴暗的老房子。这条小路把我们引向曼彻斯特街，然后是布兰福特街。在这里，他突然拐进了一条窄道，又穿过一道木栅栏门，进入一个无人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了一幢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之后，他把门关上了。

这里边一片漆黑，但显然是一幢空屋子。地板上没有地毯，走在上面发出吱吱的响声。我伸出手臂，触摸到一面墙壁，墙纸已经破裂，一条一条地垂着。福尔摩斯冰凉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腕，领着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直到我隐约看见门上面昏暗的扇形窗户时才停住脚步。在这里，福尔摩斯突然往右转弯，带着我走进一间很大的正方形的空房间。房间的四角很暗，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得微微发亮。附近没有街灯，窗户上又积了很厚的一层灰尘，所以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只能隐约看清彼此的轮廓。我的同伴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嘴凑到我的耳边。

“你知道咱们在哪里吗？”他悄悄地问道。

“那边就是贝克大街。”我答道，眼睛透过模糊的窗户玻璃盯着外面。

“不错。这里就是咱们寓所对面的卡穆登家。”

“咱们来这里做什么？”

“因为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像图画一样精致的高楼。亲爱的华生，麻烦你走近窗户一点儿，小心不要让别人发现你，再瞧瞧咱们的老房间——那可是你的许许多多神奇故事开始的地方！让我们瞧瞧我离开你这三年是不是让我丧失了使你惊奇的能力。”

我轻轻地向前移动，朝对面我熟悉的窗户望去。当我的视线落在那扇窗子上的时候，不禁吃惊得叫了起来。那扇窗户的窗帘已经放下了，屋里灯火通明，一个坐在椅子里的人的身影映在明亮的窗玻璃上，留下一副清晰的剪影：那头的姿势，宽宽的肩膀，轮廓分明的面部，看了决不会弄错。影子的头部向一边转过去，就像一幅老一辈人喜欢装在画框里的剪影，酷似福尔摩斯本人。

我异常吃惊，不由得伸出手去看看他是否真的在我身边。他不出声地笑着，全身都在颤动。

“看见啦？”他问道。

“天哪！”我大声叫道，“真是妙极了！”

“我相信我多变的手法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改变，也没有因经常使用而过时。”他说道，从他的话中，我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的确有几分像我，是不是？”

“我可以发誓说那就是你。”“这要归功于格勒诺贝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做模子。那是一座蜡像。剩下的是我今天下午去贝克大街寓所的时候自己布置的。”“你觉得寓所被人监视了？”“我知道有人在监视寓所。”“是谁？”

“我的老冤家，华生。那可爱的一伙，他们的头子此刻正躺在莱辛巴赫瀑布的下面，可你别忘了他们知道——也只有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他们相信我早晚会回来的，所以始终没有停止对寓所的监视。今天早上他们发现我到了伦敦。”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从窗口往外瞧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派来望风的人。这个家伙对我构不成威胁，他姓帕克尔，以杀人抢劫为生，是个出色犹太口琴演奏家。我不怕他，但是我非常担心他背后的那个更加难以对付的家伙。这人是莫里亚蒂的死党，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也就是那天晚上从悬崖上向下投石块的人。华生，他正是今天晚上追踪我的人，但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也在追踪他。”

我渐渐明白了他的计划：通过这个方便的隐蔽所，监视者正受人监视，追踪者正被人追踪。那边窗户上的棱角分明的影子是诱饵，我们俩是猎人。我们一同默默地站在黑暗之中，注视着在我们面前来去匆匆的人影。福尔摩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不再说一句话，可是我能看出他正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过往的行人。这是一个寒冷而又喧嚣的夜晚，寒风从狭长的街道刮过，发出一阵阵尖厉的呼啸声。大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大多紧紧地裹在外套和围巾里，步履匆匆。有一两次，我似乎看见了刚刚见过的人影又出现了一次，并且特别注意到两个像是在附近一家门道里避风的人。我让我的同伴看这两个人，但他却不耐烦地咕哝了一声，又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有时他会局促不安地挪动脚步，手指下意识地敲着墙壁。显然他开始焦躁起来，看上去他的计划不完全像他希望的那样奏效。终于，当午夜渐渐临近，街上的行人也渐渐稀少，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抬眼望了望对面亮着的窗子，正要对他说什么，却突然又像刚才那样大吃一惊。我抓住他的胳膊，指着对面。

“影子动了！”我叫了出来。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背朝着我们。

三年的时间既没有改变他那粗暴的脾气，也没有减少他对智力低于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不耐烦。

“它当然动了，”他说，“华生，难道我会蠢笨到十分可笑的地步，仅仅支起一个一眼就能识破的假人，指望靠它来欺骗几个全欧洲最狡猾的人吗？在我们待在这个房间两个钟头的时间里，哈德森太太已经把蜡像的位置变动了八次，也就是说每一刻钟就移一次。她从前面来转动它，因此她自己的影子不会被人看见。啊！”他倒吸了一口气。在微弱的光线中，我见他的头往前伸，全身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而紧张起来。外面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那两个人也许还蜷缩在门道里，可是我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黑暗中一切都显得出奇的安静，只有对面正中现出人影的黄色窗帘依旧明亮。在极度的寂静中，我能听见自己细微的咝咝吸气的声音——只有在强忍住极度兴奋时才会发出那种声音。不一会儿，他伸手捂住我的嘴，把我拽到房间最黑暗的角落里。我感到他的手指在颤抖，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如此激动。那漆黑的大街依旧在我们面前延伸，空寂而荒凉。

忽然，我也感觉到了他那超人的感官已经察觉到的东西。一阵低低的蹑手蹑脚的脚步声传进我的耳朵，这声音并非来自贝克大街的方向，而是来自我们藏身的这所房子的后面。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过了一会儿，从走廊里传来一步一挪、缓慢移动的声音。这刻意压低的脚步声，在空荡的房屋中引起了刺耳的回响。福尔摩斯倚靠着墙角蹲伏下来，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手里紧握着我那柄左轮手枪。朦胧之中，我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来到敞开着的房门外，颜色比门口的黑暗要略深一些。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身子悄悄地走进房间，行动充满了威胁。这个邪恶的身影离我们不到三码，我做好了他随时向我猛扑过来的准备，可发觉他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他从我们的身边走过，悄悄地靠近窗子，轻轻地把窗户推上去半英尺。他的动作小心翼翼，不发出一点儿声响。当他跪下来凑近窗户上那个窄窄的开口时，街上的灯光不再受积满灰尘的玻璃的阻挡，把他的脸照得清清楚楚。这人似乎异常兴奋，简直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只见他两眼闪光，面部肌肉不停地抽搐抖动。这家伙年纪已经很大，高高的前额光秃秃的没有头发，鼻子瘦小而突出，还留着一大撮灰白的胡子，一顶可以折叠的大礼帽推在后脑勺上，半敞的外套里面露出晚礼服雪白的前襟。他的脸又黑又瘦，布满皱纹，显得十分凶悍。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看上去像是手杖的东西，但是当他把它放在地板上的时候，那玩意儿却发出了金属的铿锵声。

然后，他由外套的口袋中掏出一大块东西，摆弄了一阵，最后“咔嗒”响了一下，好像把一根弹簧或者栓子挂上了。他仍旧跪在地板上，弯着身体，仿佛将全身力量都压在了一支杠杆上，接着发出一阵旋转和摩擦声，最后又是“咔嗒”一响。这时，他直起腰来，我这才看清楚他手里拿的是一支枪，枪托的形状十分古怪。他拉开枪膛，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又啪的一下推上了枪栓。他俯下身去，把枪筒架在窗台上。我看见他的长胡子耷拉在枪托上面，闪亮的眼睛对着瞄准器。当他把枪托紧贴右肩的时候，我听见他发出了一声满意的感叹，并且看见那个令人惊奇的目标——黄色窗帘上的人影——完全暴露在他的枪口前。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扣动扳机。“嘎”的一声怪响，跟着是一串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就在这一刹那，福尔摩斯像老虎似的冲着那个射手的后背猛扑过去，将他脸朝下摔倒在地。那人立刻爬了起来，用尽全力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我冲上去，用手枪柄照他的头上给了一下，他又倒在地板上了。

当我扑过去把他按倒在地的时候，我的朋友吹了一声刺耳的警笛。人行道上马上响起了一阵跑步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从大门冲进屋来。

“是你吗，莱斯特雷德？”

“是我，福尔摩斯先生，我主动申请了这个任务。很高兴在伦敦又看见您，先生。”

“我觉得你需要一些非官方的帮助。一年当中有三件谋杀案破不了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莱斯特雷德。不过你处理莫尔齐的案子倒不像你平时的表现——我的意思是你处理得还不错。”

大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囚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两边各站着一名身材高大的警察。这时已经有些闲人开始聚集在街上，福尔摩斯走到窗前把窗户关上，又放下了帘子。莱斯特雷德点着了两支蜡烛，警察也打开了他们的提灯，我终于能够好好地看看这个囚犯了。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精力充沛而又老奸巨猾的面孔。这人长着哲学家的前额和酒色之徒的下颌，看起来似乎很有天赋——不管这种天赋是用在了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但他那下垂、讥诮的眼睑，那冷酷的蓝眼睛，那凶猛、充满挑衅的鼻子和那咄咄逼人的浓眉分明都是造物主发出的最明显的危险信号。他对别的人置之不理，只盯住福尔摩斯的脸，眼中充满了仇恨和诧异：“你这个魔鬼！”他不停地嘟哝着，“你这个奸猾的魔鬼！”

“啊，上校！”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弄乱了的领子，“就像老戏里常说的‘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自从在莱辛巴赫瀑布的悬崖上承蒙您的关照以后，我就不曾有幸再见到您。”

上校仍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朋友，好像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他能说出的只有这么一句话：“你这奸猾的魔鬼！”

“上校，我还没有介绍您呢。”福尔摩斯说道，“先生们，这位是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以前在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中效力，是咱们东方帝国所造就的最优秀的专打猛兽的射手。上校，我想这样说是对的：您在猎虎方面的成绩仍然无人能敌吧？”

这个凶恶的老人一声不响，依然瞪着我的伙伴。他那充满野性的眼睛和倒竖的胡子使他看上去活像是一只老虎。

“奇怪，我这个很简单的把戏能让这么一个老练的猎手受骗。”福尔摩斯说道，“这应该是你很熟悉的办法。你自己不也是在一棵树下拴一只小山羊，然后带着来复枪藏在树上，等着这只作为诱饵的小山羊把老虎引来吗？这所空房子成了我的树，您就是我想打的老虎。您大概还带着几支备用的枪，以防出现好几只老虎，或是您万一没有瞄准好——当然，这种假设是不大可能的。他们都是我的备用枪，”他指了指周围的人，“这个比喻是多么确切啊。”

莫兰上校怒吼一声，向前冲来，但被两个警察拽了回去。他脸上露出的愤怒表情看着非常可怕。

“我承认你有一招我没有料到，”福尔摩斯说道，“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利用这所空屋和这扇方便的前窗。我猜想你会在街上行动，那里有我的朋友莱斯特雷德和他的随从们在等着你。除了这一点以外，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莫兰上校转过脸对着警察们。“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逮捕我的充足理由，”他说道，“但至少没有理由叫我受这个人的嘲弄。如果我还处于法律的掌握之中，一切都照法律办吧！”

“你说得倒是很合理，”莱斯特雷德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走以前，您还有别的要讲吗？”

福尔摩斯早把那支威力很大的气枪从地板上捡了起来，正在仔细查看它的结构。

“真是罕见，”他说道，“无声而且威力无穷。我认识这个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工冯·赫德尔，这支枪是他给莫里亚蒂教授特制的。我好几年前就知道有这么一支枪了，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摆弄它。莱斯特雷德，我把这支枪，还有这些配套的子弹，都交给你们保管。”

“您可以放心把它们交给我们保管，福尔摩斯先生，”莱斯特雷德说道，这时大家都向房门口走去，“您还有什么话吗？”

“我想问一下，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

“什么罪名？自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先生了。”

“这不成，莱斯特雷德，我一点儿都不想搅进这件事情。这场出色的逮捕行动是你的功劳，而且是你一个人的功劳。莱斯特雷德，我祝贺你！你以你一贯的智勇双全抓住了他。”

“抓住了他？抓住了谁，福尔摩斯先生？”

“就是所有警察一直没有抓到的这个莫兰上校，他在上月30日把一颗左轮子弹装在气枪里，对准公园路427号二楼正面的窗口开了一枪，打死了罗纳德·阿德尔。就是这个罪名，莱斯特雷德。现在，华生，要是你能忍受从破窗户灌进去的冷风，不妨到我的书房待上半个小时，抽上一支雪茄，这样你也好休息一下。”

多亏迈克罗夫特的督促和哈德森太太的直接照料，我们的老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我一进来，就注意到屋里比以前整洁了很多，但是一切东西依然如故：这一角是做化学试验的地方，摆着那张被酸液弄脏了桌面的松木桌；那边架子上摆着一排大本的剪贴簿和参考书，都是一些很多伦敦人想付之一炬而后快的东西。我看看四周，挂图、提琴盒、烟斗架，连用来装烟草的波斯拖鞋都还在那里。屋里已经有了两个人：一个是笑脸相迎的哈德森太太，另一个是在今晚的险遇中起了巨大作用而面无表情的假人。这个按照我朋友的样子做的、上过颜色的蜡像十分逼真，我朋友把他搁在一个小架子上，给它披了一件他的旧睡衣，从大街上望过去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一切预防措施你都遵守了吗，哈德森太太？”

“照您的吩咐，我是跪着干的，先生。”

“好极了，你完成得非常出色。你看见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见了，先生。恐怕子弹已经打坏了您那座漂亮的半身像——它正好从头部穿过，然后在墙上砸扁了。这是我在地毯上捡到的，给您吧！”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递给我：“一颗铅头左轮子弹。真巧妙，谁会发现这样的东西是从气枪中打出来的？好吧，哈德森太太，非常感谢您的帮助。现在，华生，请你坐在老位子上，有几点情况我想和你谈一下。”

他已经脱掉了那件破旧的双排扣大衣，换上他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这个老猎手居然手不抖，眼不花，”他一边检查蜡像破碎的前额，一边笑着说道，“正对准头的后部中间的位置，恰好击穿大脑。以前在印度他是最好的射手，我想现在在伦敦也无人能及。你听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瞧，这就叫出名！不过，我要是没记错，你过去也没有听到过詹姆斯·莫里亚蒂的名字。他可是本世纪的大学者之一。你把我架子上的那本传记索引拿下来给我。”

他坐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大口大口地喷着雪茄烟，懒洋洋地翻着他的记录。

“我在M打头的栏目下收集的这些材料很有用。莫里亚蒂这个人无论摆在哪里都是出类拔萃的。这是罪犯莫根，这是臭名昭著的梅里度，还有马修斯——就是他在查林十字街车站的候车室里把我左边的犬齿打掉了。最后这个人嘛，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见到的朋友。”

他把本子递给我，上面写着：

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无职业，原隶属于班加罗尔工兵一团。1840年在伦敦出生，原英国驻波斯公使奥古斯塔斯·莫兰爵士之子。曾就读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派遣）、舍普尔、喀布尔服过役。著作：《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丛林三月》（1884）。住址：管道街。俱乐部：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泰勒纸牌俱乐部。

在这页的空白边上，有福尔摩斯笔迹清晰的旁注：伦敦第二号危险人物。

“真叫人难以置信，”我把本子递回给他的时候说道，“这人的职业还是个光荣的军人呢。”

“确实是这样，”福尔摩斯回答道，“在一定程度上他干得不错。他一向胆量过人，现在在印度还流传着他爬进水沟去追一只受伤的吃人猛虎的事情。华生，有些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会突然长成古怪难看的形状，这一点你也常常会在人身上发现。我有个观点是：个人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他历代祖先发展的全过程，而像这样突然变好或者变坏，说明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的家族历史中已经由来已久——他似乎成了他的家史的缩影。”

“你的这个想法很怪异。”

“好吧，我不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管是什么原因，莫兰上校开始走入歧途了——他在印度虽然没有闹出什么丑闻，却也没有在那里待下去。他退伍了，来到伦敦，又弄得声名狼藉。就在这时，他被莫里亚蒂教授挑中了，一度还是莫里亚蒂的参谋长。莫里亚蒂很大方地给他钱花，可是只派他做一两件一般人无能为力的需要高手出马的案子。你可能还记得1887年在洛德的那个斯图尔特夫人被害的案子吧。记不起来了？我可以肯定莫兰是主谋，但是毫无证据。上校隐蔽得非常巧妙，即使在莫里亚蒂匪帮案告破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控告他。你还记得那天我到你寓所去看你的时候，为了防止气枪的袭击，我把百叶窗都关上了吗？当时很可能你认为我的想法有点儿奇怪，可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存在着这么一支不一般的枪，而且使用它的人是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神枪手。我们在瑞士的时候，他曾同莫里亚蒂一起跟踪过我们。毫无疑问，就是他让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度过了痛苦的五分钟。

“你可以想到，我住在法国的时候非常留意报纸，就是为了寻找机会逮住他。只要他还在伦敦逍遥法外，我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他的影子会日夜纠缠着我，他迟早会对我下手。我拿他怎么办呢？当然不能一看见就拿枪打他，那样我自己就得进法院，到时候即便我向市长求救也无济于事。他们也不能凭没有根据的嫌疑就进行干预，所以我不知所措。可是我很留心报上的犯罪新闻，一心想着早晚要找到机会逮住他。后来我看见了罗纳德·阿德尔惨死的消息，便知道我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据我判断，这肯定是莫兰上校干的。他先同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到他家，对准敞着的窗子开枪打死了阿德尔。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种子弹就是充分的证据，足以把他送上绞架。于是，我马上回到伦敦，却被那个放哨的发现了，他当然会告诉上校我已经出现，并要他留意。上校自然也会把我的突然归来和他犯的案子联系到一起，因此感到惊恐万分。我猜他肯定会立刻想方设法把我干掉，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所以，我在窗口给他留了一个明显的靶子，还预先通知苏格兰场我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顺便说一下，华生，你看得不错，他们就待在那个门道里——然后我找到那个在我看来是非常明智的监视点，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也会挑上那个地方来袭击我。亲爱的华生，还有其他要我解释的吗？”

“有，”我说道，“你还没有说明莫兰上校谋杀罗纳德·阿德尔的动机是什么。”

“啊，我亲爱的华生，这一点咱们只能推测了，不过在这方面，就是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可能出错，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作出他自己的假设，而你我的假设都可能是正确的。”

“那么，你已经有了你自己的假设啦？”

“我想，说明案件的事实并不难。从证词中我们知道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搭档打牌赢了一大笔钱。不用说，莫兰作了弊——我早就知道他打牌作弊。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天，阿德尔发觉莫兰在作弊。很可能他私下跟莫兰谈过，还恐吓要揭发莫兰，除非他自动退出俱乐部并答应从此不再打牌。按理说像阿德尔这样的年轻人不大可能马上就去揭发一个既有点儿名声又比他大得多的莫兰，因为这样会闹出一桩轰动的丑闻来。可能他像我所猜测的那样做了，但是对于靠打牌骗钱为生的莫兰来说，开除出俱乐部就等于走向了毁灭。所以，莫兰把阿德尔杀了，那时候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该退还多少钱，因为他不愿意靠搭档的作弊取胜。他锁上门是为了防止他的母亲和妹妹突然闯进来，因为她们会刨根问底地弄清楚他弄来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要做什么。我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真相。”

“这会在审讯的时候得到证明，或者遭到反驳。可是，不论发生什么，莫兰上校再也不会找我们麻烦了。冯·赫德尔这支了不起的气枪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增色不少，而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致力于调查伦敦错综复杂生活中有趣的小难题了。” n6tS3dtBZuGOasww4dLSCoaHoY0QOgi2/UTFCZYo+FtjRs/ucU4/mkwepiRIDt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