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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1873—1929／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代表作有《饮冰室合集》等。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22岁的梁启超离开万木草堂，与老师康有为一道来到了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此时，中日两国正在黄海海面排兵布阵，一场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荣辱的大战即将打响。
梁启超身材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此时的他，对会试的兴趣已是淡薄，结识汇集北京的天下俊才，成了他更热烈投入的事情，逐渐认识了杭州夏穗卿、湘乡曾广钧、南通张謇等名流。当时，他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馆，夏穗卿住贾家胡同，谭嗣同住北半截胡同的浏阳馆。“衡宇望尺咫”，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
吵得最多的，便是迫在眼前的中日海战。会试结束，在等待放榜的日子里，公车（举人）们闲居京师，天天都谈论中日两国在黄海与辽东半岛的战争。先是传来日本军登陆刘公岛的消息；随后听说北洋水师在威海卫的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然后就是听说朝廷准备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白银。
晴天霹雳，哀号满城。昔日躬行纸间的文弱书生们，此刻迸发出最强烈的使命感，纷纷上书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请愿的人群一波一波，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络绎不绝，史称“公车上书”。
梁启超成为活跃分子之一，不眠不休，四处奔走，挑灯夜书，动员朋侪，与草堂弟子麦孟华、张寿波等一批广东举人，联合湖南举人，同日上书，力言勿割台湾，以“塞夷心而慰民望”。
5月2日，梁启超起草一份洋洋万言的请愿书，与在京会试举人1300多人，在松筠庵会议。在康有为的鼓动下，大家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然而，此时传来消息，皇帝已在合约上盖了玉玺。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众心顿时受挫，叹息着四散而去。
梁启超经此一役，有如受到当头棒喝，但内心的爱国激情却并未止息。会试发榜，梁启超名落孙山，但是这个结果于他已无任何意义。他在一首抒发胸怀的诗中写道：“一腔孤愤肝肠热，万事蹉跎髀肉生。”他要冲到政治的舞台上，实现伟大的抱负。
他认为，结社与言论是当务之急。他紧紧追随康有为，担任了《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的主笔，针砭时弊，宣传新法。他的如椽大笔，开始锋芒毕露。同时，他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担任书记员，不断吸收着有着共同抱负的英雄才俊。
维新变法开始风生水起，随后便又迅速夭折。9月21日，梁启超在谭嗣同的寓所，忽然接到消息—朝廷开始抓人了。梁启超本“抱定一死的决心”，而谭嗣同郑重地托付他“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康有为）焉”，而后从容地端坐家中，静候最后时刻的来临。
9月26日，梁启超剪辫易服，化装成日本人，在公使馆的掩护下，从塘沽乘日舰，逸出天罗地网，东渡扶桑。夕阳西沉，大海茫茫，梁启超回望渐渐远去的故国，悲切之情呼啸不已，他立下誓言：“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梁启超在《去国行》中写道，“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到了东京后，他一直不停地反省，开始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徘徊。
梁启超早年的思想皆来自康有为，他用自己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为“君主立宪”思想摇旗呐喊；变法失败后，他开始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思想逐渐从改良转向革命，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新说，并愿意跟孙中山合作。
1902年，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康有为见后异常气愤，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他坚持“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原则，不肯妥协。
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极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至深夜。随后，康有为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而梁启超的到来，使得众多的革命团体开始往保皇会组织靠拢，孙中山得知后非常愤怒，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虚岁满30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自1902年创办之日起，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连载《新民说》，一度使报纸的发行量达到14000份。其中，《少年中国说》堪称是“新文体”的典范之作，挟雷生电，汪洋恣肆。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笔给予了由衷的赞叹：“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正如陈书良所言：“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击节赞赏。”
梁启超自陈：“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此刻，应该是他一生中极尽风光的时光，梁启超兴奋地在家书中写道：“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拱北辰。”
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相抗衡。1913年，进步党组建“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然而，袁世凯逐渐暴露出称帝的野心，梁启超发现后，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猛烈地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惊慌，派人送去一张20万元银票（梁文中称为10万），希望他毁掉该文。梁启超退回银票，并表示“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揭起“护国”旗号，起兵反袁，再建共和。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在做了83天皇帝梦之后，这位昔日的北洋领袖，于6月6日一命呜呼。
梁启超一生，时人常批评其多变，甚至有人讥其投机。严复晚年就曾批评说，一变再变的梁启超“名为义首，实祸天下”。梁启超也承认自己本性“流质易变”，但绝非政治投机，他坦然面对自己的“善变”。梁启超曾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1918年底，梁启超到欧洲各国考察，了解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这一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回国后，决定离开纷乱的政坛投身文化与学术，开始频繁讲学。他积极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始终保持着激情四溢的青春朝气，曾总结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只有个零了”，“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梁思成清华的同学梁实秋回忆，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学问精深、感情奔放的梁任公“怀着无限的景仰”。有一次，梁启超在清华演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他在黑板上写一段，讲一段，每告一段落，就高喊坐在第一排的儿子梁思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一再跳上讲台，帮父亲将黑板擦干净。
1926年3月，梁启超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他的病仍不见好转，原来手术摘除的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享年56岁，临终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梁启超一生著述1400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始终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情怀，以非凡的活力，坚守着“宇宙未济，人类无我”的精神信仰，成为古老帝国革故鼎新的先锋勇士，引领一代风骚。他的思想传统与现代交织，激进与稳健更替，像一条激流，生命里从来没有停滞和封冻，时时浪花飞溅，涛声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