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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1891—1962／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代表作有《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
“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1917年6月中旬，26岁的胡适登上轮船驶向太平洋，准备回到已经阔别了7年的中国。3月，他曾将这句源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诗，郑重地写在日记中，认为此话“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而这，正是15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从意大利返回祖国时的豪言壮语，同样也被19世纪牛津运动领袖纽曼所称道。
这一年的1月，胡适曾去费城讲演，顺便去看望了在华盛顿的同学朱经农，兴奋地谈起自己回国后要去影响、塑造中国人的志向。两人谈话后，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预备要中国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做准备的人。”
实际上，早在1915年，胡适便把成为“国人导师”作为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此刻，伫立在归国轮船的船头，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胡适，感觉曾经的这个梦想是如此触手可及。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已经向校长蔡元培力荐他为教授，甚至愿意把“文科学长”的位置也让给他。
然而，这位满心憧憬的“洋博士”，却开始被沿途听闻的消息不断打击着。就在他的归船在横滨靠岸补给时，张勋的辫子兵刚刚冲进北京，导演了一场复辟闹剧。7月10日，胡适抵达上海，也未看到任何新的气象，而是看到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后来，他在《归国杂感》中写道：“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失望中，胡适不忘回趟安徽绩溪老家，母亲对他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胡适没有被现实吓退，而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一意“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1891年，胡适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胡传是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录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母亲冯顺弟23岁开始守寡，一直守了23年，其间婆家和娘家共死去7个亲人，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
父亲临死前留有遗言，要让冯顺弟一力支持胡适读书，勉励其“读书成名”。母亲承担教子重担，在胡适刚满3岁时就送他进了学堂，并不惜重金厚待老师，让老师采取不同的方法教他，期望他能“学为人师”“成圣”。胡适念的第一本书，就是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里面全是做人的道理。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一起混日子的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做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子捧戏子11次，喝花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材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资格。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1910年，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性情、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胡适取当时盛行的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给自己取名“适”，字“适之”。
1910年8月16日，轮船抵达旧金山，胡适乘车4天后到了康奈尔，入康奈尔大学农学系。虽然本着“以农报国”的初衷，但胡适对农学实在难有强烈的兴趣，并且越深入进去，越觉得无聊。后来到了学苹果分类时，30多种苹果，胡适花上了两个半小时，却只能分辨出20种，感到十分烦恼。
1912年，胡适转入文学系哲学专业，主修哲学。他有意培养自己对政治的关注，日益活跃起来，到处演讲，渐渐成为风云人物。1915年，胡适再一次转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接触到使其终生服膺的实用主义哲学。此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逐渐引领一时风气，胡适倍加关注。
1916年8月21日，胡适致信陈独秀，批评中国“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进而提出文学改革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陈独秀读罢，“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催促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经删改整理，“八事”成为后来的“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1917年1月1日，新年伊始，《新青年》第2卷第5号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新的一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没等走完博士学位最后程序，便在陈独秀的盛情邀请下毅然回国了。1917年9月10日，胡适到达秋风乍起的北京，接受了蔡元培签发的聘书，很快成为北大最年轻、最有名望的教授，也逐渐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
据王森然转述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上《胡适之》一文，胡适长得“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逊留学生，约略可以尽之。高天大目，光耀照人，嘴唇丰满，常带幽默踪影。悟力极敏，为文清顺明畅，颇似一泓秋水，晶澈可爱”。
胡适一生非常有女人缘，虽有几个“绯闻女友”，却最终保持了一段传统的婚姻。胡适与妻子江冬秀由母亲包办，于1917年成婚。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胡适一生极重友情，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而大家都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胡适曾资助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陈之藩有能力还最后一笔款时，他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1958年4月2日，经蒋介石允许，胡适结束了他漂泊海外的寓公生活，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担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到台湾定居的消息一经传出，台湾立即沸腾了。当天机场人群涌动，80高龄的于右任也拄着拐杖，陪同“副总统”陈诚等大员前去迎接。胡适一下飞机，就被热情所包围，戏称自己“像做新娘子一样”。在胡适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亲自到“中研院”演说，大谈“伦理”的重要性，胡适不留情面地当场反驳，甚至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介石脸色大变。
胡适一生倡导民主、自由、容忍，晚年爱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1962年2月24日晚，“中研院”举办第五届迎接新院士的酒会，胡适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享年71岁。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他手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随后，胡适于台北的公配居所被改建为胡适纪念馆；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被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书写。
1957年，毛泽东也曾承认：“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胡适）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如今，诸多新史料浮出，胡适被“苏醒”和“还原”，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象征，也留给现在的人们太多的启示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