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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1896—195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代表作有《傅孟真先生集》等。
1919年5月4日，注定是一个将被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下午1时左右，天安门开始有大队学生集结，个个手持白旗，散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这一场景引起了当时《晨报》记者的注意，记者对其进行了跟踪报道，记录下这历史性的时刻。
最先到达天安门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因此到达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这场政治抗议的示威游行，犹如一次盛大的民主阅兵式，“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这是一场“有纪律的抗议”。
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身材极胖，白白净净，眉宇间透着“天生的领袖人物”的气质，在人群里很是显眼。他率领着13所学校3000多名大学生，“排队到各公馆去”，表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意愿。然而，星期天各国公使多不在班上，学生排队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后计划落空。他们继而想借道穿越使馆区继续游行，也被依“法”拒绝。“颇受刺激”的学生们在受阻两个多小时后，决定直扑曹汝霖家。
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却亦毫无效力了”。于是，他只好扛起大旗，带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汉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而去。下午4时左右，队伍挺进赵家楼，因总指挥等人的有力维持，学生们还没有真正失控，然而仍没有避免随后发生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
这场行动，被公认为几乎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走向，更有学者称其为“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担任五四运动总指挥的傅斯年，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和追捧。
傅斯年脾气暴烈，是出了名的，人称“傅大炮”，后来史语所的人私下里更直接称呼其为“傅老虎”。1919年5月5日，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傅斯年就和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
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既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别人吵架，吵完后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有人说傅斯年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傅斯年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都往楼下防空洞跑。而傅斯年却逆流而上，到三楼将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再一起躲进防空洞。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傅氏家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
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他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虽然上层不予理睬，但后来傅斯年还是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
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
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1948年的最后一天，辞旧迎新的夜晚，干冷的金陵古城愈加显得萧瑟，傅斯年与刚从北平回到南京的胡适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未卜前途，留恋既往乡土，两人思前想后，不禁潸然泪下。
拿着台大校长的委任状，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中，三天三夜，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踟蹰不已。他最终决定到台湾就职，当时心中仍有“先去看一看，也许很快就能回来”的想法，因此只带了部分亲人前往。
傅斯年面对的台湾大学，百废待举，随即发生了“四六事件”，局势愈演愈烈。他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力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学潮过后，1949年11月，傅斯年首次主持台大校庆，在致辞中摒弃了日本时代的办学政策，明确表示要“纯粹地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最后，他以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宇宙的精神在于追求真理”观念与师生共勉：“我们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胡适曾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去世前夕，曾当着蒋梦麟的面发表趣谈：“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罗家伦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来形容傅斯年的才气与风格，称他是“元气淋漓的人”。
1950年12月20日下午6时10分，台北南海路54号省议会大厅，参加完会议的傅斯年从台上走下来。他突然脸色苍白，坐在台下的陈雪屏发现他步履不稳，上前搀扶，傅斯年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了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傅斯年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当晚11时23分离世，当时54岁。
12月22日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被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此情此景，仿佛回到了31年前的那场学生运动现场，而不再扛旗的傅斯年，依旧是在队伍的最前列。
一年后，台大在校园一隅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傅斯年被安葬在此处，这个僻静的小墓园则被称为“傅园”。后来又在行政大楼的正对面，架设了“傅钟”，上面刻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此后每节上下课，“傅钟”都会响21声，因为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每当钟声回荡在椰林大道，两旁的翠柏显得更加峻拔浓郁，杜鹃花也愈加热烈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