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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1868—194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号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主张教育救国，曾受孙中山之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烟雾漫天。一辆四轮马车驶入北京大学的校门，缓缓地停在了校园的马路上。此时，早已经站在道路两侧毕恭毕敬地等候的校工们，不断揣测着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长得到底是何等模样。
新任“内阁大臣”蔡元培，身材矮小，一身长袍马褂，行动沉稳地走下马车。校工们连忙向其鞠躬致敬，但见他态度谦和地摘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这些校工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可是从未有过的“怪事”。
蔡元培来到北大以后，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久而久之，这成为北大校园内不可或缺的风景线。他儒雅风流，待人接物总是一视同仁，其温和体贴“如冬日之可爱”。老北大人，无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1894年，蔡元培26岁，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听闻《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的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1898年，蔡元培30岁，同年“戊戌六君子”被害，维新变法失败。蔡元培内心愤懑，深感政府之无望，决然挂职携眷离去。他反思康、梁失败的原因：“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回到绍兴后，蔡元培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督办、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教习，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来实践教书育人、启发民智的理想。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此时的北大，其实是一个腐朽破败的烂摊子。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后仅存的硕果，尽管历经清末新政与科举废除等大事，但是一直业绩平庸、乏善可陈。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依然在教员和学生中流行着。
学生间不乏拉帮结派、出入花街柳巷、到“八大胡同”寻芳猎艳者，京师大学堂因此类爱好与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们齐名，所以被并称为“两院一堂”。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此后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式地换了5任校长：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不乏有勇有谋之能士，但终究无法改变北大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
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专电敦请后，游学法国的蔡元培回国抵达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而朝野期待蔡元培能“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代”。教育正是蔡元培最看重的安身立命之途，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他毅然归国赴命。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相互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蔡元培再造北大，以观念改革为先导，“仿世界大学通例”，推动北大的现代化转型。继而以人事改革为动力，“取兼容并包主义”集聚人才，“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这天早上9点便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舍，拜访临时来北京办事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与其相谈北大革新事宜，交流甚欢。接连几天，蔡元培都去找陈独秀，有时候去得太早，便坐在门口一直静等陈独秀醒来。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正风生水起，他本无意于北上，但最终被蔡元培说服，接受聘用做北大的文科学长，当时有“三顾茅庐”的美谈。后来，蔡元培还专门为陈独秀编造了假履历，称其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
随后，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纷至沓来，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而如复辟论者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遗老派陈汉章、桀骜不羁的黄侃等，也一度是北大校园里的景象。梁漱溟曾将蔡先生比作汉高祖，说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到1918年，北大当时的教员共有200人左右，教授90人，而教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约占一半，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胡适后来回忆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
紧接着，蔡元培以制度改革为保障，“循思想自由原则”改革管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术独立和学术本位思想。他第一步组织评议会，将议决立法的权限下放给教授代表和学长；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教授自主分任教务；第三步组织行政会议，对教务以外的事务一律采取合议制，组织各类委员会研讨、决策事务。同时，他还将学生的学年制改为选科制，即今天的学分制，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蔡元培将此办学方针概括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6字箴言。陈独秀晚年感慨地说，蔡孑民先生“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期，经蔡先生之手，北大开始真正成为“现代的、学术气息浓厚的、民主自由的、先进的北京大学”，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序幕。
蔡元培大刀阔斧地革新北大，新派教员和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积极响应。然而，“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举动，也必然遭遇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猛烈攻击。而身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斗争旋涡中的蔡元培，“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但并非一味地敷衍，而是“都很倔强地坚持着”。
编辑部从上海迁移到北大后，《新青年》引领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新旧文化冲突的中心在北京，而当时的北大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反对派林纾在小说《妖梦》中将胡适拟作“秦二世”，称陈独秀为“猫头鹰”，更骂蔡元培是“元绪”，即大乌龟。蔡元培当天即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回击林纾的挑衅，理直气壮地为北大的新派教员辩护。
蔡元培一贯主张男女平等，抵触当时男女不能同校的惯例。学生王昆仑的姐姐王兰热爱哲学，托弟弟向蔡先生询问北大招不招女生，蔡元培反问道：“她敢不敢来？”遂以《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国立大学为由，毅然招收了包括王兰在内的9名女大学生，开了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
卫道士们群起攻击。军阀张作霖、曹锟曾对当时的北京警备司令讲：“现在有个蔡元培闹得很凶，男女同学有伤风化，老弟你为什么不把他看管起来？”甚至有军阀扬言要“在景山架大炮，对着北大”。蔡元培亦无畏惧，据理驳斥。
蒋梦麟说：“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蔡元培信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为自由之真义。无怪乎有人这样评价，“即便是打破了头，蔡先生也要保持灵魂的自由”。
蔡元培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他虽始终在体制内，却用“不合作主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道路和教育理念。有人曾建议蔡元培为避锋芒，辞掉陈独秀和胡适，他厉声回应：“北大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负责，和他们两个人没有关系！”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青年学生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横幅，后演变成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军警出动，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蔡元培当即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以其为首的校长团，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
政府指责蔡元培是“学生运动纵容者”，8日，他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职信，并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蔡元培实际执掌北大只有五年半，但却因坚持独立自由的人生理想多次辞职。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学生发生起讲义风潮，因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据蒋梦麟回忆说，当时蔡元培很生气，说“我和你们决斗”，他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
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寿衣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的。其临终前反复念叨“科学救国”“美育救国”，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上万名民众为他送行。回望1916年蔡先生第一次踏进北大校门的情景，中国知识分子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从那一天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