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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横 ／1878—1936／ 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生于台湾台南，祖籍福建漳州龙溪县，日本侵占台湾时期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代表作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诗乘》和《大陆诗草》等。
1920年，《台湾通史》上、中册在台北相继出版，次年，下册也随之付梓。此书一出，全岛风行，不仅结束了“台湾三百年无史”的历史，也使日本侵略者大惊。日本侵占台湾之后，为了了解和治理台湾，早就想编写一部台湾历史，并在总督府下设置了专门机构，但因为作之不易，积久不能成事。连横之书一出，日本人立即为其才学倾倒。
虽然他们甚不满于连横的立场，但此书也正应他们需要，于是两代总督为之题词“温故知新”与“名山绝业”。民政长官下村宏序中虽不得不承认，“气象雄浑，笔力遒劲，论断古今，吾几不能测其才之所至”，但又无法忍受作者磅礴的民族正气，恨恨地称“余颇为雅堂氏惜之”。督府当局自觉才力难匹，再也没有出版类似著作。
过去中国的地方志，都是以中央统治者的立场编写的，而连横是以台湾为中心来修史的第一人。他修撰台湾历史的愿望，发端于他13岁那年。当时，其父连永昌有感于山雨欲来，似怀着未雨绸缪之思想，买了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并郑重地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这是一部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方志，连横读后“颇病其疏”，萌发了最初的纠正之念。
乙未割台后，连横看到日本侵略者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竭力弃毁台湾的历史文献，有意伪造虚假的历史愚弄当地民众，感于“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古训，立下编写一部贯通台湾千年历程的信史的宏志。但正如连横所言，“修史固难，修台之史更难，以今日而修之尤难”，除了个人修史难以具备的客观条件外，侵略者的虎视眈眈更是每一个寄身于此的人不能不小心提防的。从1906年开始，他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西书，参以档案，直至1918年，终于写成60万字的《台湾通史》，得以告慰先人，名声大噪。
《台湾通史》为文言纪传体史书，略仿司马迁《史记》之法，凡36卷，为纪4、志24、列传60，共88篇，都60万余言，完整地记载了台湾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90年可以确凿稽考的历史。他将历史叙述的重心放在民间活动的题材，而且记载了很多盗匪式人物的故事。其中，表则附于诸志之末，图则见于各卷之首，也是作者的创举。
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台湾通史》当时未获在大陆发行。连横的知音章太炎读后叹为“必传之作”。直到抗战将要胜利的1945年春，此书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大陆重印出版。20世纪80年代，大陆中华书局又出版了这部著作。
1878年2月，连横出生在台湾台南的一个富商之家。他是著名抗金英雄连南夫的第24世孙，清初其先祖从故乡福建龙溪移居台湾。他自幼在家塾发蒙，受喜爱历史的父亲连永昌影响很大。12岁那年，父亲因家里人多扩造了祖居，又买下左邻一位官宦的别业—宜秋山馆，作为他们兄弟的读书之地。连横曾这样回忆幼时的读书环境：“地大可五亩，花木幽邃，饶有泉石之胜。余少时读书其中，四时咸宜，于秋为最。宜赏月，宜听雨，宜掬泉，宜伴竹，宜弹琴，宜读书，宜咏诗，无往而不宜也……”
连横在这样幽雅的家园中无忧无虑地成长，但到18岁时，家难、国难接踵而来。1895年，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将台湾割让日本。父亲因故乡沦亡悲愤不已，于同年8月14日辞别人世。台南陷落不久，日本政府相中城北环境，要在此地建造法院、宿舍，征购了连家祖屋。于是，连氏家族被迫别离了已经聚居二百多年的故宅，流散四方，连横一家也迁到了城西。
1897年，连横已长大成人，不能忍受侵略者的横暴，孑然一身来到大陆，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但不久，母亲令他回台完婚，他不忍拂逆寡母的意愿，只好返家迎娶。夫人沈璈，出身于一位寄籍台南的大陆富商家庭，知书识礼，温顺贤惠。夫妻情感甚笃，连横沉浸在婚后的幸福中，一时不再做远游之想。
然而，美满的家庭生活不能抚平连横心中的痛楚。新婚不久，连横便开始习诗，手录《杜少陵全集》，深得杜诗三昧，遂成为蜚声全台的诗坛名家。不久，他与10位诗友结成日本侵占时期台湾的第一个诗社—浪吟诗社。随后，诗社如雨后春笋似的在全岛各地出现，最多时数量超过100个。岛上一时诗风大盛，历40年而不熄，这种现象在台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中国各省区也是唯一的。
1898年，连横被台南的一家报社—《台澎日报》（后改为《台南新报》）聘为汉文部主笔，他的报人生涯由此开始。他利用这一条件，不断地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精粹的小文章，介绍台湾各地的山川、古迹、物产、风俗等，唤起人们的乡土之恋。同时，他收集了许多民主国和台南抗日政府的文告，这些在战火中幸存的断简残楮，成为他日后写作《台湾通史》时参考的珍贵史料。
1902年，连横再次来到大陆。但一到厦门，看到晚清官场的腐败萎靡景象，他又十分失望，深感清朝政府不足有为，不久又返回台湾。经过此行，他服膺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纲领，将光复台湾的希望寄托在祖国的复兴上，开始参与推翻清朝的斗争。
1905年，国内政情出现新的发展，连横在彼岸觉察到了这种变化，便携眷移居厦门。他在那里办了一份名为《福建日日新报》的报纸，以激烈的言论宣传革命排满思想。南洋的同盟会人士得知这一消息，派了一位闽籍会员前往，准备将它改为同盟会机关报。而清朝官府却感到犹同芒刺在背，必欲扑灭而后安。
有一天，连横正在理发，清吏闻风而来。幸好他得到内线及时通报，急遽走避，其时他头面须发尚未剪理完毕。清朝政府几度搜捕不获，最后竟串通驻厦日本领事馆，强行将报馆封闭。正在这时，连横忽接岳丈沈鸿杰在台去世的讣告，于是不得已又回台湾。次年，连横与诗友创立南社。1908年举家迁徙台中，随即加盟台湾报界的另一中心—《台湾新闻报》。
1911年秋，愤懑的连横大病一场，几至不起。此时，辛亥革命发生了，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心中充满了希望。次年，34岁的连横第4次前往大陆，行前以家事嘱托沈夫人，做了义无反顾的准备。他取道日本到上海，每日与聚集在那里的悲歌慷慨之士、翰墨词林之客往来，抵掌而谈天下事，纵笔为文，意气轩昂。
他登临雨花台，拜谒明孝陵，瞻仰秋风亭，祭奠烈士墓，以诗凭吊有功于民族革命的洪秀全、朱元璋、秋瑾以及辛亥之役中死难将士：“万岁呼，甘驰驱，武昌一战诛东胡，共和之国此权舆。”然而民国初年的现实，毕竟不能契合连横的憧憬。当听到武昌首义志士张振武等人被袁世凯、黎元洪诬杀，他顿时受到打击，不顾时忌，为诗直斥此二人的行径：“君不见彭越醢、韩信俎，古来冤狱无时无！”
1913年春，连横为参加华侨选举国会议员来到北京。不久，他开始周游全国各地，先出居庸关，入张家口，穿大境门，至阴山之麓而返。然后，他又沿京汉路南下，过邯郸，临广武，登大别山禹王宫，升武昌黄鹤楼，顺流而下，游览沿江各地。入秋后，更渡黄海，历辽沈，观觉罗氏之故墟，寻旧俄之战迹，最后来到吉林，曾先后任事于《新吉林报》和《边声》两家报纸。
此次出关，连横本是为了实现他多年来一直萦绕梦中的“弃儒酬壮志，今日有经童”的理想，但关外的风气同样不能使他振作，他很快就感到“剑气箫心一例消”。那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民国之初带来的光明前景已逐渐暗淡。次年春天，他上书北京清史馆，自请修撰华侨志。不久接到馆长赵尔巽的聘书，他再次来到北京。朝夕与一群逊清遗老相对，连横的心情并不愉快，但借机阅读了清室有关台湾的全部档案，这给他后来编写《台湾通史》带来莫大帮助。不久，他便以“老母在堂，少妇在室，驰书促归”为由辞去馆职，于1914年冬回到台湾。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根台湾，心怀大陆”的连横努力发扬中华文化，著有《台湾语典》和《大陆诗草》等，并整理了《台湾通史》一书，声名远播，被誉为“台湾文化第一人”。他也成为台湾史学上最受争议的人物，台大历史系吴密察教授曾说：“如果用所谓史实的错误去挑他的话，书中的每一页都有错。他不只是有错，还造假，如《告荷兰首将书》就是他假借郑成功的名义写的。但问题是，《台湾通史》是一套要发扬种性的、试图帮台湾形成论述的书，因而不能把它当考证书来看，而要当作思想书来看。”
1918年，在完成《台湾通史》以后，连横于次年移居台北，受雇于华南银行的发起人林熊征，帮忙处理与南洋华侨股东往返的文牍。连横曾积极参加由蒋渭水、林献堂等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为台湾的文化启蒙运动做出了贡献。1924年至1925年，针对日本在台湾的同化教育，连横创办《台湾诗荟》杂志，提倡中国诗文，鼓舞中华民族精神。1928年，连横又开办了雅堂书局，专卖中国书籍与文化用品，以抵制日本书籍。但他也曾因发表“鸦片有益论”，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其一生的憾事。
1936年春，连横罹患肝癌，6月28日在上海病逝，享年58岁。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故土沦陷之耻，不忘恢复故土之志，嘱咐儿子连震东：“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克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不到两个月，连震东诞子，因名之为“战”。当年，连横抱着“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的民族责任感，“若涉深渊，弥自儆惕”，最终让台湾在漫漫的时间长河里，从此有清晰的记忆，而今天台湾的历史，日后又将如何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