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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 ／1912—2000／ 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代表作有《梵语文学史》《金克木散文选集》《天竺旧事》《印度文化论集》等。
1935年，北京大学外文系法文阅读课，法籍教授邵可侣每次布置作业，总有一份完成得很好、非常正确和详尽的作业答卷交上来，但从来没有写过名字。开始他并没有太多关注，认为可能是外文系其他组来旁听的学生做的；以后经常看到这样一份堪称完美的作业，他就想知道这个学生到底是谁。
有一天，邵可侣想出一个办法，他不再在下课时顺手把看过的作业转交给前排的学生传发，而是下课前自己亲手发到每一个学生手中。发到最后，只剩下那份没有写名字的作业时，终于从教室后排座位上走过来一个年轻人。邵可侣打量着这位学生，只见他瘦瘦的，怯怯的，一副十分抱歉的样子。邵可侣问他是外文系哪个组的学生，年轻人回答说既不是外文系的，也不是北大的，而是校外的旁听生。邵可侣听完很愕然，深受感动，立即把自己的住址写给他，约其下午到寓所详谈。
当天下午，金克木如约而至。经过详谈，邵可侣知道他是一个自学青年，没有工作，只是写诗向各报刊投稿，拿点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为了自学法国文学，他才来北大旁听法文课。邵可侣深为他的苦学所感动，拿出几十元钱给他作为生活补助，叮嘱他安心继续听课，同时请他每周来一两次，帮忙处理一些文字工作。
后来，当邵可侣得知金克木不得不再次搬家时，立刻建议他到自己的四合院里去住，不收房租，不管吃饭。金克木由此有机会参与到邵可侣的交际活动中，用法语跟他们交流，法文不知不觉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位仅有小学文凭的自学青年，日后更是走向了大学的讲台，成为学术界的大家与典范。
金克木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晚清秀才，当过县官，59岁有了金克木，非常高兴。生母是家中的一个丫鬟，地位不高。金克木3岁时，父亲去世，他既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这个家庭的景象是安静、和平、寂寞、单调的，连小孩子也没有生气，一片死气沉沉”。童年的好奇心被长久地封闭着，直到大嫂开始教他学第一个字—人。
在大嫂的热心教导下，金克木开始记诵《三字经》。后来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三哥，继续指引他学习中国第一套新式教科书—戊戌变法后商务印书馆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书中文体当然是文言，还很深，进度也快，可是每课不长，还有插图。里面有破除迷信的课文，也有故事”。这促使他对书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凡是到手的书都看，“想通过书本进入一个又一个世界”。
在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后，金克木只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道彻底败落而不得不辍学。为了支撑家庭，16岁的金克木托人介绍，开始在家乡教小学，养活自己和母亲。然而，他内心一直渴望可以继续求学，1930年，18岁的金克木终于离开家乡，经上海到达北平。临别时，三哥对他说：“一定要想法子上大学，不要念中学了，家里供不了那么多年。”
要上大学，必须要有中学文凭，金克木却只拿过小学文凭。怀揣着仅够吃饭、住宿的钱，他无力通过插班的方式考取高中毕业证，上大学的梦想被击碎了。有一天，彷徨的他游逛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突然发现了一大宝藏：市立图书馆。他眼睛发亮，虽然还有些迟疑，但巨大的诱惑最终使他跨了进去。从门房领到一个牌子，接着进门，不看文凭，也不收费。
这个图书馆，使读书青年金克木有了归属感，他觉得那儿就是他的新家，是他的大学。此后，他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后来，金克木曾深情地说：“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穷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发现图书馆这一宝藏后，金克木就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勤奋自学，翻阅了诸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等外国书籍。这些被翻译成文言的译本，读起来简直不知所云，金克木琢磨：“外国人原来一定不是这样讲话的，外国书不看原文是不行的，变成中文怎么这么奇怪，不像是有头脑的人在说话。”这个念头，也就成了他学习各种语言的开端。
只跟三哥学过一点儿英文的金克木，当时还不知道可以去大学里旁听，偶尔看见有一家人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张红纸条：“私人教授英文。”进去一问，知道老师是一位30多岁的人，在家里教几个学生，课本由学生自己选，学费是一个月4元。金克木马上报了名，并到西单商场书摊上买来英文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开始学习英语。
学习英语的初期，金克木好像进入一个巨大的迷宫，好奇心和激情推动着他往前走。金克木希望老师给推荐一本英文教科书，老师推荐的是《阿狄生文报捃华》。老师对他说：“富兰克林学英文就是念的阿狄生。”这就更让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富饶的迷宫，里面有无数的珍宝要他来开发。无意中，他还调动起老师的激情，教学渐渐变成了讨论，讨论又发展为谈论。
就这样，金克木在1个月的时间内，探到了老师在大学4年中所教的英文要点和心得。此后，金克木又以同样的“探宝”激情，学好了法语、世界语、梵语等多种语言，成为名副其实的语言学大师。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华北吃紧，北平难以再待下去了。金克木虽无中学和大学文凭，但有多门出色的外语本领，又擅长写作，此时，由于国立湖南大学缺法文教师，精通法文的金克木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前任老师留下的课本是用英文讲法文的外语书，以这样的课本来教中国学生，难度似乎很大，但金克木教得很精彩。
他认为，学习首先要明确目的，之后是找到达到目的的有效快捷途径，而重要的方法，便是“寻求文化的凭借”。他将知识和能力视作有层次的积累的系统，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或改变。学外语是接触第二种语言和文化，有意无意都得结合第一种，因而了解外国文化便会事半功倍。
在这段时间里，他还与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诗人交往，创作诗歌。24岁那年，他出版了诗集《蝙蝠集》，在新诗界卓然成为一家。同时，好奇心强烈的他一边阅读汉译佛藏，一边跟随印度著名学者乔赏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此后，他曾随迦叶波法师学习《奥义书》，又曾协助戈克雷教授校勘《集论》梵本。从此，金克木走上梵学研究之路，赴印度留学，逐渐在学术界初露头角。
1946年，金克木从印度回国，吴宓教授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梵文，没想到学校安排他到哲学系教印度哲学。吴宓很担心，但金克木很自信。他认为，自己在印度度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儿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的情况，又花过功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认为有把握”。果然，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
金克木只是小学毕业生，但在文化界，绝对是一位知识渊博、中外融通的大师级人物，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并称为“未名四老”。对于自己的低学历，他向来不忌讳，常在别人面前自称自己“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儿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
他确实是以“杂”家著称：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他曾仅靠一部词典，一本恺撒的《高卢战纪》，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他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汝伦评价道：“比起历史上的杂家，金克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学问之杂，前无古人是可以肯定的，后无来者也可以基本断言，除非人类最终能摆脱讲究‘专业’的时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像金先生那样博学的长者，并非绝无仅有；但像他那样保持童心、无所顾忌、探索不已的，可就难以寻觅了。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科边界，实在是妙不可言。”
1949年以后，金克木和季羡林一道，培养出中国年轻一代的梵语学者，他写作的专著《梵语文学史》成为学习印度文学的必读课本。他早年即同数学大家华罗庚很谈得来，还曾就具体的数学问题请教过丁石孙，并能从丁石孙的解释中判断出他所擅长的数学研究领域。金克木曾很有兴趣地钻研过费尔马大定理等数学问题，在临终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涉及高等数学的问题。
晚年，金克木虽出行不便，但他对新思想、新事物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很高，对社会和时代的变革无不具有了解，在《读书》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讨论各种学术文化问题，影响很大。临终前，他注意到正在进行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指出：“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如不慎重从事，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麻烦，但是我已经看不到了。”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他的临终遗言是：“我是哭着来，笑着走。”这位学术界有名的“老顽童”，终生用“探秘”的方式不懈探寻，致力于解答世界上的任何学问。他“笑着”离去，应该是不仅满意于身后这个世界已获得的“旧知”，而且也是满怀着同样的好奇心，去拥抱前方那个世界充满诱惑的“新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