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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1911—2009／ 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省清平（今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是北京大学终身教授。代表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糖史》和《牛棚杂忆》等。
1936年春，德国大学城哥廷根，到处洋溢着浓厚的学术气息。行走其间，25岁的季羡林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初到德国留学的他，面对学习科目的选择始终悬而未决，前路一片迷茫。但他鄙薄鲁迅曾讽刺过的那些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博士学位，回国却大谈康德和黑格尔的博士，下定决心不走捷径，不写有关中国的论文。
有一天，他走到大学的教务处去看教授开课的布告，偶然间看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Prof. Waldschmidt）要开梵文课，一下子勾引起他旧有的兴趣。早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期间，他便旁听了陈寅恪开讲的佛经翻译文学课，由此燃起对梵文和巴利文的兴趣，可惜当时陈寅恪表示教不了梵文。如今在异国他乡看到梵文课的布告，季羡林喜出望外，当即下定决心研究梵文，“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就这样，季羡林成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唯一的听课者。他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同时选择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作为副修，并加学南斯拉夫文。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梵文作为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其“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季羡林曾抱怨“梵文真是鬼造的！”，但始终没有放弃。
1940年12月和1941年2月，季羡林分别在论文答辩和梵文、斯拉夫文、英文口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然而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他只得留滞哥城。10月，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和梵语，他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到了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萦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11年8月，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的康庄镇官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异常艰苦。祖父母早亡，留下了父亲等兄弟3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季羡林出生后，家境仍然异常艰苦。据他本人回忆，一年到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
有一年夏天，吃完了饭以后，季羡林又偷了一块白面饼子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要打。他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他，他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他曾说：“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4岁起，季羡林开始随马景恭识字，6岁时被叔父接到济南。从此，他远离家乡，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而离开母亲则成为他一生“永久的悔”。叔父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思想开明，先是让季羡林在私塾里学习，后来送他进入一师附小。此外，叔父还出钱让他课余去学英语，学古文，一直要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1919年，适逢五四运动起来了，当时的校长是维新人物，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其中有一篇名为《阿拉伯的骆驼》的课文，季羡林读起来感到非常有趣味，爱不释手。
1929年，18岁的季羡林进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国文老师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还是著名翻译家，对他影响很大，“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也是在这一年，季羡林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彭德华结为夫妻。
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了北大和清华，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4年后，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但赶上叔父失业，全家经济状况极度困窘。在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后，他又考取交换研究生前往德国留学。原本只有两年计划的他，因为战争突起，在哥廷根一待竟是10年。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后来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其中，他曾师从德国西克教授（Prof. Emil Sieg）学习吐火罗文。第一次上课时，西克教授便郑重宣布，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由此，季羡林也便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精通此种语言的人之一。
1945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着手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1980年，离开哥廷根35年后，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他写就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并将德国留学经历写入著作《留德十年》。
季羡林曾说：“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在北大校园里，他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20世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像一个工友，说话朴实，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绝不会感到紧张局促。
1986年，他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在大陆，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他则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因而，他说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文章发表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欢迎，由此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后来，80多岁的季羡林曾到台湾访问，大会上会议主席李亦园院士讲话，说胡适晚年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饮茶聊天，李曾亲耳听胡适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乍听之下，百感交集，他专程拜谒胡适墓地，鞠躬之后，悲从心来，思潮汹涌，眼泪自然流下。后来，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表达自己的愧疚：当年写文章时，“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在大陆，季羡林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一些人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近年季羡林走俏”。对此，他郑重写道：“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他曾说自己的“人生三维度”，便是读书、治学和写作，唯一认同的也只是“北大教授”和“东方学者”的身份。
他曾说：“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季羡林的勤奋程度，少人可及。每天凌晨4点，北大朗润园13号公寓的灯准时点亮，季羡林开始了一天的读书学习，几十年如一日，从无间断。他曾说，如果一天不写东西，到了晚上，就会感觉“像犯了罪一样”。
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即使“文革”期间做看门人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当时为了写《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80多岁的他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
2003年冬天，92岁的季羡林住进了北京301医院，从入院第一天起，将病房当作了书房。“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儿”，他依然坚持每天6点起床读书，笔耕不辍。但凡输液，他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能再看电视，他便订阅了13份报纸和若干大学的校报，由秘书李玉洁或护士念给他听。直到2006年底，一部《病榻杂记》就这样渐渐出来了。
去世前的几天，他还在每天听读报，每天思考问题，写下治学心得。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季羡林在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他生前遗愿是将骨灰分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还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为他生前曾跟好友约好要安葬在一起，“谈一谈生前不能谈的问题”；而另外一部分，则由其儿子季承及家人一同带回老家，与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羡林的部分骨灰在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至此，他终于实现了生前遗愿—回到“母亲身边”。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这位在战祸不绝的年代背井离乡的游子，体味了颠沛流离的跌宕人生，而他用一生勤奋点亮的那盏明灯，成为很多人尘世间一处静谧恬淡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