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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1895—1990／ 字芝生，河南唐河县祁仪镇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新理学》《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1934年11月28日，中午12时，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给冯友兰打来电话，“嘱稍候，勿外出”，然后就匆匆挂断了。冯友兰感到有点纳闷，旋即有人来到办公室，他正在疑惑不安中，被带到北平公安局。
北平警察总监盯着眼前的这位清华大学教授，但见他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马褂，颇有道家气象。随即，警察将手铐给他戴上，从北平押送至蒋介石保定行营。当晚，冯友兰被迫交代旅欧经过。
原来冯友兰被错当作共产主义分子了，而这种误解，源自他刚刚结束的苏联之行。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多方人士对他积极营救，清华大学“共拍去六份电报，并开会讨论此事”。
第二天上午，保定行营办事人员出示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电报：“如无重大嫌疑，着即释放。”一阵道歉后，他被释放出来。后来在“贞元六书”中的一书中，他讲到此事：“有事则长，无事则短。我在狱中虽然只有一二日，出来以后却有度日如年之感！”
1934年，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做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于是，他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并予以逮捕、审讯。对于这次事件，1934年12月18日，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愤然说道：“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
1919年，冯友兰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他在去授课的路上，遇到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他回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冯友兰晚年心境平和中正，自觉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将其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陈寅恪和金岳霖。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写道：“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此书出版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部，学术界纷纷关注和赞赏两者的不同之处。冯友兰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然而，胡适并不认同他，曾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字号）右者。”
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室，经常挤得水泄不通，不但有许多他的学生，还有不少他的慕名者来旁听。他上课旁征博引，挥洒自如，语言风趣，字字珠玑。可是他却有口吃毛病，他的学生任继愈回忆他说：“有点口吃，有时结一下，不是像人家很流畅；心平气和，声音很低，很平缓地讲下去。”有的学生还开玩笑说，冯教授往往一句话已经在黑板上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暂避长沙，写下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始终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
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 年）、《新世训》（1940 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
在《新原人》自序中，他曾明确地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1946年5月，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后由闻一多篆刻，罗庸书丹，故其被称为“三绝碑”。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被公认为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比肩，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
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冯友兰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他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备受折磨。
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
得此“特赦”，冯友兰才得以出了牛棚，勉强恢复自由。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他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直到尼克松访华时，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他才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冯友兰晚年写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说到忏悔，他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季羡林称其“晚节善终，大节不亏”。
冯友兰晚年开始重新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此时他已目近失明，耳近失聪，自称“呆若木鸡”，然而记忆依然清晰。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往往资料的出处竟然无大出入。
他决意要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里面有着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每天坚持从9点钟开始工作，到后来由于行动不便，感觉太过费时，便坚持上午不喝水，以免上厕所。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说：“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
1990年7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杀青；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他默默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一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冯友兰的墓碑背面，是对其一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