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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教到服务社会，有两位大师的话让我永生不忘。一句是在政大读书时，听胡适博士的周会演讲，他的讲题是“谈传记文学”，他认为一个人在成长中应该多读名人传记，以激励生命，引领人生。胡适大力提倡传记，并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
另一句深获我心的话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梅贻琦说过的，大学在大师，不在大厦。大学之可贵，并非在于若干栋雄伟的建筑，而是在于有否名贤、有否大师。
我生也有幸，对于这两位大师启发人生的名言体会极深；且也在求学与服务社会初期，幸遇许多大师，他们的风范、襟怀、胆识确实可以感化人，做我们一生永远的典范。
一次是在1955年，政大大学部复校，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入新闻系以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闻所。那时政大在曾任北大校长的陈大齐领导下，名师如云，各门学科的掌门人，几乎都是一流名师，如刘季洪、罗志渊、曾虚白、周世辅、邹文海、浦薛凤、李焕、王云五、李其泰、吴兆棠、谢然之、阮毅成、王洪钧、张金鉴……个个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而爱学生如亲生子女；在大师的指导下，即使再愚昧笨拙，也不会对老师的教导无动于衷。
后来服务社会，有幸参加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之创办，那是另一场大师的盛宴。创办人张其昀原是学界泰斗，在他感召下，网罗一流名师进入华冈讲学；我经常代表新闻系与这些大师平起平坐。如吴经熊、钱穆、黎东方、胡品清、查良鉴、陈顾远、欧豪年、申学庸、宋晞、叶霞翟、卢毓骏等，他们都是学界泰斗，是每一种学问、知识的掌门人，我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怎会不领受他们的气质与风范呢？
由于这两次生命的感动，我发誓再怎么忙，也要与大师在一起，与知识为伍，与经典同行。
这个心愿让我勇敢向大师请教，接近大师；我其生也晚，若干无法亲炙教诲的大师，我则以阅读其传记，以神入他们的心灵世界。
所谓大师者，就是真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近百年来，孕育了许多大师。这些大师，对于近百年来的中国，都发生了重大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的理想、远见与智慧，为国家开拓了前程，也为国人指出了方向。具体地说，他们至少为国家做了三点重要贡献：
虽然中国自古重视教育，孔老夫子更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体制与规格，乃多受西方的影响。英国牛津大学纽曼教授的“博雅”、德国柏林大学洪堡校长的“研究”，这些先进的理念经过引进与思考，藉由大师们的倡导、发扬，发生了关键的影响。
清末民初，显然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变革期，大师们以制度理念化和规范化为特征；西学东渐，旧学与西学虽曾引起激烈论辩，但毕竟为中国大学的现代化指出一个方向。
在这个时期，如蔡元培、胡适、吴大猷、梅贻琦、傅斯年、竺可桢、张其昀、顾颉刚、张伯苓等，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建设过程有过汗马功劳。
而民国十七年蔡元培筹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为我国学术研究建立了最高规格与权威：首批院士81人，其中华罗庚、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等不仅在不同领域有着卓越贡献，且名声远播至国外，为世界公认的杰出人士。
带着启发、民主、科学、自由、法治，甚至乌托邦的思想，知识分子不仅著书立说，且促使近代新闻、报刊与出版事业的日益蓬勃，孙中山与梁启超固然懂得以报刊为传播政治思想的重要管道，但更多出版家则以传播知识为己任。民国初年的杂志《新青年》《语丝》《新月》《生活》《独立评论》《观察》《良友》《东方杂志》《新潮》等，其蕴藏的是主办人徐志摩、王云五、张元济、朱自清、梁实秋、林语堂等大出版家的宏图大志。梁启超的文字被誉为“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钱穆的历史观更被认为是国人安身立命的稳定力量。
文化的理想与知识的传播永远是“士人”的高超使命。
中国的国士永远关怀国事，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主思想东渐之后，有了更多的省思与探索。
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富强救中国”是现代人的梦想，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中国梦”永远魅力十足。
虽然维新派与革命派、本土派与西化派各有不同的思路，但是他们所走过的艰难困苦的路永远启发中国人必须有智慧地选择。
知识分子所实践的，不仅是政治的探索，事实上，他们也以专业的权威，领导各个领域的前路；尤其在集会、结社自由之后，更大开理论与实践结合之路，除参加政党外，更多加入实业、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慈善、新闻、妇女等各种不同社团，成为核心与标杆性人物。
以教育报国，以文化救国，是知识分子永远的追求，他们永远积极希望透过人才培养，建立学术权威与前瞻远见，为所当为，不仅成为世人典范，且给国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许多忧心之士对青年人之彷徨、无中心价值深以为忧，但很多年轻人又向我抱怨无榜样可学。我也觉得，虽然社会变迁大，但核心价值不可动摇，仍然重要；而我也确实感受到“榜样教育”的不可代替性。
钱学森晚年，除了继续关注科学发展以外，还对教育问题格外关心。2005年7月29日，在国家领导人看望他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由于近年有更多自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在领受许许多多令人景仰的前辈风范之余，乃兴起写这部《大师巨匠》的意念，主要意在提供一些前辈努力的足迹，供青年有志之士得以有所参酌，有所借镜，有所学习。
每位大师都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本书不是他们的自传，我只是撷取大师们一生的片段，以精简的文字，使青年们能体会这些大师的风韵与典范。
我曾说，对青年永远不失望。我们怎能对青年失望？国家未来的希望在青年，青年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未来取自于他们这颗烛照真理的心。
大师启发青年人的自立、自律、自决与自主。所以有人说：“与大师邂逅，是一场伟大灵魂的精彩碰撞。大师让我们渴望超越、瞻仰伟大、引领人生、汲取智慧。”
一个人缺乏大师精神的滋养，其灵魂是贫瘠的。
有一回，作者访问昔日学子，在谈到当年在华冈接受“大师如云”的教育启发时，有一位校友说：“校园中的大师，对学生有一种安定心灵的作用。这些大师，即使不做什么事，只是在校园中走来走去，本身就是最美的风景线。”
基于此一信念，我希望能以余生为青年做些有意义的事。
科学发展一日千里，网络传播更是无远弗届，要青年去读一本本数十万字的传记确有困难。所幸丁士轩、汪士伦（雨）都认同此意念，并以坚毅精神共同完成此一理想；遇到这样优秀的青年是我一生的恩典。能够对青年朋友有所启发、有所贡献，是我的荣耀。
我在近卅年的两岸交流中，有幸结识这两位优秀青年学者：一位是杰出艺术家汪士伦（雨），他为本书的每一位主人翁绘制一幅生动画像；另一位则是抱负高超、理念深远的丁士轩，他是潜力无限的希望象征，他搜集资料，编纂初稿，认真严谨，几乎已达废寝忘食地步。
有人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我坚信不会如此！熊十力先生说：“不掌灯何以行路？”在人生漫漫长路中，更不能缺乏大师的掌灯指路。在家长、师长的正确教导下，青年人之向上心谁不如我？回顾是为前瞻，继往是为开来，我们希望藉大师典范的魅力，使下一代出现更多的大师。
郑贞铭于台北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