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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1899—1946／ 字友三、友山，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代表作有《红烛》《死水》等，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1946年7月15日，昆明街头，乌云压城，政治空气格外紧张。此时，反内战的声浪已经席卷全国，而4天前李公朴被暗杀，更是引来全国抗议的滔天巨浪。这天上午，闻一多不顾亲友的劝阻，毅然参加昆明学联在云大致公堂的李公朴追悼会。
同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在李公朴被杀后，闻一多已经知道自己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曾接到善意的“少出门”的提醒。甚至有国民党特务在其家门口赤裸裸地恐吓：“闻一多，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你命在旦夕了！”闻一多没有退缩，而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勇气，拍案而起。
追悼会现场压抑而紧张，安全起见，这次会上只安排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讲话。待李夫人的话刚一讲完，闻一多一步跃上讲台，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做了题为《最后一次演讲》的报告。他厉声质问：“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当局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洪亮的声音，激昂的神情，闻一多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一如留给人们的印象，“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眸子，破烂的长袍，带着一根白藤手杖，出现在每一个集会中，每一次游行中”。
闻一多的演讲，点燃了民众的万丈怒火。此时台下的群众振臂高呼，口号震天动地：“严惩凶手，还我公朴，争取民主自由，反动独裁、狗特务快滚出来！”接下来，闻一多又大声说道：“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精彩的演讲被一次又一次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同时，大家开始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
此时，死神的脚步已然渐渐走近……
闻一多自幼聪明伶俐，5岁的时候开始念书。父母对其寄托了光宗耀祖的厚望，所以送其入学时径直用了“闻多”两字。由于好学，闻一多并不像一般孩子那样好热闹，门外有人玩龙灯，或有结婚的花轿经过，闻一多就像没听见一样，照样专心读书。家人有时管他叫“书呆子”，大家常说：“这个家骅呀，简直给书着迷了呵！”
1912年，闻一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校时，这位身着新棉袄，外罩黑色长袍，又套件皮背心的少年格外引人注目，虽然是土里土气的乡下孩子，闻一多入学考试和新生分级考试成绩显著而令师生不得不刮目相看。同学们用谐音的英文词Widow（寡妇）给他起了绰号，后来潘光旦建议他改名为一多，符合闻一多取消姓氏的主张，他立刻笑领了。
1916年，闻一多便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1919年五四运动时，异常振奋的闻一多，连夜用大红纸抄录岳飞的《满江红》，贴到饭厅前的布告栏里，鼓舞大家“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热血青年应该马上奋起。他被选进了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并代表学校出席了全国学联会议。
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乘坐海轮，离开上海，缓缓驶向太平洋，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在美国，闻一多爱上了绘画和诗歌，他开始与著名的画家和诗人交往，逐步步入艺术的殿堂。爱国思乡，激情难抑，闻一多的诗情犹如火山喷发一样迸发出来。到了第二年的9月，他便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诗集《红烛》，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象、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受殖民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他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开始了南迁的漂泊生活。在长沙短暂停留后，闻一多随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进行南行，开始了长达3300余里的伟大迁徙。他戴着一顶普通的礼帽，穿着夹大衣，和学生们走在一起，一路上唱着《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情绪慷慨激昂，历时68天，最终来到昆明。
老朋友杨振声曾半开玩笑地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到达昆明后，闻一多骄傲地对杨振声说：“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然而，他没有料到，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会是他生命的终点。
1943年3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此书的发表，是失去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前奏。在这本书中，蒋介石公开宣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闻一多看完了以后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第二年秋天，在罗隆基和潘大逵（一说吴晗）的介绍下，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据学生尚土的回忆，闻一多加入民盟之后，便立马找在联大负责国民党党团的姚从吾，劈头便说：“从吾，我已加入民盟，我们谈谈。”姚从吾问民盟的经费是不是延安那边提供的，于是二人激辩3小时，弄得不欢而散。
闻一多的思想开始左倾，言辞激烈，不仅反对政府，连自己接受教育的清华也反对，“憎恨母校”，这引起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不安和震怒。1946年4月，清华研究生进行考试，冯友兰遇到闻一多，针对报纸上风传的闻一多是共产党的尾巴，冯友兰问闻一多：“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闻一多从容而干脆地答道：“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做得对。有头就有尾，当尾巴有什么不好？”
在悼念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完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闻一多下午又去参加了府甬道14号《民主周刊》的记者招待会，此时，他的行踪早被特务盯上了。下午约6时左右，儿子闻立鹤接父亲回西仑坡宿舍。当两人行至半途，周围死一般地寂静。距离家只有十多步时，忽然枪声大作，跟踪的数名特务手持美国进口的无声手枪，从不同方向和不同角度，朝闻一多和闻立鹤开枪。
闻一多应声倒下，闻立鹤下意识地急忙扑上去，伏在爸爸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遮住爸爸，可是枪弹连珠似的飞来。闻立鹤大喊：“凶手杀人了，救命！”然而周围没有人赶出来救他们，只有几个彪形大汉一排地站在二三十尺远的地方，正在继续向他们射击。两分钟后，他们扬长而去。
闻立鹤挣扎着坐起来，胸口上3个枪眼涌出大股的血水，右腿被打断，左腿也中了一弹，血水湿透了衣服。再看爸爸，闻一多“正愤怒地倒在血泊里”，浑身“统是枪眼”，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面色已经变黑了，手杖、鞋子和眼镜散落一地。自始至终，闻一多“哼都不哼一声”。
闻一多被暗杀后，举世震惊。吴晗在上海被这当头一棒的消息击蒙了，“昏沉了大半天，才哭出声来”。周炳琳在重庆获悉闻一多被暗杀之噩耗，极为愤怒。他当即致函梅贻琦校长，要求追查此事，同时连同冯友兰等33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求政府从速惩凶。
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不顾危险执意出席，一开头便激动地说：“闻一多先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激起全国人民的同情。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他称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
一年以后，吴晗写道：“现在，你的声音，你的文字，是我们的鼓手，是我们的旗帜了。……电光在闪耀，雷声在轰隆，新历史的一页在用血书写了。”如今，这段血染的历史随风消逝，李、闻惨案也已经成为历史深处的旧闻了。只是那场拍案而起的演讲，连同着刺耳不绝的枪声，不时从历史幽暗处传来，穿破时空，响在今人的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