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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 ／1888—1985／ 字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外交家，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代表作有《顾维钧回忆录》《外人在华之地位》《门户开放政策》等。
1919年，30岁的外交官顾维钧抵达巴黎，作为中国代表团中的5位代表之一出席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中国此次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这对于中国代表团，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更不幸的是，大会请中国代表团于当天下午做出陈述的通知，中午时分才送达。经过一番周折，大会做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中国代表团的其他4位成员，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于是，属于后辈的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将代表中国出席第二天的辩论会。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5国如期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山东问题。一开始，日本代表牧野便咄咄逼人，说战败西德国退出山东后，日本应当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听了，毅然站起身，只见他身材略矮，肢体匀称，脸还未曾被时光老人刻画上皱纹，衣着十分得体。他面对其他四国代表，镇定地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继续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每一位在场的代表，都能感受到顾维钧的自信和儒雅，而他的目光神态中，没有一点儿自卑和怯懦。他紧接着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
这场精彩的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然而，到了4月份，原本十分有利的形势陡生变化。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消息传回国内，瞬间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中国代表团心灰意冷，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在和会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年轻的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做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在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的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对方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
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此后，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而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温源宁曾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根据后来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立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作用。”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在上海嘉定一个富裕的家庭。嘉定人杰地灵，“古贤近秀，代不乏人”，据记载，仅明清时嘉定就出了3个状元、134个进士、979个举人。顾维钧从小聪颖过人，4岁时入私塾读书。身处动荡的时代，他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有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上前斥责这个英国人：“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他剪辫易服，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进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习英语。第二年，他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4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导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代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为其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曾评价说，顾维钧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留美期间，有一天，时任奉天总督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24岁的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言，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在导师约翰穆尔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其后不久，年仅27岁的他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时的他，还有着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北洋政府垮台以后，他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他逃到国外，后来通过多方周旋，得到宋子文夫妇的欢心。不久，他回到国内，从担任部长到担任大使，又一次成为政界的红人。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1934年，温源宁曾写过一篇有关顾维钧的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从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出自《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
1944年秋天，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联合国筹建会议。随后，他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首届联合国大会。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国家名称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956年4月，顾维钧从联合国退休后不久，又参加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他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这一年，他已经是80岁高龄，此后定居纽约曼哈顿。
从1912年到1967年的55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17年心血完成了长达13卷共计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此书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
晚年的他身居海外多年，却一直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每天的晚餐，他必吃中餐，尤其想吃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女儿顾菊珍将父亲的这一份故土深情看在眼里，每次回大陆时她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然后再把家乡的变化告诉父亲。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于纽约寓所无疾而终，享年97岁。被称作“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他的一生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