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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1854—1921／ 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末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877年5月，作为福州船政学堂最优秀的毕业生，23岁的严复被选中来到英国伦敦，同年9月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驾驶专业。身处异国，东西方体制的差异扑面而来，年轻的严复感觉一切都很新鲜。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的不同，使得他时时做着东西方的比较，思考着西洋为何事事胜出。据当时清朝官员巡视考察的记载，严复除了学习专业的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博览英国各种社会科学的著作。
因着留学的机缘，他与当时清王朝的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相识。每隔一段时间，这位60多岁的公使就会和留学生约谈，然后在日记中记录下谈话的场景和其对留学生的印象。他对严复的印象极好，认定其知识和见解远胜于同代人，遂将其引为知己。他们常常彻夜长谈，成为忘年交，而严复视郭嵩焘为一生的老师。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严复逐渐进入到大思想家斯宾塞、达尔文、穆勒和孟德斯鸠的世界。他的思考不再简单地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看到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价值观的天壤之别。他开始不断地拷问自己：“人应该如何生活？中国的百姓应该如何生活？”
两年后，25岁的严复以优异的成绩离开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应母校福州船政学院的召唤，提前回国任教。他先是担任福州船政学堂的教习，后调北洋水师学堂当总教习和校长。没有人知道，在经历了多年苦苦探寻后，这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优等生，不会做官却放眼世界寻找智慧，成为百年中国走向现代的社会思想建设的杰出者。
1854年1月，严复出生在福州南台苍霞洲，少年时代相当长的时间生活在福建侯官阳岐村。阳岐村坐落在乌龙江的北面，风景秀美，人杰地灵，严复晚年曾经专门写诗《怀阳岐》描述家乡的风景：“不反阳岐廿载强，李坨依旧挂斜阳。鳌头山好浮佳气，碕角风微簇野航。”父亲严振先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有着“严半仙”的雅号。
1861年，7岁的严复被父亲送回阳岐村随博学的五叔严厚甫读书，开始接触《大学》《中庸》一类的儒家经典。4年后，用心良苦的父亲将其接回苍霞洲，聘请当地颇有名望的黄昌彝为师。1866年，严复刚12岁，就遵照当时的习俗和父母之命，与一王姓女子举行了结婚典礼。也就在这一年，为救治染了霍乱的病人，父亲也染上霍乱死了，从此家道贫寒，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当时，严复无力再去读书，更不用想走科举升官的老路。他举家搬回到阳岐村后，因严氏祖居已人满为患，只能住在墙外面新搭盖的3间木屋里—这里原来是堆放杂物的地方，简陋而破旧。这时，全家只能靠母亲和妻子为别人绣花、缝纫所得的微薄收入度日。他后来曾回忆这段生活：“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
正是在这艰难的转折之时，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福建巡抚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求是堂艺局。这条路充满风险，而且不是那个时代的“正道”。但在这里不但可以伙食免费，而且每月可以拿到4两银子补贴家用。这是他当年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在堂艺局里，严复得到了沈葆桢的赏识，刻苦学习外语和数理化科学，开始接触西方文明。正是这些被人看不起的“末技”，奠定了日后这位思想启蒙家的基础。
1871年，17岁的严复完成了5年的学习，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随后，在学堂安排的实习中，严复登上了由普鲁士制造的练习船，游历黄海及日本各地。3年后，在英籍船长德勒赛中校的带领下，巡洋舰驶抵日本军港长崎、横滨，当地万人空巷，争睹大清国海军的风采。
后来，德勒赛任满回国前，郑重地对严复说：“你在海军的学习，千万不要以为毕业就是结束，知识永远没有尽头，以后永远都要抱有学习的心态，永远不要满足，要以此自勉。”据严璩在《侯官严先生年谱》中记载，这些话对严复影响很大，他终生铭记。
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然而，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颇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后来，四弟严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既权势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1894年7月25日，甲午海战爆发。交战双方的主要将领，多为严复留英的同学以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在这场持续了9个月的战斗中，清军死亡三万多人，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中国战败。在1886年刘步蟾等人率领“定远”“镇远”访问日本时，日本举国震惊，以为“如果交战，日本必败”，但8年之后，惨败的却是中国。1895年，严复堕入弥久的痛苦中，常常半夜“起而大哭”。
正是在这一两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了公车上书，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此时，向来述而不作的严复，目睹着国难深重，终于开始用文章来呐喊了。春节刚过，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紧接着，他又陆续发表了《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刻不容缓，如不顺应时代潮流，不效法西方富强之术，不维新变法，中国就摆脱不了“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的厄运。
严复“四论”惊天下，他的呐喊，犹如晴天霹雳，震惊朝野而唤醒世人。一时间，原本无甚功名的严复，俨然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精神导师，举国敬重。梁启超曾说：“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当时，来华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遍访维新人士，“眉目之间有英爽之气”的严复留给他的印象最深，内藤称其为“此地方第一流人物”。
正是在这个时期，严复读到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出版的演讲集《进化论与伦理学》，顿觉与其崇拜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可相通之处。于是，他立即动手翻译这本著作，并添加进自己撰写的30余条按语，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
该书一经出版，风靡全国，出版4年就有7个版本，十多年后便已发行至30多个版本。当年18岁的鲁迅在南京读书，用了3个月的津贴终于购得《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走上了“窃火者”之路。很多的读书人，用“竞存”“天择”做自己儿女的名字，胡适的名字“适之”，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面对当时康有为提出的“全变”“骤变”，严复则谨慎地估计，“其时未至，其俗未成”，中国欲达富强，至少须60年。他倾向从思想文化入手，以“开民智”为最急。戊戌变法历时103天，以失败告终，严复痛心疾首：“仆虽心知其危，……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此后，严复“专心译书，不问他事”，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翻译了8部重要的西方著作，作为他继续“开民智”的途径。其间，他用了6年的时间翻译了《群学肄言》，即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
严复无疑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其中，“逻辑”“数学”“乌托邦”等词，便是“严译”带给世人的。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沿传至今。蔡元培曾说，严复“在那时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严复为中国文化引入新内涵，开出新生命，为现代中国的建设构筑了融合古今东西的学术理论基础。康有为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第一人”，胡适称赞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严复曾担任京师大学堂校长，不赞成搞暴力革命，主张教育救国。他虽不同意袁世凯搞帝制复辟，但也没有勇气与之断绝关系。当袁世凯指使杨度把他列入“筹安会”发起人之后，他也没有公开声明这样做违背他的意志。因而，袁世凯垮台之后，对他的指责之声自然不绝于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对于终生信奉渐进式改革的严复，是一个极大的打击。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世界再一次表现出了弱肉强食的野蛮，对严复又是一次打击。在去世前的两三年，严复一方面与自己顽固的哮喘病做艰难的搏斗，甚至食用鸦片；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一生做反复的思考。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形容自己“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
1921年10月，严复病逝于福州城内的郎官巷故居，享年67岁。生前的遗嘱有一条：“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墓碑上是他生前自拟的“清侯官严几道”，墓前悬书“惟适之安”4个大字。这位一生行走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思想启蒙者，洞烛真知的归途，竟无可避免地被潮流淹没，唯留下一个痛苦弥漫却仍不为世人真正懂得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