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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 ／1828—1912／ 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代表作有《西学东渐记》等。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的校长勃朗（S. R. Brown）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回美国去了，但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他说：“如果有谁愿意跟我一起走，请站起来。”此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18岁的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
4个月后，1847年1月4日，个头不高的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广州的黄埔港登上了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在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后，他们终于在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赴美后，容闳进入麻省的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3年后，顺利考入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他晚年时回忆：“整个大学阶段，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最后一年，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我将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1854年冬，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1828年11月，容闳出生在广东珠海市南屏镇的一个贫农家庭。1835年，7岁的他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因为家里太穷，只能读有钱人家根本看不上眼的洋人教会办的学堂。同年，他入读马礼逊纪念学校，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学费全免。校长勃朗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的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花费心血去教育他们。”
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5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6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6年后，容闳在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
经过不懈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毕业前夕，怀揣着“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信念的他，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座右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有志者，事竟成”。
当他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已许下心愿：“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
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他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然而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无奈中，他又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1860年，他到了南京，去找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提出了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的7条建议，但“未敢信其必成”，对洪秀全授予的一枚四等爵位官印坚辞不受。
1863年，曾国藩突然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其筹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担当翻译，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国藩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听后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最终批示“依议钦此”。前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这一年，他已42岁。
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将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认为当地人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担任留学事务局副委员的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首批计划中的30名幼童。不得已，他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直到又在香港招了几名，总算凑足了人数。
就这样，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怀着凄凉、悲哀但又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从上海启程赴美。当他们从美国西部乘火车去东部时，幼童们欢呼雀跃，高兴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着羽毛的奇装异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们更无法抑制心中的快活。而他们那典型的中国装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他们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有的急得直哭。大清幼童们的留学生活，正式开始了。
幼童们到达美国后，面对的是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学生活。他们不仅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1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而每次学汉语时，他们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如稍不听话，就会挨罚。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可以进学校学习了，清朝官吏对他们的管制也相对减少了。
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利、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
数年后，这些幼童不愿再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自然遭到了严厉管教。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
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学东渐记》里说：“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但是，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
1881年，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到批复，依旧是“依议钦此”4个大字。于是，这场历时9年，涉及前后4批120名幼童的留美事业戛然而止，凄然告终。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无论对容闳，还是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被遣返回中国，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接着便是长官的训话，并随意给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被派往广州教英语。后来，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许多名人，包括“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朱宝奎、黄开甲、周万鹏、唐元湛，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唐绍仪以及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唐国安等。
1882年起，备受打击的容闳深感失望，侨居美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他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来，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从此，容闳彻底认识到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开始由维新变法转向同情暴力革命。
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容闳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后来，自立军起义被镇压，他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享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
吐依曲尔牧师曾这样评价容闳：“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深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1876年，耶鲁大学曾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如今，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供学生瞻仰。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9月22日，公定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这位被称作“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先行者，自始至终热爱着自己的祖国，最终却不得不“远托异国”，埋骨海角天涯。这是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不幸。而就是在这样的“过渡时代”中，容闳怀抱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志愿，在羸弱愚昧的中国，播种下追寻文明的火种，开创了不断探索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