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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 ／1887—1939／ 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
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的钱玄同，一位是老派的黄侃。钱玄同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夏天穿件竹布长衫，头戴白盔，腋下夹一个黑皮包，脚穿黑色圆口鞋。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据张中行回忆，钱玄同上课时总是站着讲，准时开始，准时结束。
北大学生王昆仑选择了钱玄同的课，因为在学生们眼中，钱玄同不仅讲课口才好，而且代表着一种新潮的文化方向。钱玄同用普通话讲，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如果化声音为文字，一堂课就成为一篇精练的讲话。而若以口才为标准排列名次，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
这天，学生们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骂起钱玄同来。钱玄同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王昆仑怀着莫大的好奇心，既听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清光绪末年，钱玄同赴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这个时期他在《民报》社拜见了章太炎（炳麟），章太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同时听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与黄侃成为同门师兄弟。据周作人回忆，由于钱玄同“造过反”，反对古文与汉字，曾被章太炎戏封为“翼王”。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
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认为，胡适提倡新文学，因有钱玄同的声援而“声气腾跃”。
钱玄同的改良主张，引起了同门黄侃的极大不满。有一次黄侃与钱玄同相遇于章太炎住处，与其他人一起在客厅等章太炎出来。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一贯尊重黄侃，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黄侃如此戏弄，很是不悦。黄侃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就大吵起来。章太炎闻声赶快出来，调解一番，两人才算作罢。
1918年《新青年》第4卷5号上，发表了署名“鲁迅”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强烈反响。这便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钱玄同正是这篇小说的催生者。
钱玄同在为《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
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他不厌其烦地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未使他们的谈话中断。钱玄同把这种长谈戏称为“生根”，意即坐下不走，屁股生根。
一天，钱玄同穿着长衫拎着一只黑皮包，来到绍兴会馆，看到周树人正在屋里埋头抄录古碑，便不解地问：“你抄这些碑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玄同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说，当时的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斩钉截铁地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于是周树人终于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写出了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
1918年，为扩大《新青年》的影响，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
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郑振铎称其为“苦肉计”，而胡适则表示不满，认为“轻薄”。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他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但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心翁”称钱。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主张“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则是他的处世原则。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
钱玄同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成为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钱玄同对顾颉刚说：“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
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他回忆说：“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做最后的解决。”
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妾都是平常事，钱玄同从不这样，他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黎锦熙曾说，“钱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得一个‘完人’”，又说，“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
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钱玄同把眷属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华北到南方去。他写信给黎锦熙、罗常培说，自己“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赴陕，也未能南下，只得留在北平。1938年春，他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他常间接寄语随北平师大迁至城固的好友黎锦熙等，说：“玄同绝不‘污伪命’！”
1939年1月，钱玄同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的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李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他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被立刻送往德国医院，确诊为突发性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
钱玄同逝世后，当时的进步刊物《文献》上发表的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中说五四时代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的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又说：“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总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