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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所以忍受这么多痛苦和折磨，一定要完成《史记》，最重要的理由都写在了《报任安书》里面。《报任安书》没有写仔细的，也明显可以在《李将军列传》中看到，他让我们知道李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这种精神如何影响到李陵。
司马迁与李陵的私交并不深，可是在李陵出事时，他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说话，给自己引来祸害。
他说，李陵这个人有“孝亲”的特性，和别人交往时讲信用，不贪求眼前的金钱财货，该给什么该拿什么，都是按规矩来，也不摆架子欺压底下的人。这些特点都是李广身上已经显现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公家事务上面也传袭了祖父的特性：
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司马迁给了李陵四个字的赞许，叫作“国士之风”。“国士”这个词很难定义，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可以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国家多一点这样的人，可以变得更好。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一个人在私人与公益、一家的幸福与国家的事务中，会选择公家、选择公益，已经非常难得了，但是他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对待和遭遇呢？司马迁非常感慨，从李广到李广的儿子李敢，再到李陵，一家三代一直在战争前线对付匈奴，但在战场上面，尤其是面对匈奴这样的强敌，仗打得越多就越可能遭遇战败。从《李将军列传》中也可看到，李广一家不拘小节，做事时不太顾及自己的安全，更不会想得到什么利益。可越是这样奋不顾身，就越可能陷于危难之中。李陵在战场上打了这么多仗，有一次没有打胜，被匈奴围困，战斗到最后没有办法就投降了。这不过是众多战役中的一次失败，结果那些从来没有到战场、也从来不会冒险让家里承受损失的大臣就东讲西讲地毁谤他。
司马迁的感触是“仆诚私心痛之”，这句话是真性情，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对比。他钦佩的李广一家为了家国大义而活，他们是人格的典范，可以影响周遭的人、影响社会。正因为他们愿意为公家奉献，不小心跌了一跤，后方的小人们非但不愿意为他说话，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刻意去说他多么糟糕（“媒孽其短”）。这让司马迁心痛不已：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这是现实中的另一个对比。李陵率军深入匈奴后方，大家都紧张地期待着。那时李陵一路打胜仗，虽然带的兵那么少，但能够深入匈奴阵中有所收获，于是后方这些人喝着酒，向皇帝表示祝贺。过了几天，李陵在无力支撑的情况下战败，消息传来，汉武帝非常生气，甚至到了“食不甘味，听朝不怡”的地步。所有人都看着皇帝的脸色，为之忧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司马迁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听说李陵战败投降，皇帝心情很不好，他“不自料其卑贱”，想安慰皇帝不要因李陵的事情难过，还讲了几个理由：
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意思是说，李陵并没有在政治权力上得到多好的待遇，却能够用这种方式效死，丝毫不比古代的名将差。虽然他打败仗，可是根据一路传回来的讯息，包括他后来投降，心里想的显然都是损失了多少军队，又能从匈奴那里讨回什么。你可以体会到他的心，就算他投降，也没有真正离开汉朝，没有减少对皇帝的效忠。现在这个事已经无可奈何，而且公平地说，李陵率军在匈奴阵中造成了那么大的破坏，又有什么丢脸的呢？天下人都觉得这是很大的功劳，已经足矣。
他心里面早已经这样想，恰好皇帝问他，于是就说了这些话安慰皇帝。然而，结果不是他可以想象的。
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皇帝没能体会司马迁的忠心耿耿，反而觉得他是在贬低李广利，替降将罪人游说。于是大怒，司马迁就被下狱了。
这是他最悲哀的时候。“诬上”就是得罪了皇帝，这是一种再宽泛不过的罪名，只要惹皇帝不高兴，都可以叫作“诬上”。既然得罪的是最高权力者，不难想象其他人会用什么方式对待他：为了讨好皇帝，断狱的人一定给很严重的惩罚，有交情的人也不敢求情，最后只有靠拿钱或爵位来换取性命。但司马迁既没有足够的钱，爵位也不够高，这些路都走不通，最后他面前只剩下两种可能：要么死，要么接受宫刑。如果司马迁选择离开人世，虽然争得了尊严，但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写完《史记》了，因而他选择接受宫刑，进宫任职。用这种方式，司马迁卑微屈辱地得到了几年的时间，把《史记》写完，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史记》是以这种方式、决心和精神完成的，因此司马迁绝不会以一部简单的著作来看待这本书，对于《史记》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写，他不可能没有一个清楚的想法。理解了他这个想法，阅读《史记》时才可以体会到其中最深刻的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