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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次序非常有意思，分成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类，而且各类的排列也有清楚的时间轴概念。时间越早，顺序就越靠前。可是，历史时间的顺序永远不可能如此整齐，早出生的人未必就早去世，有些事情又可能延续很长，所以总会有很多交错的地方。司马迁在《史记》中非常用心地安排时间先后，让大家体会其中的细微意义。
举个例子，从大的结构上看，《史记》主要的两个大表，其中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列国主要的事迹和人物写在世家里，例如吴世家、越世家、鲁世家、三晋世家的韩赵魏等。可是，当涉及国与国之间彼此互动的时候，时间就很容易错乱，各国的事情会平行发生，又彼此关联。为了防止读者混淆世系和时间的互动，司马迁就用一个大的表，把主要列国发生的事情列下来，使其一目了然，例如说他写下晋文公和齐桓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之前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以此掌握时间的变化。另一个大表则是汉初，这时因为分封，也有了众多王国、侯国，很可能会错乱，所以要用表来整理。
此外，就算不是用表将事件按时间顺序严格排列，在世家、列传中，司马迁对人物的顺序也有讲究。而除此之外，列传还有其他分类，比如他会把活动领域相近的人放在一起。
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是汉武帝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不只是对外方面，甚至影响到整个朝廷的权力升降、资源分配乃至政治结构的变化。有三篇列传因为和匈奴有关系而被放在一起，构成一个群体，即《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里面还列了和征伐匈奴有关系的一些人，例如霍去病、公孙贺、李息、公孙敖、李沮、张次公、苏建、赵信、张骞等等。
如果只是很现实地讲成王败寇，在这些大臣和将军中，卫青、霍去病的成就最高。卫青因为是外戚，很受汉武帝重用，两度率大军进攻匈奴，得到的胜利和荣耀最多；他的外甥霍去病不只获得同样多的军功，还是一个传奇英雄。从十六岁开始，霍去病在短短几年内立下巨大功劳，其后又像彗星一般陨落，二十岁出头就去世了。所以，若单纯看汉武帝和匈奴之间的关系，理所当然要以卫青和霍去病为中心。
《匈奴列传》这篇有更长的贯时性，包括匈奴何时开始与汉代有关联，匈奴做了什么事情，文帝、景帝朝发生了哪些事情，作为一个基本背景。当然，戏剧性最强、事件最多、变化最频繁的时候还是武帝朝。《匈奴列传》从匈奴的角度来看待两方在外交、军事上的互动，《卫将军骠骑列传》则是涉及匈奴的成功者的画像，写了汉武帝怎么打匈奴，谁建了军功、得了什么赏赐等。这两篇在《史记》中的安排不难理解，但随之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它们前面是《李将军列传》？
当然，李广比卫青、霍去病都早，但是把他的传记放在这里仍有两个问题。第一，与卫青、霍去病相比，李广并没有很大成就。进攻匈奴的过程中，李广不是位阶很高的将军，在几次与匈奴对阵中也并非战无不胜，非但不像霍去病那样英勇，而且有很多挫折和失败。第二，司马迁不只为李广单独作传，还把它放在《匈奴列传》前面，换句话说，要让《李将军列传》带出汉武帝朝与匈奴的种种关系。
司马迁如此设计，自然有他的深意。要解释为何如此安排，我们就必须回到他的生平，以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含义。想知道司马迁命运的巨大转折，就必须知道李陵发生了什么事，也就必须上溯到他的祖父李广，李家与汉代、匈奴之间的关系。司马迁被下狱受宫刑，主要就是因为替李陵辩解，不过司马迁有史学家的专业和节制，只写到了李陵，没有提到自己。
司马迁写李广，基于自己个人遭遇的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价值概念上的问题——司马迁首先要表达的就是李广的独特个性。虽然李广是一个失败者，但司马迁其实更看重他个性如何，如何面对匈奴，如何带兵，与兵士之间是何种关系，又是怎么失败的。通过《李将军列传》，我们不光是去认识一个与匈奴作战的将领，更是认识一个具体的人。司马迁要把李广与公孙贺、李息、公孙敖、赵信、张骞、赵破奴、路博德等汉代大将区隔开来，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在人格、个性上根本无法与李广相提并论。
李广是一个真性情的人，面对所有的生命困境，他不去计较利害得失。司马迁要凸显李广的这种精神，也借此替自己辩解。他之所以出面为李陵辩护，是因为与这家人很接近——不是私交上的亲近，而是认同李家人那种真诚地看待生命的态度。
最后，他要借此建立一种历史的评断——历史不应该那么现实，只记录成功者，忘掉失败者。一个失败者如果有好的失败理由，反倒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
李广是陇西成纪人，先祖叫李信，是秦国的将军。荆轲刺秦后，秦王政大为震怒，派大军灭燕国抓燕太子丹的人就是李信。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进军萧关，汉代需要更多人从军以对抗匈奴，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登上了历史舞台。汉代士兵基本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力役之征”，即服徭役。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每年必须奉献一段时间给朝廷。这是临时征调的性质，这些人不太能够打仗，因为到边境要花很长时间，走到服役的地方役期可能也快结束了。而且，一年当中通常农闲时才服役，等到生产的季节还要回去耕种，不可能长期备边。另一个来源则是奴隶和罪人，他们是边防的主力，前者为了摆脱奴的身份宁可去从军，后者则是抵罪受罚而去守边。
李广是“良家子”，这个背景非常重要，他来自一个军事世家。主动从军后，他的表现非常好，很快升到中郎的位置，而且有机会保护孝文帝出行，给孝文帝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孝文帝对他的评价是：“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汉高祖时是一个乱世，借由军功可以获得各种好处，享受荣华富贵。以李广的身世、身手、武勇，万户侯都不在话下。可惜到了文帝的时候，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天下太平，武勇军士的用处下降，只能对付匈奴。七国之乱时，李广虽然也曾跟随周亚夫去攻打吴军，可这是内乱，即使有战功，也得不到太多好处。
李广骑射图壁画砖 （敦煌市博物馆藏）
后来，李广被任命为上谷太守。上谷位于农业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重要的交界点上，几乎每一天都会与匈奴势力发生冲突。李广非常自信且高傲，动不动就要出去与匈奴战斗。典属国公孙昆邪很害怕，就跑到皇帝面前告状：“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 。”首先害怕他会惹事，其次害怕这样有才能的人可能会在小冲突中丧生，因此景帝又把李广改封为稍微靠南边的上郡太守。但是李广的个性不会改变。据《史记》记载，他先后当过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的太守，不管到哪里，“皆以力战为名”，换句话说，他既不怯战，在战场上又很有能力。
匈奴与汉朝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皇帝又给了李广一个重要的工作：教中贵人带兵打匈奴。这个中贵人带着几十骑兵马，看到三个匈奴人，仗着人多势众，想欺负人家。但是这三个人很厉害，“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逃回来找李广，李广说：“ 是必射雕者也 。”别人其实是出来打猎的，根本没有侵犯汉人的意思，结果你们反而去挑衅，惹了这样的祸。从这里也看得出来，李广很清楚匈奴的情况。
中贵人惹了这样的祸，李广也不能不处理，便带了大概一百人去追。三个匈奴人丢了马，只好步行，并没有走远。李广叫自己的部队从左右翼先布战，可是并没有用他们对付这三个人——这就是李广的骄傲之处——他自己过去杀了两人，抓回一人，一问之下，果然就是匈奴的射雕者。
人家只是出来打猎，没有挑衅，却无故被杀，这其实已经破坏了双方应有的默契，匈奴自然也有他们的对待方式。匈奴大军出动，但只看到了李广带着少数人，怀疑李广在这里是作为诱饵，便退到山上列阵，不敢妄动。匈奴有数千骑，李广只有一百骑，军营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不可能去救他。双方实力相差太悬殊，同去的人都想逃跑，但李广对他们说，我们现在离自己的大军已经有几十里远，而且只有百骑，现在一逃，匈奴就会知道我们的实力，如此一来我们谁也活不了。留在这里，匈奴反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生还。李广带着百骑，非但不逃，反而前进到离匈奴大军大概只有二里远的地方，下马解鞍。换句话说，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绝对没办法立刻上马逃跑。同去的人吓得不得了，李广却说，匈奴预计我们一定会逃，我现在就解鞍，让他们更加疑虑，不敢攻打我们。
李广的策略是对的。几千骑匈奴大军布阵在旁边，不敢攻击李广的军队。这时匈奴阵前出现一匹白马，上面坐的显然是匈奴大将，正在巡查他的阵容。李广看到以后立刻上马，可能连鞍都没有放上去，就带了十余骑一直往前冲，到了射程内，一箭射中白马将，然后立刻冲回自己阵中，叫所有人下马躺在那里。匈奴当然被这样的做法吓坏了，完全不知道这群汉兵究竟在干什么，所以一直到天黑都按兵不动。最后，他们认定旁边一定有埋伏，在黑暗中越想越不对，竟然就退兵了。于是李广带着他的百骑，挨到天亮才回到军营。
因为中贵人闯的祸，李广带着军队经历了一次如此戏剧性的转折与变化。如果李广不是这样镇定的将领，他们早就全军覆没了。
这是《李将军列传》的重要开场，司马迁借此告诉我们，李广作为一个将领，最重要的特质是善于用头脑带兵，而不是单纯用武勇。
汉武帝即位时，李广的名声已经非常大，很快有人向朝廷推荐，将他从上郡太守提拔为未央卫尉。
当时另一位名将程不识担任长乐卫尉，也是因在边境防守匈奴有功而获得升官机会，不过他的带兵方式跟李广完全不同。李广带的部队非常松散自在，他不会严格要求怎样布阵，也不会预先规划好走到哪里，晚上休息的时候，不会设各种严格的守卫、规定如何守夜、用什么样的方式警示。不只如此，李广也不看重文书，能省就省。虽然用这种松散的方式带兵，可是很少遇到奇袭或者大规模的进攻。
程不识则刚刚相反，他治军非常严格，军队去哪里、怎么走、走哪条路、几点钟必须休息、谁负责守夜、谁负责警报，一切都必须清清楚楚。而且，谁担任什么职位、留下什么样的资料，在程不识的部队里面都非常明确。不过，程不识有自己的认知：李广的带兵非常简约，手下兵士都很快乐自在，乐意为他效死，匈奴自然不敢侵犯；他自己带兵虽然非常严格，但是匈奴知道他随时有准备，也不敢轻易来犯。
后来，李广升任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这时，汉朝想用马邑城来诱惑匈奴单于，把大军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里。这个计谋并没有成功，单于还没有进入山谷就发现情况不对，立刻退兵了。
四年之后，李广以卫尉身份作为将军，出雁门进攻匈奴。匈奴的军队远比李广的多，让他吃了带兵以来第一次重要的败仗。李广喜欢身先士卒，又有伤病，这次甚至连自己都被匈奴俘虏了。单于知道李广很有能力，特别下令只能活捉。于是，匈奴人让两匹马拉一个布毯，把李广放在上面。走了十几里，李广装死，让匈奴人放松警惕，以为只是载着一具尸体。李广注意到旁边的匈奴少年骑了一匹好马，在所有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跳到少年的马上，顺手夺过他身上的弓箭，鞭马南驰，一下子跑了几十里。几百骑追捕者跟在后面，有时几乎快要追到了，但是每当此时，李广就拿抢来的弓箭回头射箭，阻挡住后面的追击，最终回营。
李广虽然逃了回来，但终归是败将，还是要被审讯。这是汉代将军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打了胜仗当然可以得到赏赐、升官晋爵，但打了败仗也一定会有惩罚。他们审后认为，李广折损了很多军队，还被匈奴抓获，论罪当斩。不过好在汉代有二十爵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并可以借各种机会不断提升爵位，李广爵位很高，就用来赎罪，逃过一死，成为庶人。
他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去南山打猎，夜里与朋友在田间喝酒，回去时经过霸陵亭。守霸陵亭的人也喝醉了，不让他们通过。朋友报出李广的名号，但霸陵尉依旧狂妄地说，现任的将军我都不让通过，何况是以前的李将军。不久，匈奴大举入侵辽西，守卫辽西的韩将军大败，退守右北平。汉武帝召见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是有仇必报的刚直个性，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带上霸陵尉，刚到军中就把他杀掉了。
李广到右北平后，匈奴人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好几年都不敢进入这个区域。有一次李广出去打猎，看到草里面好像有老虎，感觉已经逼得很近，立刻引弓射箭。后来才发现那并不是老虎，而是一块石头，但是箭竟然没入石头之中。这让我们知道，在危急状况下，人的潜力会被激发出来，同时又暗示出了李广射箭的劲道与技术是如何厉害。李广很有趣，后来再试着用同样的方法看能不能把箭射到石头里，都没有成功。李广从来不害怕危险，他知道自己住的这个地方附近有老虎，但并不躲避，还专门去猎杀。
李广非常廉洁，得到任何赏赐都会分给手下，也没有架子，吃喝都与士兵一样，所以虽然四十多年都领高薪，却家无余财，不过他对如何积财也毫不在意。李广个子很高，手臂非常长，天生就具备射箭的好条件。包括子孙在内，很多人也都想跟他学射箭，但是没人可以与他匹敌。他不太会讲话，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别人在聊天、喝酒，他最喜欢的是拿竹竿在地上画如何布阵。他绝对不用苛刻的方式对待部下。带兵到没有水的地方，找到水时，如果士兵没有都喝饱，他不靠近水；大家吃饭时，士兵没有都吃饱，他也不会去吃。此外，因为射术出众，他宁可冒着离敌人太近的危险也不随便发箭，一旦发了箭，基本上就会有敌人倒地。因为这种性格，他杀了很多敌人，但也经常陷入危险境地。
评断一位将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司马迁显然不觉得战功和荣耀是唯一的标准，甚至不是最好的标准。一个人如何对待身边的人，有时比他如何成就自己更加重要。一个真诚的人懂得如何真诚地对待别人，一方面因为真诚成就了事功，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真诚付出代价。李广性格的典范之处就在于，他如此郑重地看待自己的真诚，对他来说，真诚地对待部将比这些部将最后可以帮他杀多少敌人、建立多少战功更重要。
此外，他还坚守自己的个性与原则——关于怎么打仗、怎么对待人，不会因为时局、现实而有所改变。这就是李广，两千年后，我们仍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如何待人的基本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