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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写了《史记》之后，中国人看待历史的方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并不是司马迁之前的中国人不重视历史，或不知道历史是什么，而是司马迁从概念上对“历史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给出了新的答案，更写了一部庞大作品来亲自示范。因此，要深切地理解《史记》，就应该先了解司马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有些什么样的精神，而这些精神又源于何种生平经历。
了解司马迁的重要资料是《汉书·司马迁传》，但是班固在写《司马迁传》的时候真是偷懒，这篇传记几乎找不到班固自己写的内容，从头到尾就是抄两篇文章：前面抄的是《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史记》的最后一卷；后面抄的是一封信，即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在非常特别的情境下写给任安的信。班固没有再多加什么内容，但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司马迁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为什么写《史记》。
在《汉书》中写司马迁的这篇文章叫《司马迁传》，没有加“太史公”三个字。然而，要了解司马迁和《史记》，就不能不追究为什么司马迁叫“太史公”，以及“太史公”是怎么来的。
东汉的时候，卫宏有一本解释汉代朝廷制度的重要著作，叫作《汉仪注》，其中有一小段记录对后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书里说到，武帝时曾经立过一个叫作“太史公”的官职，高于丞相：
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换句话说，各种朝廷资料的正本先要给太史公，副本才给丞相。然而这只是一个孤证，可能是卫宏搞错了。但这就涉及两个有趣的问题：一、卫宏为什么这样讲？二、如果没这个官，司马迁为何自称太史公？
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在武帝时期担任的都是太史令，再加上司马迁把这个官职看得非常重要，从而误导了卫宏，让他觉得武帝设置了一个了不起的官职，司马迁才会把它记录下来。
卫宏的错误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反而让我们能更精确地掌握司马迁的想法。其实中国本没有太史公这个官职，司马迁担任的是“太史令”。太史令最早掌管天文、仪式，后来慢慢开始负责记录，这就是为什么《汉仪注》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其实应该是“先上太史令”），他掌管的不过是一个资料保存中心，地位不可能比丞相高。这个职位既然位阶不高，又不那么重要，为什么司马迁要“自抬身价”，称自己为太史公呢？实际上司马迁并没有私心，他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官做到多大，父亲官做到多大。认真读一下《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我们就可以解开这个谜。从汉代官职的现实去看，太史令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官，但司马迁扩大了太史令所做的事，改写了自己的使命。他认定，太史令应该保存古往今来所有重要的史料。
本来太史令是一个普通工作，很多人都做过，但是司马迁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工作，以至把它变成一种vocation——这个词在英文里有一种宗教式的意涵——是一个calling，是更高、更神圣的声音召唤你去实现生命最大的意义。
在原本微不足道的太史令工作上，司马迁有近乎宗教式的自我提升，这个提升不在于别人怎么认定他，而在于他如何认定自己。这部分来自他对父亲的崇拜，如果进一步溯源，则还有历史、传统、家世所给予的一种命运让他不得不承担。所以，“太史公”三个字含有的宗教式情怀，在这个信仰面前，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也是从这里，我们才能理解司马迁生命中的悲欢，以及种种决定。如果没有这种宗教性的坚持，司马迁不可能在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后还能坚持下去。
这个最大的打击，就是“李陵之祸”。在这个事件中，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他那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去死，要么接受宫刑。如果对汉代人最基本的尊严稍有理解，你就会知道司马迁几乎没有选择。选择接受宫刑，被养在宫中，那是比死还要痛苦的事。可是最终在考量之后，司马迁没有选择死，而是苟活下来，去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事情。
所以，当他写《太史公自序》或者《报任安书》时，这些事情已经在脑海里折磨他很多年。司马迁是如此严肃地看待“太史公”这三个字，把它当作自己的命运，即使付出最屈辱、最不堪的代价也非完成不可。
在《太史公自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解释这个命运如何落到自己身上：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他把太史公的传承一路往前推，推到黄帝的孙子颛顼的时代，即文明刚开始的时候。颛顼时有什么特殊官职，到了尧舜时代又有什么样的官职，然后一步步到了夏商。
而司马家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周宣王的时候。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
关键的一句话是“司马氏世典周史”，就是说，已经不知道多少代，姓司马的人的职责就是记录周代的历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司马氏分散各地，出了好多名人。他一代一代地开始讲这些留下名字的人，先讲了司马昌，司马昌之后是司马无泽，司马无泽之后是司马喜，司马喜之后是司马谈。
到了这一段的结尾，他称司马谈为“太史公”。这是文章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司马迁想告诉我们，他父亲不仅继承了家族长久的历史渊源，而且是被正式任命为该官职的。这也意味着，司马谈已经用太史公的自我期许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了。
于是，一种清楚的、高贵的、昂扬的史家意识形成了。能够记录历史的人是光荣的，而且这个人是继承了责无旁贷的使命的。司马迁秉持着这种态度，不是为写书而写书，而是为了可能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家世传统，因此《史记》才会有这样令人惊讶的、突破性的创意和成就。
司马迁，这位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人才，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对于自己的来历，他在《太史公自序》里面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的自豪首先来自家世。司马家原本就是一个史学世家，司马谈在武帝朝担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里完整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旨》，彰显了其学术和思想。
这里有几个可能的用意。其一当然是司马迁作为儿子，不仅想留住父亲的名字，而且要把父亲的重要贡献借由自己的著作保留下来；其二，他想展示，司马谈这样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最大的本事是把过去几百年非常繁杂的现象化繁为简，同时不扭曲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同时冒出来互相竞争，各个流派出现了诸多人才、著作、思想，彼此错杂影响。这种情况贯串了三四百年。面对这一现象，如果没有史学家来整理，我们可能手足无措，很可能也无法将其收录在人类经验当中。这也是司马迁收录《论六家要旨》的重要用意之一。
六家指的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司马谈对其都有非常简要的说明及统纳。他先从阴阳家开始说起：“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阴阳很繁杂，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使人感觉这个世界有很复杂的运作道理，在生活当中必须要和阴阳五行的各种元素配合。这是它的重点，同时也是它的问题。司马谈接下来说，“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有它的好处，就是让人感觉到天道流行中的模式，以及和我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关系。
接下来讲儒。儒家的不足在于它有非常复杂的六艺，加上《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各样著作，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搞清楚，甚至父子两代都不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并没有一个简要的原理。但儒家的好处是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即“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将人伦规范清楚，告诉每一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儒家绝不能被抹杀的功劳。
通篇看下来，我们会知道司马谈在六家当中有所选择，《论六家要旨》谈得最多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这些都是正面的。道家无为，但同时又无不为，正因为无为，所以才能无所不为。用语言把道家的道理讲清楚非常困难，可是如果落实在生活上面，道家却又是最简单的。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先是追溯了自己的家世，而后又彰显了父亲的教导和成就：把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整合为六家，又厘清六家的要旨，交代其脉络渊源，让人一下子就能领会。能够用精到的文字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这也是史学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然后，司马迁终于说到了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受教于家世，还有经学。当时经学有今文经和古文经，司马迁学的是古文经这一派。二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壮游。
司马迁旅行路线
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若把这些地名全部在地图上铺陈开来，会发现他游历了很庞大的区域。此外，壮游意味着他不是去当观光客，而是抱着生命的生成这种想法的。显然，他的游历是要完成对历史的探索，所以他“上会稽，探禹穴”，是去探索传说当中大禹治水的痕迹；“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不只是为了看山东的山水、民风，更重要的是去凭吊孔子的遗迹。
壮游彻底改变了司马迁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这是他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我们都应该思考，壮游跟年轻人的成长可以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抱持这样的态度去游历世界，那么要如何才能成熟，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但不见得就有壮游的经验。壮游需要强大的自觉，不只是要看到一个广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被这个世界冲击，从而检讨、反省在离开家门之前的那个自己是多么有限，借此去追求更广、更大、更高的经历及思想。
等到司马迁回到长安，又有一件事情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父亲的死。父亲之死是因为汉武帝封禅。封禅是历史性的重要仪式，汉武帝没有带太史令去，司马谈、司马迁这两代显然都不能认同，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没有让负责记录历史事件的太史令同去。司马谈觉得自己的职责没有办法尽到，人也受到了侮辱，因而“发愤且卒”。
那时刚好司马迁回来，“见父于河洛之间”，在病榻临终之时，司马谈握着儿子的手，哭着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 ？”他有巨大的焦虑，即司马氏一路下来所做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到自己这一代难道就结束了吗？不可以这样！
因此，他交代司马迁说：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他留给司马迁继续完成的使命，就是要写出汉武帝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封禅这个事件从历史上又该如何看待。这里的两个目标，是后来成就《史记》的关键。其一，如果认定某件事是历史性的关键事件，一定要知道历史是什么。一定要有历史的模式我们才会知道在古今之变中哪些事情重要，哪些没那么重要；其二，要能够探索当下时代，尤其是司马谈、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这一朝。汉武帝到底做了什么，在汉武帝之后，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史家，如果没有完成这两件事，没有把历史从古到今的大模式探究出来，把当下这个时代放进历史长流中解释、彰显它的特色，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史记》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其背后是司马迁和他的精神，他的人格从头到尾贯穿在书中，不了解司马迁，《史记》就只是硬邦邦的文章而已，不会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在理解《史记》时，不能忽略司马迁的大志向。他不是随随便便写一部著作，甚至不是用文人的态度来写的，他的野心和自觉最清楚地写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在讲完父亲临终遗命后，司马迁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从周公到孔子相隔五百年，从孔子到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正好也是五百年。这样的排列彰显了司马迁巨大的自信和野心，即在周公之后有孔子，而在现在的时代，就像孔子继承周公一样，司马迁要继承孔子。接下来他讲得更明白，要写出延续经学、具有真理探索地位的文本。这里也可清楚地看出，虽然他很推崇父亲司马谈，也认为在作为史家的事情上司马谈的影响至关重要，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他和父亲的立场不同，事实上也影响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例如，他对儒家及儒家所继承的王官学的尊重就远胜父亲。
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跟随文帝、景帝时期最流行的思想，以黄老道家为最先。但司马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要继承的是王官学、儒家、孔子，所以当司马迁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是怎样的野心和自信，那意味着他要继承经书，要在经书已经没落的五百年后，承担起这样的任务。
他担心这个想法表达得不够清楚，接下来引用了一段对话——我们甚至不确定这段对话究竟是真实发生过，还是他为了彰显自己的思想虚构出来的。他提到一人，叫作“上大夫壶遂”。壶遂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要继承孔子，那我来问问你，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司马迁引用董仲舒的话来彰显自己的信念：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对照《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差别。在《汉书》里，“贬天子”三个字不见了，只剩下“退诸侯，讨大夫”。在班固心里，“贬天子”这个话是不能讲的，皇帝处于真理的最高位置，不可能有什么高过他的权威。但是，按董仲舒当时说的，被司马迁引为历史的最重要职责的，其实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三件事情一起，才真正算是“以达王事而已”。
“以达王事而已”是司马迁探索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也就是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模式。司马迁要探索的是它究竟有没有一个最终的规范。什么叫作“王事”？“王事”是在政治、权力以及人的行为模式上的绝对道理，要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彰显。孔子之所以必须要去写《春秋》，是因为那时天子不像天子，诸侯不像诸侯，大夫不像大夫，三个重要的封建角色都没有按照应该的道理行事。这是那个时代碰到的大问题，例如鲁国的问题就是三家大夫僭越国君的权力，甚至把持了国政，所以要用《春秋》来“讨大夫”。
另外，“退诸侯”意味着诸侯也僭越自己的身份，侵夺天子的权力。春秋五霸兴起就是因为天子陵夷，整个封建秩序没有办法在天子的权力下维持，所以才会有齐桓公、晋文公这种霸者产生。可是霸者在身份和做法上也就等于“代理天子”，把天子应该做的事情抢过来做，去主持诸国会议，操控各种仪式。这些行为是绝对秩序或者绝对政治伦理之敌，因而《春秋》要用文辞来“退诸侯”。
但是，更关键的其实是“贬天子”。天子失责，他忘记了自己不是一个个人，不能依照个人身份做事情，而是要上承天命。就算是天子，也必须按照最高的原理行事，尽到天命所交付的责任。这时，孔子所写的《春秋》也没客气，一一指出天子在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不像天子，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意味着《春秋》建立了一套更高的原则，所有人都必须服膺。这套原则的一个来源是封建规范，通过历史的记录和探索才有办法重建。
关于《春秋》的解释，太史公接下来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借由对历史的记录和探索，我们了解理想的政治之道、人间秩序。我们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把错误彰显出来，把是非的标准定下来，并且懂得如何彰显一个人做的事情是对的、好的，另一个人做的事情是错的、坏的。我们要在所有人中看出人才，知道给人才什么样的地位，让他发挥。反之，我们也要看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无能的人，如何把他从不对的位置上排除。
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智慧，也非常必要。可是，这些智慧要怎么取得呢？用孔子的说法，“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有两种方法可以给我们这种智慧，一种是用抽象的语言讲，可是如果光讲抽象的道理，就没有办法在现实中对它们运用自如。反之，历史是实际的、具体的，其中有事情所产生的各种因果，有人所作为的各种动机，这些都能更好地教给我们人间智慧。
司马迁告诉我们，他写《史记》就要写人物的动机、行为，事情的前因后果，但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教我们，人事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这个原则有一部分是分析性的，你希望得到什么结果，就在运用权力或者做人做事上如何做。另一部分则是伦理道德的，我们判断好人坏人、好事坏事时，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高度。太史公借由他的想象、引用跟壶遂之间的对话，清楚表现了《史记》继承《春秋》这一点。
我们读《史记》，不能光是读故事，应该在故事的背后领略司马迁的用心，他是要我们在具体的人的行为中问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用什么原理来统纳这些人的行为；第二，用什么原则来判断这些行为的好坏、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