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考古学

暴力的根深蒂固性促使弗洛伊德设想出死本能（Todestrieb）。死本能会制造出破坏性冲动（destruktive Impulse），这些冲动周而复始，直至在一个客体身上释放出来。勒内·吉拉尔则反其道而行之，并不试图如此直接地界定暴力的实质，而将其归因于“模仿性对抗”（mimetische Rivalität）；人在模仿别人的欲求时，就产生了模仿性对抗。吉拉尔的观点是，一个东西，只是因为许多人同时渴望得到它，便被赋予了一种价值。己所欲，恰为他人之所欲。“占有模仿”（Aneignungsmimesis）从而引发暴力冲突。当两个欲求指向同一个客体，就会互相钳制。由此，吉拉尔得出结论，模仿会被迫走向冲突。 他把模仿性对抗解释为人与人之间暴力冲突的主要来源。他认为在许多文化中都能找到模仿禁令，那是一种暴力预防措施，因为“每个模仿性复制转瞬即可引发暴力行为” 。

然而，吉拉尔的“模仿性对抗”概念并没有把握暴力的本质。从词源学上看，竞争者（Rivale）让人联想到取水道（rivus）。竞争者之所以渴望水，并不是因为别人也喜欢水。暴力犯罪首先发生在对物的争夺上，这些物并非因为模仿性欲求才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内在固有的价值。被争夺之物都是能够满足基本需求（primäre Bedürfnis）之物。吉拉尔的模仿理论用在财欲上也是说不通的。我想有钱，并不是因为别人也想有钱，并非模仿的欲求才让钱有了价值。钱是一个特殊的客体，因为它就是价值。模仿无疑表达了人类的一个主要行为方式，如果没有了模仿，也就不可能有人的社会化；然而，模仿首先涉及的是象征层面，比如语言或行为模式，所以并不一定会引发暴力冲突。

吉拉尔还将复仇归因于模仿。他称复仇暴力下的致命螺旋为“模仿危机”：“在血亲复仇阶段，人们也总是做出同样的行为，比如谋杀，即以相同的方式，出于相同的理由，对此前发生的谋杀行为进行复仇性模仿，而且这种模仿还会一直继续下去……连锁式的复仇就是登峰造极的模仿。” 杀戮暴力的螺旋并非源于人类的彼此模仿。 模仿说并没有解释血亲复仇为什么会产生破坏性的暴力螺旋。在远古的复仇行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血亲复仇造成的杀戮，而不是对杀戮的模仿。杀戮具有一种内在固有的价值。统治远古暴力经济的不是模仿原则，而是资本主义原则。人所施加的暴力越多，他手中的权力也就越大。施予他人的暴力增加了自身存续下去的能力。人通过杀戮来克服死亡。杀戮者相信可以通过杀戮来战胜死亡。这种远古的暴力经济学在古代仍然有效。阿喀琉斯为他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之死而复仇，他毫无选择地杀戮，并且容忍他人杀戮。被屠杀的不只有敌人。所有人喊着复仇誓言围在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周围，接下来，他们在停放尸体的柴垛旁边开始大量宰杀猪牛羊。因为重要的就是杀戮本身。 模仿在这里根本无从谈起。

暴力很可能是人类第一个宗教体验。对于远古时代的人而言，摧毁一切的自然暴力和野兽的杀戮暴力一定会造成创伤、引发恐惧，同时又引人入胜，所以他们把野兽拟神化，或者提升到一种高于人类的现实。对暴力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将其外向化（Externalisierung）。在远古文化中，那种自然暴力还不为人知；而如今，人们清楚知道其自然内部的肇因，因此也就不会受到震慑。就连社会内部的暴力也被解释成那种从外部闯入社会内部的暴力所造成的后果。疾病和死亡同样不是身体内部的产物。相反，它们被归结于外部暴力的影响。每一种死亡都是残暴的，既不存在自然而然的死亡，也不存在自然暴力。

远古宗教是一种情结，是同（在外向化至神圣高度之后的）暴力彼此互动的结果。献祭就是最为重要的互动形式之一。阿兹特克人甚至发动仪式性战争，以获得战俘，继而当作人祭献给嗜杀成性的战神。走在战争队伍前面的是教士，这样就把战争本身表现为一种祭神行为。在这里，无论是战争还是集体杀戮，都成了宗教行为。在远古文化中，暴力扮演了宗教交流的主要媒介。与此同时，人们就在暴力的媒介中同暴力之神交流。一旦暴力被当作神性体验，那么与暴力的关系就迥然不同于从前了。暴力不能被简化为防御和预防，正如吉拉尔所解释的：“暴力在这些社会中可能引发的弊端如此巨大，而疗治之方又如此孱弱，以致人们将重点放在了防微杜渐上，而预防领域之首选就是宗教领域。宗教层面的预防可以具有暴力性质。” 如此看来，宗教行为首先就是缓和暴力，阻止其爆发，当然还得借助暴力。一个社会内的一切暴力行为都将由具有和解意味的祭品来承担，通过屠杀祭品将暴力排出这个社会：“首先，祭品本身要求消除两个亲近之人彼此间的不和、仇怨、嫉妒和争执；在共同体内部重新制造出和谐关系，强化社会纽带。” 祭品就好比一枚避雷针。略施小计，暴力就被转移到替代品身上了。

吉拉尔一再强调，预防暴力是宗教的本质。 不容置疑，祭品也是为了预防暴力，不过，宗教却不能简化至此。 暴力的宗教实践不仅仅是反应——预防性的，而且还是主动——生产性的。如果一个社会完全认同暴力或战争之神，那么它本身就会以侵略和暴力姿态示人。因此，阿兹特克人以暴力的战神名义发动战争。他们主动制造暴力。暴力对人们起到提升和赞美的作用。尼采写道：“一个尚存自信的民族，也会有自己的神。……这个民族把兴趣投射向自身，把权力意识放进一个生命体（Wesen）……一个不识愤怒、仇恨、妒忌、嘲弄、诡计、暴力为何物的上帝，甚至连对人们在取得胜利和大肆破坏时的那种飘飘然都一无所知，这样的上帝有什么能耐？” 不计其数的死者头颅，装点着阿兹特克人的庙宇，它们表达的不是对暴力的预防，而是主动制造暴力。用于献祭的头颅被堆砌在一个木架上，效果就如资本积累一般。杀戮暴力制造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一种有权有势的感觉，也就是永生不死的感觉。远古社会在暴力面前表现出的不仅是免疫——预防的姿态 ，而且还有资本主义的特征。

在远古世界，每次死亡都被解释为外部暴力的结果。人们通过以暴制暴（Gegengewalt）来尝试避免从天而降的致命暴力，通过主动施暴来保护自己免遭暴力，为了不被他人所杀而去杀人。杀戮他人可保自身不死。你越是暴虐，越是杀人无数，就越觉得自己坚不可摧。暴力的职能类似一种死亡术（Thanato-Technik），它为活下来的人服务，尽管后者也时刻处于死亡威胁之中。

实施暴力会提升人的权力意识。暴力越多，意味着权力越大。在远古文化中，权力还不能表示统治关系，它既不产生主人，也不制造仆从。相反，它被假设成一个超自然的非人实体，你可以占有它，积累它，还可以失去它。马克萨斯群岛上的原住民把这种神秘的权力实体（Machtsubstanz）叫作曼纳（Mana），从被杀者转移到胜利者手上。一个勇敢的战士完全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曼纳：“从前人们以为，一个战士的身躯可以将其所杀之人的全部曼纳收入囊中……每成功杀一次人，他的矛也就增加了一些曼纳……为了直接将曼纳合并，他吃掉死者的肉；为了将打仗时新增的实力牢牢绑缚在自己身上……他把战败者身体上的部分残肢作为战争装备戴在身上——一块骨头，一只干枯的手，有时甚至是整个头颅。”

作为超自然和非人格化的权力手段，暴力还令血亲复仇带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色调亮相。如此一来，它不是报复了，不再适用于对谋杀负有责任的人。这里不会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凶犯也不会被置于罪责关系之中。远古的血亲复仇不受审判，因此也就极其可怕。死亡削弱了被杀者所属的群体，因此后者必须靠杀人去重拾受损的权力意识。无所谓杀谁，只要杀人就行。每一次死亡，即便是自然死亡，也会引发复仇。因此，人们毫无选择地杀人，每一次杀戮都为权力的天平加码。恰恰是这种神秘的权力经济学，摆脱了任何理性逻辑，从而令血亲复仇如此具有杀伤力。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复仇者不仅打死凶犯族群成员，就连恰巧路过的无关之人也不放过。只有杀戮可以弥补由死亡造成的权力流失。

权力的远古形式就像一个神秘的实体，效果立竿见影。实体权力到了后来才发展成等级关系中的权力。由于直截了当的特征，实体权力不为任何政权（Herrschaft）奠基，因为政权是一个复杂的调解性、反射性实体（Vermittlungs und Reflexionsgebilde）。等级结构乃政权之根本，而远古社会没有任何明显的等级结构，所以族长也不是原始意义的掌权者，而只是一个媒介：“族长嘴里说出来的不仅仅是话语，而且还道出了这个社会如何讲述自己，这个社会靠这些言论得以自称是一个不可分的共同体（ungeteilte Gemeinschaft）……” 占有曼纳虽然赋予一个人族长的身份，却并未让他成为神一般的君王。相反，他不得不动辄盘算，一旦哪天失去曼纳，他就会被杀死。

惩罚是对复仇的合理化，禁止了复仇的雪崩式膨胀，因为那会令复仇变得万劫不复。在远古社会，对暴力做出的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以暴制暴。一个激进的范式转移将惩罚体系同复仇体系区别开来。前者把暴力变成一种由个人承担的行为。它不再是非人格化的、以暴制暴的事件；它脱离了权力关系，被置于一个罪责关联当中。暴力没有让我强大，而是让我有罪。惩罚不是以暴制暴，不是国家代替我去复仇。客观的罪责关联让惩罚看起来公正，或者合理。这样就不会出现暴力的螺旋。惩罚性暴力（Strafgewalt）放弃了远古复仇中典型的不审而判，不再令暴力逍遥于一切监管之外。审判和定向（Richten und Richtung）彼此决定。惩罚体系遵循的并不是复仇逻辑，而是调解逻辑（Vermittlungslogik），而调解逻辑产生于客观的法律关系。就此而言，惩罚体系阻止了暴力肆意蔓延膨胀，因为它不同于复仇体系，它意不在制造暴力，而在预防暴力。

有一个广泛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远古社会的战争首先是生存斗争，由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引起。对此，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提出反驳。他认为，战争纯粹以侵略为基础。列维-斯特劳斯说，战争与交换具有密切关系，而克拉斯特则说，战争以一个独立的破坏性能量为基础，与贸易和交换毫无关系。 以他之见，远古社会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状态下，乃至没有哪一场战争的爆发是因为物质匮乏；战争的目的仅仅是捍卫本族群的自治权和身份同一性不受外族侵犯：“对任何本地族群而言，所有他族都是陌生人：陌生人的形象（Figur des Fremden）证实了当地族群的信念——拥有自治权的我们就是这个族群的身份同一性。这跟永久战争状态是同一个意思……” 永久性战争制造出一种“离心力”，通过抵抗一致性或反对统一，这个离心力会催生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克拉斯特的核心观点值得商榷，即永久性战争阻碍国家的形成。他认为，远古社会是故意拒绝国家政体，他们发动永久性战争，从而阻止国家的建立。作为“反对国家政体的社会”，远古社会是一个“赞成战争的社会”。克拉斯特的论调颇具挑衅意味：“即便没有敌人，他们也会发明出敌人来。” 国家政体是一个复杂的权力实体，它把权力想象为一个等级统治关系并以此作为存在的前提，而远古社会由于自身的意识结构，并不存在这种关系。

在现代社会，远古的暴力经济学并没有轻易消失。核军备竞赛遵循的正是远古的暴力经济学。潜在的毁灭力量像曼纳一样越积越多，为的是制造出力大无比和坚不可摧的感觉。从深层心理学层面看，远古时代的信仰——通过积蓄杀戮能力来逃避死亡——仍然奏效。增加杀戮暴力，被阐释成了减少死亡。就连资本经济学也显示出同远古暴力经济学的惊人相似，不是制造流血，而是制造流金。在鲜血与金钱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的本质。资本的运作方式就像现代曼纳一样，你拥有的越多，就越强大，越坚不可摧，甚至越妄想长生不死。金钱从词源上就已经点明献祭和狂热崇拜之间的关系。因此，还可以说，金钱原本就是人们用来赢取动物祭品的一个交换手段。谁如果拥有许多钱，那也就意味着他占有许多动物祭品，可以随时用来宰杀献祭。如此一来，他就得到了一种巨大的野兽般的杀戮暴力。 于是乎，金钱也好，资本也罢，都成为一种对抗死亡的手段。

在深层心理学领域，资本主义实际上与死亡和死亡恐惧有很大关系。资本主义的远古维度也在于此。对积累和增长的偏执，是与对死亡的恐惧互为条件的。资本也可以被阐释为流淌的时间，因为人们可以用金钱驱使别人为自己工作。无休无止的资本制造出幻象，以为时间没有尽头。资本的积累对抗着死亡，对抗着时间的绝对流失。鉴于人生有限，人们才要累积时间资本。

炼金术的目的是将非贵重金属变成贵重金属。首先，铅被视作廉价品。它归属于时间之神——土星。在中世纪，土星常常被说成手持镰刀和沙漏的老者，那是时间流逝和死亡的象征。由铅向金的熔炼之旅，就好比一场把时间和暂时性变成无限和不朽的实验。贤者之石（ aurum potabile ）承诺永恒的青春。克服死亡，是炼金幻想的内容，这种幻想同样近似于资本经济学，近似于对增长和积累的偏执。由是看来，证券交易所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神奇导管（ vas mirabile ）。

救赎经济学也遵循着积累逻辑。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经济学的胜利本身就可以制造出救赎正确（ certitudo salutis ），好让你属于被挑选者，逃离永恒的诅咒。无休止的进款就好比得到救赎。救赎恐惧总是跟死亡恐惧紧密相连，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积累强迫症。人们投资并投机拯救事业。在远古的曼纳经济学、资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救赎的基督教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性。它们全都是一种死亡术，目的在于消除死亡，把死亡变没。

资本主义经济学把活下来变成绝对原则，不关心生活是否美好。 滋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是一种幻象，即资本越多，生机越多，生存能力越大。将生与死蛮横地一刀切开，会为生活本身蒙上一件僵硬的幽灵外套。本该关注如何过上美好生活，却因担心活不下去而患了魔怔，或曰怕死癔病（Hysterie des Überlebens）。把生活简化成生物的、生命机能的过程，让生活本身变得赤裸。仅仅为活而活，是低劣的。那样一来，生活就被剥夺了活力，后者远比纯粹的生命机能和健康的身体要复杂得多。当生活变成赤裸裸的钞票，当一切叙事内容被排空，接下来对健康的狂热追求就粉墨登场了。面对社会分裂，沉渣泛起，只有我的身体保留了下来，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身体健康。理想中的价值都流失了，这个想要得到关注的我，除了可以拿出来展示，就只剩下健康价值（ Gesundheitswert ）了。赤裸裸的生活让任何目的论、任何“为了……而……”消失不见，由此你获得了健康。健康变得只与自己有关，并且把自己排空，变成一个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Zweckmäßigkeit ohne Zweck ）。

生活从未像今天这样短暂易逝。无一物能够持续长存。由于存在的缺失，神经质出现了。调动并促进生命进程，就是在尝试与空虚较劲，而空虚是死亡的前奏。一个被怕死癔病笼罩的社会，是一个活死人社会，既不能生，也无法死。弗洛伊德也清楚这种致命的幸存辩证法，所以会用这样一句话为《合乎时代的战争与死亡》一文作结：“如果你想生，那么就先面对死。”（ Si vis vitam, para mortem .） 这也就是要在生活中赋予死亡更多空间，以免生活被粗暴地简化为不死的生命：“在现实中，在我们的头脑中，为死亡留有一席之地，给它应有的地位，让我们迄今为止如此小心翼翼地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死亡观多见见光，难道不是更好吗？这似乎不是一种进步，反倒像是某种程度的退步，一种倒退；但它却有个优点，即正确认识真相，让日子重新变得好过。” IAduHfUpnyAXBkJonThlFFulf5b7jcVX0GsIoOeC2CfOB11ggUdBV+FQlemBdr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