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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把刑罚叫作ανάγκαι，意思是“必要的”或“不可或缺的”。刑罚被视作一种天命或者自然法则（ανάγκη），并且能够容忍。人们当时所处的社会认可物理（生理）暴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那是一个血亲社会，有别于心灵社会（Gesellschaft der Seele）所构成的现代社会。在这里，冲突会直接诉诸暴力解决，也就是说，以横扫一切的方式被清除。这样一来，外部暴力会给心灵减负，因为前者将痛苦（Leiden）外显出来，后者也不用深陷于折磨人的自我对话之中。在现代社会，暴力以精神化、心理化、内向性的方式出现，采取的是内在心理的形式。释放出破坏性力量的不是直接的情绪爆发，而是内心的反复研磨（psychischver- arbeitet ）。
希腊神话中充满了鲜血和残缺的肢体。对于众神来说，为达到他们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意志，暴力是一种不言自明、自然而然的手段。北风之神波瑞阿斯为他的残暴做出了辩护。“风神已经缺失新娘俄瑞提亚多时，他一直在追求，试图首先请求而不是诉诸暴力。可是这位神的话语没有任何收效，于是他大发雷霆，如其习以为常的，驾驭起北风：‘这就对了！’他说，‘为什么我们还要放下我们的武器、激情、暴力、怒火和逼人的呼啸？为什么我要笨到规规矩矩地提出请求？我用暴力，天经地义！’”
此外，古希腊还是一种激情文化（Erregungskultur）。火暴脾气是他们的典型特征，而且都具有残暴的形态。用獠牙将美少年阿多尼斯杀死的那头野猪，体现出激情文化和情绪文化所蕴含的暴力。据说阿多尼斯死后，野猪说它万万没想用“情欲的牙齿”伤害他，而只是想亲吻他。情绪文化和冲动文化将在这个悖论里走向深渊。
暴力在前现代社会无所不在，堪称家常便饭，且肉眼可见。它是社会实践与交往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它不仅仅被付诸实施，而且还特别用于公开展示。统治者通过杀戮暴力，通过血腥来宣示他的权力。表演暴行的剧场就在公共广场拉开帷幕，演绎着统治者的权力和统治。暴力及其舞台表演，从根本上是在实施权力，践行统治。
在古罗马时代，斗兽表现为对公众的服务。一场斗兽也是某个担任职务者所期待的礼物。有一种斗兽叫作角斗表演（
munus gladiatorium
）。原初的角斗士比武只是角斗表演的一个部分。
此前进行的正午行刑仪式则比角斗士比武残酷数倍。除了以剑致死（
demnatio ad gladium
）和以火致死（
demnatio ad flamma
）之外，还有野兽致死（
demnatio ad bestias
）。把罪犯扔给一头饥肠辘辘的野兽当食物，任其被活生生撕碎。角斗表演并非纯粹满足大众侵略本能的一项群众性娱乐，相反，其中包含着一种政治意味。在血腥的戏剧里，君主的权力化身舞台上剑的权力，角斗表演于是成为帝王崇拜的一个本质组成部分。对杀戮暴力的夸张演绎，宣示了统治者的权力和荣耀。统治行为利用了血的象征意义。野蛮的暴力相当于权力标志。暴力在此毫无遮掩，它明显可见，它毫无羞耻，既不悄寂无声也不公然赤裸，而是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无论在远古文化还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演绎暴力都是社会交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现代，野蛮式暴力不仅在政治舞台，而且在几乎所有社会层面都越发失去合法性。它仿佛失去了任何展示场所。如今，行刑只能在普通公众无法进入的空间内进行。杀戮暴力不再用于展演了。集中营也表达了这个拓扑式转变（topologischer Wandel）。集中营不再是展示杀戮暴力的场所，因为它不建在城市中心，而是位于城市边缘。血腥暴力的舞台原本用于彰显君主的统治，而今让位于一间杀人不见血的毒气室，遁于任何公众视线之外。暴力不是鸣锣开道，而是羞答答地躲藏起来。尽管它一直还在实施中，但却不是公开演出了。它不再特意惹人注目，它没有了语言和象征，它不宣示任何东西。它的实施过程就是一场无言的、悄寂的毁灭行为。（集中营里的）“穆斯林人”（Muselmann）
就是这种暴力的受害者——这种暴力已经有了羞耻感，因此被视作犯罪并且否认自己。在被剥夺合法性之后，君主杀戮暴力的地点离开了公众视线。集中营是一个常规地点之外的非地（AbOrt）。这个地方还不同于监狱，因为监狱总还是有所属地点的。
前现代的君权社会是血亲社会，它的结束令暴力经受了一场拓扑式转变。如今它不再是政治交际和社会交往的一部分，它退回到次交际的、皮下的、毛细的、内在心灵的空间。它从可见转为不可见，从直接转为暗示，从生理转为心理，从战争式的转为居间的（Mediale），从正面直击转为病毒性渗入。现在，它的作用方式不是对抗，而是玷污；不是公开攻击，而是暗中传染。这种暴力的结构转变日益统领当今的暴力事件。就连恐怖主义也不是正面集聚破坏力，而是病毒般地散播暴力，暗度陈仓。就连21世纪的战争形式——网络战争——也像病毒一样展开。病毒令暴力避开任何可见性和公开性。凶手本人就把自己变成了隐形人。电子病毒（与其说是传染倒不如说是攻击），几乎不会留下任何可用于明确指认凶手的线索。然而，这种病毒性暴力却是一种排斥性暴力，它依然归入施害者与受害者、善与恶、敌与友的二元对立之列。
心理内向化是现代暴力发生拓扑式置换（topologische Verschiebung）的核心方式之一。暴力以一种内心冲突的形式发生。破坏性的紧张关系被分摊到内心层面，而不是向外释放出来。前线的走向并不外露，而在“我”心里：“文化对个体进行弱化和缴械，通过其内心的一个权力机关，就像通过占领一座攻克的城池一般，令个体处于监视之下。文化就这样克服个体身上危险的侵略欲。”
弗洛伊德在良心中瞥见了这种心理内向化的监视机关。它是暴力翻转的场所：“我们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用这样一种侵略的内心转向来解释我们的良心如何诞生。”
针对他者的侵略，转向针对自身的侵略。个人越是克制自己对他人的侵略性，良心就会变得越严苛，越具有强迫性。
统治技术也利用了暴力的内向化。暴力的内向化可以让服从主体把外在统治机关化进内心，将其变作自己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实施统治的成本便大幅降低。象征性暴力也是一种暴力，它利用的是习惯养成的下意识动作。它成了理所当然，成了习以为常的感知和行为模式。暴力仿佛变成自然而然的了。象征性暴力无需任何物质的、战争的暴力就可以维持现存统治关系。规训技术也会利用胁迫手段的心理内向化（psychische Internalisierung der Zwänge），通过精密审慎的侵犯活动，闯入主体的神经轨道和肌肉纤维，并令其听命于矫形性和神经性的胁迫及命令。统治君权社会的斩首行为所包含的那种残酷暴力，一度让位于一种连续性的、皮下的畸变暴力。
后现代的绩效主体不屈从于任何人。它本来就不再是一个屈服顺从的主体。它积极扩张自己，解放自己，成为一个投射物（Projekt）。这种从主体向投射物的转变其实并没有导致暴力的消失。取代外部强迫的，是自诩为自由意志的自我强迫。这种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不可分。自从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自我剥削就远比受人剥削更有效果，功能更为强大，因为，与自我剥削相伴的是，感觉自己是自由的。绩效主体对自己进行剥削，直到彻底把自己累死（Burnout）。与此同时产生了一种自残，且往往激化为自杀暴力。投射物到头来成了一颗子弹（Projektil），绩效主体射向自身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