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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承揽外星发射业务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不仅在国外引起很大震动，在国内也引起强烈反响。从中央到地方，从航天专家到普通老百姓，无不对此表示深切的关注，也无不对此表示莫大的担心。
众所周知，中国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民族曾是一个长期备受欺辱的民族。直到1949年10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
但是，站起来了，并不等于一定能走下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求发展，有威望、有地位，不受外来侵略、不受外来欺侮，除了必须具有完善的社会制度，还必须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尤其是历史发展到大科学时代的今天，科学技术发达与否，事关重大，举足轻重。
因此，在当今这个大科学时代，“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已然成为一种日益发展的新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以及军事领域等的连锁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热兵器”时代的诞生，使得“冷兵器”时代成为历史；舰船、飞机、大炮、坦克和战略导弹的出现和应用，使人类的战争舞台上出现了海军、空军、机械化部队和导弹部队；而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又把人类带入了神奇的航天时代。
而中国，这个早在一千年前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枚“火箭”的国家，这个过去连自行车、汽车、飞机都不能制造的国家，1970年4月24日，也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地送上了茫茫太空！
此后，中国开始了向现代火箭技术的挺进。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不仅研制成功了近程、中程和远程火箭，而且在航天技术上实现了三次重大突破：飞向太空；返回地面；发射同步通信卫星。
而今天，中国的火箭又将走向世界，为国外发射商业卫星，实现从国内试验轨道到国际商业轨道的大转移。这是中国航天发射的一个重大转变，也是一个民族一次新的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整个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各行各业都开始了各自的转移。而在1985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对国防科技工业也提出了要求——要求国防科技工业也要实行相应的战略大转变。
但国防科技工业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却是一道大难题。
产冰箱，搞彩电，固然是条门路；造轮胎，做灯泡，也是一种办法；开公司，办工厂，外加技术输出，同样无可非议。
问题是，若是长此下去，最终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过去，中国所有的发射，都是属于科研试验性质。也就是说，无论是火箭还是卫星，都是科研试验产品，不能像盐巴、酱油、红薯、土豆那样随便拿到市场去卖，所有的研制经费都是靠国家拨专款支撑；而且，高科技必然是高投资、高消费。
如果能发射外国卫星，那就属于商业性质的发射，就是一种不出国门的高技术服务。换句话说，中国的高科技就可以从原来的科研试验轨道，一下转移到商品经济的轨道。除了壮国威、壮军威、鼓士气，还可创造经济价值，赚取大量外汇。而中国改革开放后，要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急需的正是外汇！
同时，发射外国卫星，是一种商业性质的国际的技术交流与技术合作。通过这种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发射队伍和测控队伍，可以开阔眼界，获得实践和提高业务水平的机会，从中学到不少宝贵的经验，借以改进不足，促进自身技术水平的发展。
此外，由于发射外国卫星是商业性质，国外厂商对发射质量的要求必然十分严格，甚至相当苛刻，这就逼着中国的科技队伍必须提升自己，去适应和满足国外市场的要求。
当然了，既然发射外国卫星是商业性质，就必然要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这就迫使中国从思想观念到思维方式、从技术革新到队伍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来一次彻底的大改变。
因此，发射外国卫星对中国而言，不光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思想革命！
1986年7月17日上午，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领导在国务院第十三会议室就发射外国卫星问题，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做了详细的汇报。
很快，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了正式文件，将发射外国卫星列入国家的重点工程。
于是，有关发射外国卫星的工程、技术及生活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很快在全国展开。仅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亟待抢建的工程，就达十项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