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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选择，常常带有偶然性。
1984年，对于中国的航天界来说，既令人躁动不安，又叫人欣喜若狂。
年初，有关部门宣布：对外招标，购买国外卫星。
于是，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纷纷投标于中国。
有关部门由此决定，从这四个国家中，购买一颗中国所需的通信广播卫星。
但卫星买回来后，请谁来替中国发射呢？
后经反复调研，决定选用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和美国的航天飞机。紧接着，中国就向法国和美国预订了四个座位，并向法国和美国分别预交了十万和二十万美元的发射订座费。
中国有自己的火箭，也有自己的卫星研制队伍，还有自己的发射队伍，却要花重金去购买外国卫星，而且还要用法国的火箭和美国的航天飞机为其发射，这不免让一些人大为光火，甚至十分震怒！
但话又说回来，不这么做又怎么办呢？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的初期，全中国都在等着要用通信广播卫星！有关部门之所以要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被迫为之——谁叫搞航天的人自己没这个本事呢！
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即1984年4月8日，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一声“怒吼”，一家伙就把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上了太空！
中国震动！
世界震动！
当时所有对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人，也被震得目瞪口呆。
更有意思的是，历史老人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84年4月30日这天，当中央军委、国务院领导和中国的航天精英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庆祝中国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大会时，《参考消息》却登出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国有关部门，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购买通信卫星的合同！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有关部门根据当时的状况，出于不同角度的考虑，购买外国卫星并请外国发射，无可非议，更无过错。但此事却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中国，对自身的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大能耐，是缺乏清醒和统一认识的；而更不会想到，原本需要请美国发射卫星的中国，短短几年后居然会反过来为美国发射卫星。
当时只有一个事实确定无疑，这就是，“长征三号”火箭把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上天后，全世界都多少感到了中国的分量。
于是，中国航天界一批大智大勇者，便悄悄地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能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去发射外国的卫星呢？
北京。黄寺大街。
夜，很深了，国防科工委大楼的一间小屋里，还透出一束橘黄色的光亮。台灯下，一位中年男子正在面壁苦思。
这是198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四周很静，只有星星伴着月亮在天上散步。中年男子身材不高，却显得仪表堂堂，脸上总是挂着些许不易被人觉察的微笑。他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既有学者的派头，又有外交家的风度。特别是宽宽的额头下，那双充满着东方男子汉智慧与胆略的眼睛，只要留心看上一眼，便很难再从记忆中抹掉。
这位中年男子，名叫上官世盘。
上官世盘是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副主任。他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承认他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的魅力，但又谁都说不清这种魅力究竟是什么。
国务委员宋健，对上官世盘曾有这样一句评价：“上官浑身都是金！”
而上官世盘的部下王建蒙先生则对我说：“上官就是一部长篇。他思维敏捷，卓有远见。就像下棋，你刚刚还在想第一步，他已经想到第四步、第五步了。”
“上官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善于在没有条件把事情办成的情况下把事情办成。”翻译许建国先生也这样对我说，“他简直就像墙上的一只壁虎，没有任何依靠，也能攀上去，而且能稳稳当当地贴在那儿，绝不随风偏倒。”
据说，上官世盘还有一个特点：特能扛困！晚上加班熬夜，每当困得实在不行时，他便往墙角一站，两拳紧握双目怒睁，十分钟内绝不眨眼，很快便额头冒汗，困意全无。他说，干事业，这是基本功，得练！
这个晚上，上官世盘刚刚练完“基本功”，便孤坐灯下，面壁苦思：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怎么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
这个问题在六年后的今天看来，既合情又合理，可当时在有的人眼里，却是天方夜谭。
上官世盘1936年生于福建，195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他去了戈壁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直从事航区的测控工作。其间，他曾出任过高级技校的教师，如今这能说善辩的口才，自然与那段当教师的经历有关。
从1958年至1990年，上官世盘在发射场摸爬滚打，一晃便是三十二年。三十二年来，上官世盘曾参与过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等发射试验任务，同时还参加组织过“154”跟踪测量工程的研制工作和“远望号”测量船的研制、论证工作。
毫无疑问，积数十年发射场之经验，上官世盘对中国的航天技术水平以及发射队伍的现状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对这支队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在采访过程中，当我问上官世盘，当时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为什么会想到要把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时，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第一，我觉得航天事业就应该有所开拓有所创新，而不能因循守旧，只走老路。当时，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和我们不仅想到了这个问题的艰难，甚至还准备为此付出牺牲和代价。但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一个人，一个部门，如何在自己的行业里体现这一国策，是问题的根本。中国有一支过硬的航天技术队伍，已经具备了数套完整的发射、测控设施，并且又有‘长征’系列火箭。因此，如果我们能将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岂不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好体现？虽然肯定是困难重重，但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第二，国防科工委在全国有几个承担着不同试验任务的基地，总的来看，每个基地的任务都不是很重。有的最多一年打两颗卫星，这就使得几万人待在大戈壁或者大山沟，常年没有多少紧迫的事情要干。同时，航天部有一大批专家年纪都不小了，而年轻一代一时又还未接上茬，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那老一辈专家所开创的航天事业，很可能就再也无法生存发展下去了，甚至还有断送的可能。
“因此，中国的航天发射就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精简队伍，砍掉一些基地，因为中国的航天队伍全靠国家财力支撑。如果不砍，国家很穷，像国防科工委这样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若照此长久下去，靠什么来养活？但如果砍，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航天发射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从我国当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哪一个基地也少不了。将来一有新的发射任务，技术力量没有保留下来，怎么办？而另一条路，就是打出去！利用我们航天技术的优势和余力，承揽国外发射任务，这样，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为国家赚取外汇，又可以自己补充自己，还可以保存、锻炼、提高技术队伍，使中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下去。
“第三，国务院、中央军委一再提出要军转民，但国防科工委的发射队伍如何军转民？生产产品，对各基地来说，又不是根本的出路。如果光搞生产经营，小打小闹，急功近利，不仅没有出路，长久下去，还会削弱技术力量，甚至会拖垮这支队伍。但如果我们把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便能从根本上实现军转民的问题。否则，火箭故乡的子孙们永远直不起腰杆。”
上官世盘说着，竟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踱起了步子。
望着上官世盘那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我突然想起法国大作家雨果先生的话：“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
是的，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究竟靠什么来重塑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这个问题如同肚子饿了就要吃饭一样，早就摆在了十亿中华儿女的面前。
中国曾以“四大发明”闻名天下，也以“火箭的故乡”著称于世，但这些老本早被列祖列宗吃光了。中国的形象，无疑需要今天的火箭子孙们重新塑造。既然中国有了可以造福于人类的“长征”系列火箭，当然应该让它走向世界。不然，总不能让它永远留在本国尘封的宫殿，去做祭奠“四大发明”的供品吧。
记得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一书中说过：“生活的唯一答案，就是生存下去。所谓生存，就是思考和行动。”
看来，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正是“思考”和“行动”。
英雄所见略同。
几乎在同一个夜晚，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坐在灯下，扶着眼镜，认认真真地读着一封来自航天部的信。
这封来信说：
利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搞商业发射，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我们认为完全可能。
其理由是……
宋健后来说，那天晚上他看完信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宋健曾是航天部副部长，让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也是他多年的梦想。因此，他看完信后，想了想，又拿起信来看了看，而后才将信慢慢展开，拿起笔来，在信的天头批道：
我完全同意这个建议。希望你们为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而努力奋斗！
写这封建议信的人，便是如今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两位副总经理：乌可力和陈寿椿。
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具有法人资格、独立经营权的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自中国宣布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起，长城工业公司便成为中国政府批准的经营运载火箭发射服务、卫星合作业务的唯一机构。长城工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同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经济组织有着广泛的贸易合作关系。特别是中国“长征号”系列火箭进入国际市场以来，长城工业公司已先后同五大洲几十家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并先后签订了多项卫星发射及卫星搭载订座协议的合同，积极发展了与各国公司之间的经济贸易与友好合作，受到客户的赞誉。
1990年夏季一个炎热的上午，我在中国长城公司见到了乌可力先生。
乌可力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的父亲，便是鼎鼎大名的乌兰夫。
乌可力原名“乌斌”。这是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父亲特意为他取下的名字。但当他后来考入哈军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后，便自作主张，将“乌斌”改成了“乌可力”。“乌可力”在蒙古语中，就是“牛”的意思。
乌可力的确像头牛。高大的个子，粗壮的腰板，宽阔的胸脯如同一堵厚实的墙。我俩会面这天，他穿一件花格子短衬衫，满头白发，两眼有神，乍一望去，颇像一位来自欧洲的大商人。尤其是嘴唇上方那撮贺龙式小胡子，既潇洒漂亮，又显出几分刚毅与傲气。
“这胡子还是贺老总让我留的呢！”说到胡子，乌可力伸出胖胖的指头理了理，眼里竟涌动着泪花。
那时，乌可力还是一名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一次，贺龙到他家里看望他父亲，他刚打开门，贺老总当胸就给他一拳，说：“小子，你这胡子长得不错啊！”
乌可力望着贺龙的胡子，说：“贺伯伯，不错是不错，可您是老总，是元帅，胡子想怎么留就怎么留。而我还是个学生娃娃，学校不让我留胡子！”
“是吗？这好办！”贺龙理了理自己的胡子，说，“你回去告诉学校的头儿，你的胡子就这么留定了，就说是我贺龙批准的！”
“这太好了，贺伯伯！”乌可力欢叫着，转身拿起一块西瓜，一下塞进贺龙的嘴里。
乌可力的胡子，便这么留下来了。
后来，有人见他这撮胡子长得实在太漂亮了，而且很像贺龙的胡子，便给他的胡子取了个绰号——贺龙式小胡子。
据说，近几年来他总喜欢对着镜子抚摸自己的胡子；每当抚摸着胡子时，他总会想起贺老总，想起一大批老帅。
1940年，乌可力告别内蒙古大草原，随父亲去了延安，并在延安度过了半军事化的少年时代。在延安上小学时，乌可力就是有名的“乌大胆”。有一次，他独自一人，挽起裤腿蹚延河水。不料，他刚一下水，上游的洪水便开始一个劲儿地猛涨，眼看就要奔泻而下！就在这时，一乘坐骑沿着河岸向他飞奔而来。马上的汉子跳下马背，几步蹚进河里，一把便将他抱回岸上。等他脱下裤子，撩了一把河水，回头一看，这人竟是周恩来伯伯！
还有一次，他和一群小同学正在路边“打仗”，忽见一辆美式嘎斯正朝他们这边开来。他急忙领着小伙伴们冲上前去，往路中央一站，手中的“枪”一举，大喊一声：“停车！什么人的干活？”车乖乖地停下了，随后从车上走下一位高大魁伟的人来：双手高高举起，脸上却露着慈祥的微笑。他定睛一看，原来竟是毛主席！他一下便扑了过去，欢快地叫着：“毛伯伯！毛伯伯！快给我们讲个打仗的故事吧！”
乌可力天资聪明，加之后天环境的影响，刚满十三岁，便被选去当了电报员和骑兵通信员。在哈军工学习期间，他和科研小组的同学一起，研究成功了人工降雨火箭；而他自己研制的耐高温材料，还获得了国家专利权。大学毕业后，他去国防科技大学深造了五年的空气动力学，接着就搞起了飞机设计。
但是，父亲的权位并未在乌可力人生的道路铺上鲜花，反而一度带给他的是厄运！
1967年，乌可力因父亲问题受到牵连，锒铛入狱。
然而四年的监狱生活，并未折断乌可力鹰一般的翅膀，反而铸就了他一颗蒙古族大汉的雄心。在蹲监狱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凭窗眺望，一颗孤独的心，便会随着先祖成吉思汗的铁蹄，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自由狂奔；而每次他被发配去埋死人时，则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一个没死的人，该为自己的祖国干点什么呢？
1982年，他调到航天部担任科技预研局副局长。其间，因工作之便，他对中国和世界航天的局势，做了透彻的分析和科学的预测。所以当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成功后，他和陈寿椿、黄作义等人，很快便想到了如何把“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问题。
陈寿椿是这次发射“亚星”的新闻人物。他的同事和部下们都称他为“陈老总”；但外国朋友和港商们，则习惯叫他“陈老板”。
我在西昌卫星发射场见到了陈老板。陈老板很忙，忙得一塌糊涂。凡是去了西昌发射场的记者都想找他，但又几乎都没找到他。
一天傍晚，我乘他刚刚放下碗筷的时候堵住了他。这是一位用一个脑袋可以同时思考三个问题的人物。一进他的房间，他用下巴夹住电话筒，一边给北京打着电话，一边复印着文件，一边不时看看复印的效果；同时怕冷落了我，还总是抓住点滴间隙，与我天南海北，侃侃而谈。
陈老板戴一副眼镜，穿一件棕色夹克衫，说话办事，都是“短平快”，一看便是一位爽快利落、性情急躁的人。而且不用多问，一听口音，便可断定是个地道的广西人。
陈老板生于1934年9月。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机械工程学院。回国后，曾担任过“长征一号”火箭的主任设计师，在航天部总体设计部整整干了两个七年。陈老板胸怀大志，加上南方人天生就有一个会做生意的脑袋，所以他最终还是舍弃了设计师的宝座，当上了推销中国火箭的大老板。
乌可力和陈寿椿等人的建议，得到了航天部领导的大力支持。
1984年4月下旬的某个晚上，航天部部长李绪鄂和刘纪原副部长专门召集乌可力等人谈话，具体讨论了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的有关问题；并指示乌可力全力以赴，负责开展“长征三号”火箭打入国际市场的工作。
接着，航天部拨款二十万元人民币，组织成立了以乌可力、陈寿椿、黄作义为首的“航天开发十人小组”，开始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早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