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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精神状态反映人的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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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这段话告诉我们：当你对一个人下达指示或者给出建议时，他的“神”之状态是积极还是消极，执行力如何，从其做事过程中的态度反应，我们一看便知。这是试探式的读人法亦可为常人所用。总之你要试人内心，便可借鉴。
曾国藩说，一般而言，我们需要时时观察识别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对那种矫揉造作、故作精神抖擞的人，我们是很容易识别的。而对那种看起来假装振作，但又可能是真的精神抖擞的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于是我们就难于识别了。要知道，那些精神萎靡不振的人，即便它是故作振作并表现于外希望你上当，但他萎靡不振的疲惫感——特别是神的特征，是掩盖不了的。而精神有余，则是由于它是自然流露并蕴含于内，在脸上我们也能看出来。
道家就有所谓的“收拾入门”之说，拿到这里用于观“神”，它的要领就是：尚未“收拾入门”的，要着重于看人的轻慢不拘，已经“收拾入门”，则要去着重看人的精细与周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对于那些小心谨慎的人，他们刻意在隐藏什么，我们要从尚未“收拾入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小心谨慎，他的举动就愈是不精细，欠周密，总好像漫不经心似的。这种表现于外的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轻慢不拘；对于那些率直豪放的人，我们要从已经“收拾入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率直豪放，他的举动就愈是慎重周密，做什么都是一丝不苟，不怕你察看到真相的。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都存在于内心世界，但是它们只要稍微向外一流露，立刻就会变为情态，而一个人表现在外面的情态，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根据情态的外象，我们就能识别一个人了！
这其实就是一些识人过程中的试探之策，如何试忠心，察奸心？看他做事的积极与消极？我们从一个人外面的精神状态之表现，从他的神的外面的情态显映，就能观察判断出来。
像常有些领导，他们故意整治下属，给他使绊子，让他难堪，去做一些大家都不想做的事，有时并非两人有仇，而是出于试探的目的。领导就是想看他做事是不是积极，有没有违心之举，有没有消极情绪，是否值得托付重任。
在国共谍战剧《地上地下》中有一个桥段，沈阳军统站长徐寅初狡猾多智，胸藏万谋，是个难得的人才。在解放军即将入城时，他把手下的得力特工韩静找来，很疼惜人才似地要派她撤去北平，给她一个不错的结果，好像很照顾她。
韩静却一点也不傻，她当即挺胸立正，向站长要求留下来潜伏，在解放军的眼皮子底下承担最危险的工作。徐笑了，答应了她的请求。韩静就很聪明，她知道，只要自己一答应去北平，第二天早晨她这条小命就没了。因为在徐站长看来，在特殊情势下，一个畏战逃跑的手下，是毫无价值的，是应该清理掉的。
此试探真可谓是致命的诱惑，很考验韩静的应变能力。若是常人，估计早乐颠颠地答应了，然后隔天便命丧黄泉。乱世时期的管理者，你不要怪他冷酷无情。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决定了，一个不能将忠诚保持到底的属下，在特殊时期必然被淘汰。在试忠探奸这方面，曾国藩比起徐寅初来，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罢了。没这两下子，怎么可能成为几十万大军的一杆不倒帅旗。
西汉大将军卫青在皇帝面前的谨慎与听话，我们读过历史的都应该清楚。卫青为汉帝国立下卓越军功，以一个骑奴的身份，成为大汉王朝的大司马，大将军，功高盖主。但他面对的老板恰恰又是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刘彻疑心很重，杀人不眨眼，很多高官都被他毫不留情地收拾掉了，即便宰相和宗室也不例外。
因此，卫青在功高以后，行事极为小心，不但不敢招收门客，领了奖赏也赶紧分给士兵，功劳往外推，没事就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他如此小心，汉武帝还是经常试探他，看他的反映如何，从他的说话和眼神中，观察他的野心。卫青表现得更加谨慎谦卑了，在酒席上，当武帝向他敬酒时，他跪在地上，以头抵地，双手举起来，小心翼翼地接皇帝给他的酒，言谈之中也是不敢居功，把所有的功劳都推给了皇帝和属下。每当武帝夸奖他的军功时，他总是说：“这都是陛下您领导有方，战士们作战勇敢，臣只是运气好罢了。”
汉武帝哈哈一笑，就放过了他，不再有诛除他的心思。相同的还有霍去病，年轻的霍去病也立下了卓越的军功，武帝也常和他聊天，试探他的内心。霍去病虽与卫青的性格截然相反，常常直言无忌，对功名充满了渴望，但因为他的内心天真，无私藏之欲，说的都是真心话。汉武帝反而更喜欢他，而冷落了卫青。
一代大将军卫青得其善终的原因，是他小心谨慎，不敢迈错一步，而他被冷落的原因，也恰恰因为太小心，刻意避嫌，内心的窗户紧闭，真心藏在里面，使得汉武帝对其放心不下，始终防范。但卫青在军队中的人气和威望太高，又是自己的小舅子，所以杀不得，便对他采取了闲置措施，越来越多的战事让霍去病去承担，卫青退居第二线，整天在家喝茶休养，成了无所事事的大将军，直到病死。
这就是察神，老大根据你的“情态”反映，判断你还有没有价值，分析你是否对他忠诚。汉武帝对卫青和霍去病的不同态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判断。一个天真又能干的人是最受领导喜欢的。霍去病的受宠，恰在于他集合了这两种优点。
现在的商场或官场，管理者对于下属，试探法就是一种常用的识别手段。
某公司在面试时，就喜欢用吃苦试探来考察求职者的工作心态，他们会对求职者说：“你进入公司后，会被派往西部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而且会有长达两年的时间跟家人无法见面，你能接受吗？”然后就观察求职者的反应。
很多求职者因此被吓跑了，只有那些毫不犹豫点头表示可以接受的，才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在与我聊天时，该公司的老板就直言说：“我们根本不会让员工一进公司就去做这种不人道的工作，这只是一种试探。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就能发现面前这个急于找一份工作的人，是否做好了足够的付出的心理准备。”
显然，很多人的反应是害怕吃苦，这就表明他们不值得信赖。因为一家公司总会有遇到危机的时候，那时就需要员工付出更多，可能要做一些超出常规的努力来挽救公司。不愿吃苦的人，届时就会抛弃公司，这是老板们不愿看到的。
还有一家公司，为了试探员工的忠诚，想了一个损招。他们雇佣猎头公司，给本公司的优秀人才打电话，许诺优厚的待遇，挖他们去别的公司，并向他们询问本公司的优缺点那些轻易动心的人，就成了老板眼中的“背叛分子”；那些对猎头公司说本公司坏话的人，从此以后也再难得到公司的信任了。
忠诚度，往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试探出来的。精明的老板们知道，下属在自己面前善于隐藏和伪装，谁也不想让老板知道自己心里怎么想的，但是第三方的试探，却往往可以触摸到他们最真实的内心。老板就通过他们的情态，掌握了这些人的心事。这种识人之法，效果极其显著！
曾国藩是识人大师，对自己的上级清政府是什么货色，他当然看得也很清楚。他混在满清这个大泥潭中，时刻都是小心谨慎，发达了以后更是如此，生怕功高盖主，让皇帝过河拆桥。
因为清朝统治者的内心对汉族官员总是有一种先天的戒备和猜忌心理，从立国之时就是从来不信任的，所以曾国藩为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出了这么多力，皇帝起初也并未给他实权，连粮食都不给，让他自己组军跟太平军干。听着就很不容易，一个大臣跑到民间，只有一个空头官帽，要组建一支十几万的军队，连军粮也得自己筹集，换一个庸官，不累成精神崩溃才怪，但曾国藩成功了。后来清政府迫于形势，看到再不信赖汉族官僚，太平军就要席卷北方了，皇帝才不得已将四省的军务交给他节制，但是慢慢地，权大的曾国藩也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忌。
攻克了太平军的老窝天京以后，曾国藩的势力如日中天，成为了清朝的第一权臣，又有兵权，是实至名归的第一汉臣。当时的朝野之官多出于他的门下，风头无俩，达到了人生的顶峰。麻烦这时就来了，咸丰皇帝很忧虑，晚上睡不着觉，据说在老曾光复了武汉以后，咸丰帝就说了：“想不到曾国藩以一个儒生的身份，竟然能做成一番大事。”
皇帝此言一说，见风使舵的小人当然不会错过机会，身边有个满族大臣当即就说：“皇上，曾国藩以侍郎之职开缺，其实就是一个乡绅罢了，自古以来，那些英雄豪杰都是如此起于草莽闾里之间的，这很让人担忧啊！”听了这话皇帝皱紧了眉头，心事重重的屁股都觉得不稳当，沉吟了良久，慨然叹道：“想不到去了半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
这就是皇帝的一种策略转变，要考虑限制曾家军了。因为此时曾国藩兄弟迅速地扩军，曾国荃所统的军队已经由两万余人增至了五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也由区区的几万人扩大到了十二万余人，除了赣、皖的厘金和数省的协饷外，又增辟了粤厘和湖南的东征厘金钱粮也有了，整个的一大型军事集团，想打谁就打谁。这就使皇帝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在满清统治高层看来，最大的威胁已经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集团了。
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开始初步的试探和制约，比如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的时候，有意地偏袒沈葆桢，抑制曾国藩。同时各省的一把手对曾国藩也不再像前几年热情全力地支持，军饷和粮食停了不少。利用曾国藩内部派系众多的情况，清政府采取措施，迅速地提拔和积极地扶植曾国藩部下的那些湘军将领，使他们与曾国藩的地位相近，而感情疏远，渐渐地打破他们的从属关系，让他们离心离德。
比如，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像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人，都实行了拉拢和扶植政策，提拔这些人，让他们渐渐地与曾国藩的实力分庭抗礼，挑拔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相互不和，以便于进行控制和分化，还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打击曾国藩的势头。
曾国藩岂能看不出来，他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为了消除朝廷对他的疑忌，就在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以后，他就下令裁军，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的湘军大部分裁撤解散了给了清廷一个满意的答案。
好吧，你不信任我，我干脆如你的愿，交出军队，不玩了，我当我的文人去，躲在家里听小曲，读书睡大觉。很聪明的举动！没有效仿吴三桂跟清帝鱼死网破，也就曾国藩能咽下这口气。
皇帝至此的试探，就归于失败，认为他很忠心，没必要也找不到借口再去整治他了。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曾国藩的眼光之犀利，他很明白统治者在想什么，也知道满清高层都是些什么人，就是在防汉制汉。历经了宦海的沉浮，这时的曾国藩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采取了四种策略：逆来顺受，以死效忠，缓施以时，委婉言求。总而言之他避免跟皇帝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旁敲侧击，以柔克刚，曲意示忠。看起来很委屈自己，实际上这几招就能使他在清廷对他既任用又怀疑、既支持又削弱的困难夹缝中站稳脚根，得到巨大的实惠，顺利地高升。
这就是对上的识人之术与应变术，一个聪明人，不但要识得下人，看清下属，更要洞察上级的内心，才能提前预知危险，从容做出对策。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宋朝的嘉王赵颓，他是宋神宗的亲弟弟，从小就好读古书，不但是王，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每当看到国家的不平之事，就要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论，还数次上疏，向皇帝议论朝政，在当时也是很有影响的，俨然是政界的一方领袖，士子们的效仿榜样。下面的臣子们大家当然都喜欢了，有人领着我们跟皇帝对着干啊，但皇帝本人就很不爽了，时常在私下有些抱怨。
这时就有心腹来劝他了：“嘉王陛下啊，您是天子的亲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平时不好声色犬马，反而一心致力于典籍和学术研究，这当然是好的品德嘛。可是您现在总是议论朝政多管闲事，皇帝和太后会怎么想呢？一定会心中不安的啊。”
嘉王听了，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猛然醒悟。是啊，不错不错，我这确实是犯大忌了！成天咬人，哪个皇帝能容我长期如此？所以他赶紧调整心态，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专门研究医书，还整天忙着研究药方治病救人。皇帝这才高兴了，专门下诏称赞他，对他进行了褒奖。
试想，赵颓如果还这么嘴巴大下去，早晚有一天，宋神宗会收拾他的。闭嘴不言，恰恰是因为看透了人心，搞懂了皇帝这种职位的人都在想什么，最忌讳的是什么。
相比之下，沈万三的故事显然就悲惨得多了。明朝的沈万三是金陵那地方的巨富，有钱，就算王侯贵族也赶不上他。朱元璋当时起兵反元，攻下了金陵之后，立住了脚根，就打算扩大外城，可是当时正值乱世，到处都是战乱，国库空虚，下面主管这项工程的大臣就叫苦，向老朱表示难以完成这个任务。没钱啊，老大你爱找谁找谁，反正我不是母鸡不会下蛋，更不会生出钱来。
沈万三这时就出面了，他为了和新贵朱元璋搞好关系，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工程总费用的一半，出钱来做这事。开工以后，由于沈家财大气粗，他的工程队比朱元璋的官方建筑队还早三天完成了这项任务，确实很牛。
完事以后，朱元璋就请他吃饭，赐给他好酒喝，还夸奖他说：“小沈你不错，古代有素衣天子，号曰素封（指那种无官无爵而有钱的人），看来你就是这样的牛人啊。”说这话时，朱元璋的心里是很不高兴的，心想你竟然比我还牛，所以他对沈万三是既厌恶又很嫉恨，就找机会要整他。
当时沈万三有一块田地靠近湖边，是肥田，为了保护这块田不受水淹，他就在湖边新修建了一道石堤，用来预防大雨和洪水。朱元璋知道了，毫不客气，下令对他的田地单独抽税，每亩要抽九斗十三升，赋税极高，就为了给他点颜色看看。高得吓人。
按说到了这时，沈万三应该看出苗头来了——皇帝看自己不顺眼，在找由头办自己呢。如果聪明的话，他应该主动向朱元璋献出一部分家财，用来资军或者充实国库什么的，那样朱元璋不但没理由杀他了，反而还得奖励他，给他一个好名声。
可是沈万三没有，他根本不在乎，也根本不了解皇帝这种人都在想什么，他不但不收敛自己，反而又做了一件炫富之事：用茅山之石来铺建苏州街的街心。
此事轰动全苏州，又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好了，可算有借口了，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跳，朱元璋就找来几个大臣，说，“茅心”者，“谋心”也，这是叛逆之举。于是不由分说，给他定了一个谋反罪，杀了他，又查抄了沈家的家产，所有的财富全部充公。
沈万三死得确实是真冤枉，他既没有犯法，还曾经为皇帝出过大力，结果就死了。很可悲！但是给我们的教训更沉重，更富有汲取价值。说明与曾国藩相比，沈万三空有万贯家财，却不会识人。他看不透朱元璋是什么样的人，面对朱元璋一开始的举动，他毫无反应，错过了保命的机会。由此可见我们洞察人心的重要性，从别人之神态变化，行为举动我们要敏锐地捕捉到最关键的信息，才能避祸自救，或者为我所用！
在强者的试探面前，最聪明之举，反而是类似于憨拙直朴这些本来与聪明无缘的词汇。适当地变傻一些，才能躲过强者的压制，保存自身的实力。类似的例子，我们身边并不少见，这是一种很高超的智慧。
想战胜强者，我们总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比他更强，另一种就是装傻，变得更弱。你比皇帝更强吗？所以只有装傻才是唯一之策，委曲求全，躲过祸端，总能给自己求得东山再起之机。
一个内在的神，在外就表现为情态。相人高手通过对情态的判断分析，就知道这个人几斤几两，是智慧还是浅薄，是人才还是庸才。
曾国藩的记忆考察法就有这种功效。有一次他的住处来了几位投效他的人才，曾国藩让人奉上茶果，热情地招待，席间言谈甚欢，和他们交流天下大事，像面试一样走过场，然后就客气地让他们住下。
第二天中午，这几位人才本以为曾国藩会再次接见他们，给他们分配工作，给予他们具体的职务，谁知一整天曾国藩就没有露面，不知跑哪儿去了。几个人坐在客厅，喝着茶聊着天，百无聊赖。吃了午饭，他们又在客厅坐了一下午，一直到了晚上，然后无可奈何地去睡觉了。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曾国藩才悠然自得地出现了，一进客厅，先向他们表示歉意，说昨天军中有急事，需要他前去府衙处理，实在不好意思，接着就谈到了正事。曾国藩的正事不是给他们安排乌纱帽，而是严肃地问他们：“诸位，昨天在这里坐了一天，你们都看到了些什么呢？”
几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顿时傻眼了：我们没看到什么啊，就一些兵士在院子里来来往往，除此之外就是曾府的家人们正常活动，难道这就是曾大帅的面试方式？惨了惨了！他们只好实话实说，摇头说：“曾大人，我们没发现什么异常。”
另两个人却有着很细的观察力，他们向曾国藩详细地复述了昨天从早晨到傍晚，院子里来往的每一个人，发生的每一件事。
其中一个人说：“贵府的厨子昨天跟外人起了争执，因为他一个时辰之内出了两次府，第二次脸上带着怒气；曾大人昨天进行了紧急军事调动，前线战事一定吃紧，因为我发现院内的兵丁行色匆匆，进行了临时警戒，有名军官还嘱咐您的家人不要出门。”
曾国藩笑了，当即宣布，后两个人留在他的幕府效力，前两个人只能去军中听从调配，到战场上卖命了。他通过这种记忆考察法，试探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能力，最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前两个人虽有能力，却漫不经心，只能做指哪儿打哪儿的武夫，到战场当炮灰，听从有头脑之人的指挥；后两个人心思细腻，行事周密，善于观察分析，能够胜任参谋的工作。
可见，漫不经心的人，他们的眼神一定是漂移不定的，内心缺乏一套严密的分析程序，对要紧事不关心，心思浮定，缺乏主见，没有大局观。这类人即便有能力，也无法承担主角，只能让他们做配角，像是线上风筝；而慎重周密之人，他们的眼神凝重，专注，观察力和分析力都很强。心里能装住事，自然就可以承担重任。说到底，就是观察力和城府的深浅，一个人是否可成事，这两项非常重要！ 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定会在他们的外在情态中表现出来，只要善于发现，便能捕捉到他们内在的这种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