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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是中国金融体系几十年来不断朝市场化方向深化改革的结果，体制的转型也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资管行业自2011年开始了持续数年的繁荣景象，各类资管机构根据监管要求和市场需求情况进行了大量的金融创新，带动了资产管理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居民和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增值需求，同时也给实体经济领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随着货币信贷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果逐渐减弱，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大量的资金滞留在金融系统中，资金空转问题越发突出。从产业链的视角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2004年，央行放开存款利率下限和贷款利率上限。在此背景下，国有行网点众多且客户黏性较高，利率市场化推进增大其收益空间，城商行也具有区域上的客户优势和地方政府的支持。相比之下，网点少、获客难，同时资本规模有限的股份行则亟需通过业务创新突破有限资本金下表内业务扩张与盈利能力的限制，以增强收益、拓展客源、提升竞争力。
2004—2007年，作为标准化资产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均稳步发展。股票市场方面，股权分置改革顺利推进，完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吸引了较多普通投资者关注。债券市场方面，规模同样迅速扩张，但从市场结构上看，信用债市场的占比较小，主要以机构间市场为主，与资产管理市场的联系不如股票市场紧密。
资产管理类金融中介主要以公募基金公司为主，产品结构以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为主，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受权益牛市带动得到迅猛发展。
以银行分支机构、券商营业部为主；权益牛市导致了资产管理市场的供需失衡，基金产品销售甚至需要通过摇号或者抽签的方式来进行。
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投资渠道有限，除了直接参与资本市场或者基金投资之外，只能被动接受存款利率。
该阶段中国经济和投资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进入了大幅升值的通道，提升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这也是中国2006—2007年权益牛市重要的基本面基础。
对资产管理机构主要施行的是牌照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型的基金产品也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限制。该阶段金融中介创新并不活跃，技术创新对该阶段资产管理行业影响不算显著。
总体而言，该阶段内资产管理行业在投融资体系中占比较小，功能发挥不明显。截至2007年年底，基金行业规模约为3.2万亿，与此同时存款余额约为38万亿。行业竞争充分程度不高，但权益类牛市催生了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
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利率浮动由贷款领域推进至存款领域。由于福利保障的完善、居民财富的增多，理财意愿观念逐渐萌发，居民已不仅仅满足于低利率的存款储蓄，开始购买理财产品。2010年央行采取“差别准备金率”和“限贷令”对前期扩张过快的银行表内业务进行限制，特别是政府融资平台和地产项目，此后银行借助信托通道，绕道表外“非标”
进行信贷扩张，银信合作迅速兴起，银行理财和信托规模同步上涨。
股票市场方面，受政策及财富效应等因素影响，此阶段内IPO企业数量相较于此前有显著提高，同时2009年创业板正式开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等工具被陆续推出；债券市场方面，信用债市场发展迅速，在债券存量之中占比快速提升。同时，随着银行信贷业务对于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收紧，银行大量表内信贷资产具有出表需求，形成了业内所称的“非标”资产。
资产管理各子行业在该阶段都逐渐兴起并发展。例如，受益于类信托业务的快速扩张，银行理财和信托规模扩张较快；IPO财富效应催生大量PE基金入股拟上市公司等。从产品结构看，具有刚兑性质的固收和类固收产品在该阶段发展较快，基金产品中股票及偏股混合型基金资产净值占全部基金规模之比也显著下降（截至2012年12月，股票及偏股混合型产品净值合计约为13万亿元，基金净值为255万亿，占比约50.9%，较2007年八成左右大幅下降），行业发展不再单纯受权益市场波动影响。
银行网点和券商营业部依然是资管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诺亚等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也快速发展。
投资者可选择的投资渠道被大大拓宽，银行理财产品及信托产品等类固收产品因其刚性兑付的属性有较强的存款替代功能；受高“无风险利率”约束，公募基金规模在这5年里基本可以说是止步不前，规模一直没有超过2007年。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外需大幅减少，“4万亿”等政策催生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较大提升，地产和基建的融资需求较大。
该时期内主要还延续此前牌照管理的思路，但2012年下半年开始，监管开始主动陆续打破不同类型牌照之间的壁垒，此后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陆续获准介入类信托业务。该阶段内，技术创新虽然暂时没有对资产管理行业起到直接作用，但是对后来技术创新快速冲击并主动影响资产管理行业埋下了伏笔。
总而言之，大量表外融资需求的产生是该时期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推动力，资产管理行业在金融行业中占比迅速提升，其投融资功能也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发挥。但是，这部分以“影子银行”形式存在的资产管理行业业务模式，大量使用了类资金池模式并具备刚性兑付属性，这一点违背了资产管理行业的“信托”属性，使得大量风险集中在金融中介之中，给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扭曲和潜在风险。
利率市场化进程接近完成，银行体系内部也开始面临价格上的竞争，存贷利差进一步收窄，利率的增速进一步下滑，过去传统的吸储放贷业务模式已无法很好地支撑银行的利润增长。同时，资产管理行业快速扩张，在金融行业中占比也不断提升，反过来也有助于市场化利率的发现和形成。同时，资产管理行业监管步入一轮放松大潮，牌照资源逐渐放开，各类资管子行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更加充分，行业创新不断。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均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新三板的推出进一步丰富了多层次资本市场；衍生品发展继续推进，国债期货再度重启。2013年起，“非标”资产投资开始陆续受到限制，“非标”转“标”成为趋势，资产证券化成为该时期的重要手段。
不同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蓬勃发展，机构数量也大大增加。截至2015年年底，资产管理行业总规模已近百万元（含通道）。受监管政策放宽的影响，不同类型资产管理机构纷纷“跨界”，行业竞争开始变得更为激烈，机构内部劳资关系有所变化（股权激励），不同机构之间原有的竞合关系也开始改变。从产品结构来看，不同类型、策略、标的和“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蓬勃发展，资产管理行业供给端从数量到质量均有显著提升。在此阶段，银行理财凭借明显的渠道优势迅速发展，资产管理行业负债端扩张对于银行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银行理财“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
技术创新开始主动快速冲击资产管理行业，2013年余额宝上线带动货币基金的快速发展，使得不同类型资产管理机构看到了互联网金融在销售渠道方面的巨大潜力。此后，互联网金融在金融产品销售领域深度渗透，较大改变了原有银行网点或券商营业部模式。另外，在该阶段里，银行资管和保险资管等机构委托人已经超越个人投资者成为公募基金或券商资管的主要委托人，“普通投资者—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券商资管产品”的链条出现并形成，机构销售在部分资产管理机构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大资管”时代拥有可供选择的产品类型极其丰富，金融脱媒速度被加快，资金选择直接从供给方到需求方，银行的负债与资产两端同时受到冲击。
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步入换挡期，“转型”和“调结构”成为中国经济在该时期的主线。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体系内资产预期回报率仍处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大背景下，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加剧，金融行业杠杆水平攀升。
该时期资产管理行业朝着更为市场化的角度演进：2012年年底开始，不同资产管理行业牌照的差异被逐渐降低，通过政策松绑的形式初步打破了牌照垄断，行业呈现出“大资管”式的蓬勃发展状态；不仅参与各类资产管理业务的机构数量增加，以各类私募形式存在的行业主体也迅速提升；不同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更为紧密。此外，行业迅速、蓬勃发展的同时，分业监管的体系同日益融合的资产管理行业之间存在的不协调性日益凸显，一些机制层面因素下默许的刚性兑付、资金池等资产管理模式也使得行业在“带病”快速前行的过程中，加速积累了金融风险。2015年权益市场大波动是资产管理行业快速扩张同监管体系不协调问题的一次集中体现。
除了深度介入销售渠道领域外，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尝试“全产业链”地涉足资产管理行业。以P2P为首的业务模式在该阶段快速发展，但是在资产管理端缺乏传统金融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成为其发展最大的短板。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传统的金融企业开始涉足该领域，一些科技类企业也开始尝试跨界涉足。
总而言之，该阶段资管行业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动能主要来自于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牌照垄断的逐步打破释放了行业活力，互联网的深度介入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宽了各类金融中介的服务深度和广度，但快速发展过程中风险因素的积累也不容忽视。
截至2017年年末，不考虑交叉持有因素总规模已达百万亿元，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已日渐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行业内部运行机制的改变，全面影响了中国金融体系风险产生、积累和扩散的方式，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随着货币信贷扩张对经济拉动边际效应的递减，金融加杠杆的疯狂和刚性兑付的无解使得金融体系内积累的风险越来越大，再加上外部美元开启加息周期导致资本流出压力增大，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龙头被动收紧，因此有限的资金必须流向最需要支持的实体经济，防止巨额资金在金融市场中空转，降低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监管风向开始改变，“强监管+紧流动性”成为新趋势，监管层主动对资产管理行业中的不协调、不合理之处进行反思和整顿，统一监管框架，引导资产管理行业健康发展。近三年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变化情况如表1-1所示。
表1-1 近三年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信托业协会、基金业协会、保险资管协会
机构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趋势。银行理财对于债券资产的投资在2016年出现大幅提升，银行理财的债券配置占比达到44%，这与2016年盛行的债券委外业务有直接关系。委外债券投资可以获取超额利率，通过放大杠杆和信用下沉赚取超额收益，在资产荒下备受欢迎。随后债市的剧烈调整给债券委外业务带来了巨大冲击，多数银行委外产品遭遇亏损或收益回撤。而保险方面，以债权资管计划、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为代表的非标投资进一步提升，而包括债券在内的其他资产占比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机构投资者配置分化深层原因在于业务模式的本质差异。银行理财产品按预期收益率发行，导致其收益率无法反映资产风险，资管业务异化为资产负债业务。因此，银行理财的资产配置情况也更多地表现出信贷业务的特征，机构间同质化配置、资金高度集中于短期风险最可控的资产，对应到资产类别上，就是集中于信用最强的主体，即便对于债券委外这样的专业化市场投资，也会将市场风险转移到资产管理人上，只能锦上添花而很少出现长期投资和逆向投资。相较而言，保险资金除了少部分用于当期支出，更多的能够沉淀下来，因此可以选择暴露一部分流动性风险，亦可在市场下跌时进行一定程度的逆向投资，增厚长期回报，2016年出现的险资“举牌潮”就是这个现象的集中反映。
银行理财和信托仍然是占比最多的市场，截至2017年年末，不考虑交叉持有因素，中国资产管理市场总规模已达百万亿元。其中，银行表外理财产品资金余额为22.2万亿元，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资金信托余额为21.9万亿元，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资管计划、基金及其子公司资管计划、保险资管计划余额分别为11.6万亿元、11.1万亿元、16.8万亿元、13.9万亿元、2.5万亿元。同时，互联网企业、各类投资顾问公司等非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也十分活跃。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对资产管理市场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尤其是银行资管子公司在未来会成为资产管理行业的新兴力量，行业结构将迎来一次深刻的改变。
由高增长时期的“多点开花”、广铺渠道，变为股债危机过后的“开源节流”，构筑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的渠道。资产管理机构在零售端的传统渠道，主要是采用自建渠道的直销模式和合作渠道的代销模式；同时，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也为资产管理机构提供了线上代销的全流程方案。随着数据驱动和运营型渠道的发展，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这类渠道将演变为一种全新的渠道服务甚至是展业模式，即智能投顾。无论是零售渠道还是批发渠道，都将受行业监管加强和金融技术渗透的影响，进一步适应市场中买卖双方的需求。预计零售渠道的入口竞争，将随着智能投顾与其他金融技术的深度结合成为行业战略的阶段性制高点。通过智能投顾控制零售客户和高净值客户的投资决策，对接模块化投资和现有的服务体系，迅速抢占客户行为的数据入口为零售渠道客户的全面金融服务打下基础。同时，预期零售渠道将突破现有的问卷调研式投资顾问模式，结合智能定制化投顾和动态智能投资管理的投资顾问模式，也将成为服务高净值客户和小型机构客户的战略重点。随着行业监管的加强，机构客户的行为偏差对投资的影响将逐步减弱，机构客户渠道的稳定性将进一步上升，已有部分批发渠道在现有监管约束的框架下，战略性地将提高经营效率作为短期的发力重点。只有更快、更好地完成规定动作，才有战略空间为今后发展打下基础。
资管新规的出台意味着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将被打破，在产品的选择上不再如往常一样只看重预期收益率，要对产品的类型、投资方法和风险管理等方面有足够的了解，才能挑选到与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收益需求相匹配的产品。
2018年4月的资管新规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要求监管部门对资管业务实行平等准入，促进资管产品获得平等主体地位，从根源上消除多层嵌套的动机。同时，将嵌套层级限制为一层，禁止开展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明确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核心要素，提出期限匹配、限额管理等监管措施，引导商业银行有序压缩“非标”存量规模。全面覆盖、统一规制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监管套利空间，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体系、监管制度及监管规定实现统一，将敦促资管经营机构打破刚性兑付，回归业务本源，提高资产管理能力。在短期内，对资管经营机构的业务结构和规模都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合理设置过渡期方面，经过深入的测算评估，资管新规将过渡期延长至2020年年底，给予金融机构充足的调整和转型时间。对过渡期结束后仍未到期的“非标”等存量资产也应进行妥善安排，引导金融机构转回资产负债表内，确保市场稳定。一系列的监管安排，将引导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发挥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