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斗争

沙河镇在抗战前经济一度繁荣的同时，盗匪、流氓、暗娼、黑市活动也很猖獗。20世纪初就有大烟（鸦片）馆，30年代又流行“老海”（海洛因）。不少人因抽大烟、吸“老海”，不仅倾家荡产，而且沦为废人、罪人。颜小鹤幼年丧父，15岁开始吸“老海”，不到20岁家产卖光，无以为生，到处流浪，见到熟人就跪倒求助，最后将他的生身母亲都卖掉了。扒手、小偷成群活动，并有自己的黑组织，往往与官府勾结，共同害民。1922年“四月八会”，一位朱家少爷到会上看热闹，不小心一块金壳挂表遭了扒手，大少爷即找到前来镇会的县知事王佐良报案，王佐良马上找来扒手头目，限定时间交出金壳表，交不出则就地“枪决”。果然不到半天，就交出了那块表。此外，赌场、暗娼、乞丐到处都有，抢劫、架票之事时有发生。1934年秋的一天晚上，一群土匪竟在戒备森严（有“保卫团”近百人枪）的沙河街上，闯入一家大宅院，抢走了一些财物，枪杀了地主张克珠，抱走了张家不满周岁的独生子，以此为人质，索取1万银圆赎金。小股土匪不敢靠近拥有炮楼、高墙、快枪的地主、富户，只能劫掠无力自卫的一般平民、自耕农。1928年，山东省日照县黄旗会（“大刀会”的一个支派）来了一位杨老师，声言能吃符念咒，刀枪不入。入会农民无钱买枪，可打把大刀，联合起来自卫防匪，一家遭贼，全村救护，一村遭劫，各村出援。沙河四乡纷纷成立了“大刀会”（也叫“联庄会”）。

大刀会本是农民自卫组织，1929年闹出了一场大乱子。国民党县政府害怕农民力量强大，对组织大刀会横加阻挠、破坏。当时县政府派出几名到农村的催税人员，他们骑着大马，耀武扬威地来到辉墩埠村北，大刀会拦住盘查，闹红了脸被硬赶了回去。大刀会知道惹了祸，一不做，二不休，随即召集四乡会众，到处袭劫国民党的机关，抄来的财物充作军资，准备对敌。后来县政府派王学典率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的兵力前来镇压，在拦马涧两军相遇打了一仗，结果县队官兵被大刀会砍死十多名。大刀会乘胜包围了沙河街，声言要打倒国民党，铲除祸根。沙河街被围困18天之久，国民党省政府于是派陈耀汉率一师之众来解围。眼看一场大屠杀是不可避免了。陈师长分析了形势，主张和平解决，于是双方派代表到东赤金村进行谈判。大刀会各庄头目全部参加，陈师长由地方士绅陪同，只带一名警卫人员，亲身前往。谈判时，陈师长当场表示：愚民无知，既往不咎，缴刀解散，回家务农。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从上述事例来看，沙河镇在“一度繁荣”的外衣笼罩下，蕴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有鉴于此，立志进行革命，改造社会。其中陈鉴波（又名陈文藻、陈行健）就是一位突出的代表。他于1925年参加革命，开办“东海书店”，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随北伐军回到沙河老家，积极组织革命力量，号召打倒土豪劣绅，破除封建迷信。他联合全县各阶层进步人士，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把统治赣榆十多年的封建官僚王佐良拉下县太爷的宝座，并逮送南京受审。在这期间他带领群众打神像，破除迷信，辟庙宇为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积极开办平民学校借以传播革命真理，后来被迫离开沙河，转入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许多青年学生充满爱国热忱，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查禁日货，开展募捐等活动。1939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沙河后，许多热血青年加入了爱国县长朱爱周的抗日游击队，一起打鬼子，除汉奸。朱爱周壮烈殉国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孙敏和刘琦两位烈士就是突出代表。孙敏（又名孙叙笃、孙镇南）担任抗日民主政府第三区副区长。1941年初带领区中队在舍庄一带活动，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不能行动，背靠草垛，继续抗敌。敌人放火烧着草垛，他拆毁匣子枪，在烈火中高呼“打倒日本强盗”“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殉国。刘琦担任中共镇南分区区委书记。1945年7月，刘琦和副区长刘昌华在殷庄附近进行抗日活动，突与20余名伪军队员遭遇，敌我双方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二人不幸被俘。敌人将他们押送至沙河伪军大队部。伪军大队长杨金波对刘琦、刘昌华严刑拷打，二人坚贞不屈，敌人始终一无所获。杨金波恼羞成怒，将两位英雄押至沙河南门外杀害。英雄们在刑场上仍慷慨陈词：“日本法西斯强盗快完蛋了，中国人民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未及讲完就壮烈牺牲。“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志士壮烈成仁的事迹，永为后人敬仰。

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沙河一带又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1948年2月，解放军赶走杨步仁匪帮后，沙河才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不久，又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曙光，沙河镇新生了。

（根据《赣榆文史资料》第四辑《漫话大沙河》改编） buc/Yu5y+qWXFUSlBWS1L28K9Dy61gPattuR2OU6qRFtAmgYuFwlTtvAuSoGwa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