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徐福故里

诗曰：

北望天台山，

东行入瀛海。

遥指故人村，

茅屋低且矮。

徐福村位于赣榆县金山镇南1千米。东距黄海之海州湾11千米，南离县城青口镇20千米，东南至秦汉时的赣榆故城盐仓城6千米。

徐福村分为南北两个自然村，北为后徐阜村，南为前徐阜村。1984年徐福村时有居民526户，2142口人，耕地155公顷。后徐阜村有十个姓氏：韦、张、王、宋、孙、陈、石、乔、吴、朱。原有一位姓徐的道士，名徐永成，1983年77岁病故，无嗣。前徐阜村现有10个姓氏：刘、徐、王、张、谢、朱、于、鲁、韩、尹。姓徐的有20多户。

后徐阜村北有片高岗地，昔有庙两座，西为兴会寺，东为牛王庙，庙南有戏台，村西有约2.7公顷地，村东有骆车河。乡老传言，先有兴会寺，后有骆车河；先有徐福村，后有兴会寺。庙西南还有徐福的0.54公顷地。牛王庙前有一雄一雌两株白果树，直到1942年才被砍伐。当地的老人都见过此树，有六搂粗（直径3米之多），树龄约有两千余年。因为树高，沿海渔民出海归航以为航标。兴会寺前有一株老松树，上挂一口大铁钟，1958年大炼钢铁时砸开过秤541公斤。原有一口铜钟被大水冲走了。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铁钟和铜钟，本是亲弟兄，你住兴会寺，我去东海东。”寄寓了徐福故乡父老对东渡不归亲人的深切怀念之情。

在后徐阜村北部，大窑沟南，兴会寺和牛王庙北，昔有徐福庙，汉建唐修。农民在这一带深翻土地、兴修水利，曾挖出不少春秋和秦汉时器物。徐福村南2.5千米的大港头是传说中的徐福出海处，曾经挖出大片海淤和多件秦汉文物。这里还发现了春秋时的布币。

历史上，徐福故里是大方之地，人烟稠密，风流水便，至今古风尚存。村里祖传医方甚多，有专治湿气的，有专治牙疳的，有专治黑热病的，全用单方草药治大病，名闻遐迩。这里的群众向来崇尚武术，有的还到外地收徒传授拳术。

1982年地名普查时，徐福村77岁的老道士徐永成和陈守成等老人反映，徐福村是秦代方士徐福的故里，并向调查人员讲述了徐福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带领童男童女东渡的故事。金山乡地名普查人员张慎良根据徐永成等人的讲述，于1982年5月23日写成《金山公社徐阜村名调查报告》，报告主要内容为：

后徐阜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经过村名调查，在大清朝乾隆年间不叫“徐阜村”，而叫“徐福村”。在本村姓王的、姓韦的家谱上，都有“徐福”字样。后来改名为“徐阜村”的时间和为什么改，未查清。据陈守仁、徐永成等老前辈讲，古时有一个方士，名叫徐福，就住在本村。当时秦始皇想得到长生不老药，结果就把徐福召去，命徐福制出长生不老药来，炼不成，要斩首问罪。徐福想，要制出长生不老药是不可能的，因此用了一个脱身之计，就奏于皇上，要想炼长生不老药，此地不行，必须到东海。采药人还必须是不过12岁的童男童女。秦始皇为了能得到长生不老药，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徐福得到了皇上的批准，就要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带足船只、粮食和其他物资，直奔东海而去，就是现在的日本。

△“赣揄得”“、赣揄距”拓片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县地名办公室汪承恭等对徐福村的演变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初步考证，并于1982年10月写成《“后徐阜”很可能就是“徐福”的故乡》一文。

这一重要发现，很快引起了县内外有关人士的重视。1983年7月，徐州师范学院教授罗其湘、阎孝慈等，先后来徐福村考查，并初步认定今之徐阜（福）村就是秦代著名方士徐福的故里，同年10月，连云港市博物馆馆长李洪甫和赣榆县史志工作者等前往徐福村考查，11月李洪甫在《连云港报》上发表《寻觅在徐福的故乡》一文，将徐福村就是秦方士徐福故里的发现首次公之于世。

1984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罗其湘、汪承恭署名文章《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日本《朝日新闻》于19日对罗、汪的文章予以报道评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强烈反响。同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一期刊登阎孝慈的论文《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

1985年春，赣榆县徐福研究会组织有关人员对徐福村及周边古遗址、文物进行为期两个月勘探、调查，对徐福村三处文化遗址进行试掘，出土一批重要文物，由戚贵森先生执笔写出考古调查报告——《赣榆县徐福村古遗址调查及徐福故里考》发表于《徐福研究》1985年第二期，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在徐福村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分别位于村北、村南和村东三处。村北遗址当地群众传说为徐福宅基地，村南遗址地名团树，村东遗址地名对厅。三处遗址可分别名之为“宅基地遗址”（遗址一）、“团树遗址”（遗址二）、“对厅遗址”（遗址三）。

宅基地遗址：遗址位于村北1千米，为一阜地隆起，东侧为龙王河冲积坡。遗址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300米。因群众耕地取土，遗址受到破坏，遗物见于地表，俯拾即是；从河流和沟渠断面可以看到，黄土层（耕土）和第二层黄褐色亚粘土为文化层堆积，厚度约70厘米。

团树遗址：遗址位于村南1千米，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原为一高台地，后因群众耕地取土而渐平。遗址已受到严重破坏，文化遗物亦可见于地表。从沟渠断面看，第一层耕土厚约30厘米，第二层黄褐色亚粘土厚约40厘米，这二层为扰乱层，底层为灰褐色粘土。

对厅遗址：遗址位于村东1千米，龙王河东岸，东西宽约100米，南北长约500米，因河流冲刷，呈现东高西低的慢坡形。从沟渠断面看，耕土层为粗砂土，厚约20厘米，第二层为夹砂黄土，厚约40厘米，这二层为扰乱层。第三层为黄褐色亚粘土。

三处遗址发掘和采集得到的文化遗物就其器质可分为石器、陶器和铁器三大类。

石器类：石器共16件，为石斧8件，石铲1件，磨棒2件，砺石2块，研磨器2件，石珠1枚。

陶器类（分建筑器材和生活用具两类）：建筑器材主要为瓦当、板瓦和筒瓦。瓦当构图除一件为莲花图案外，其余皆为云纹。

徐福村三处遗址发现大量板瓦和筒瓦，遗址一、二所出板瓦、筒瓦的造型和纹饰基本相同，灰色，瓦面饰绳纹，背饰布纹；筒瓦瓦唇明显凹缩。

遗址三所出板瓦、筒瓦分灰、红二色，瓦面饰绳纹；板瓦背饰大菱格纹；筒瓦背有明显手捺制痕迹。筒瓦瓦唇部分低于瓦身，但凹缩不明显。有的板瓦一端很厚，厚度达3—4厘米。

遗址一、二还发现大量灰、红两色花纹砖，纹饰为菱纹、穿壁纹、穿钱纹、乳突纹和索纹等。

遗址二发现灰色陶井圈。

所出生活器物多为残片，其中完整器物和可见之器形有钵、盆、罐、碗、鬲、甑、豆等。硬陶，泥质灰陶片，器形可辨为鼓腹罐肩部，薄胎，轮制两组粗线之间饰波浪纹，线条清晰流畅。遗址二所见陶片几乎全部灰色，饰纹以素面和简单的凹弦纹、绳纹为主，其他为人字带纹，弦纹间牙齿纹。

铁器类：铁器分为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具两类。手工工具为铁斧、铁镢、铁锤各1件，铁凿2件；生活用具为铁釜1件。

结语和考证

1.对厅和团树两处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器物种类和器形演化来看，对厅出土的红陶钵代表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红陶盆和大量红、灰陶片，为大汶口文化的中期遗存。对厅有板瓦和筒瓦出土，其下限可延续到春秋。

2.团树出土的带槽石斧，是东部沿海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为大汶口文化的中期遗存。石铲和穿孔石斧已到大汶口文化的晚期，特别是石铲，选料精良，磨制精细光洁，造型规整优美，厚仅1厘米，并且已使用管钻，亦可视为龙山文化。从团树出土的灰陶以素面和简单的凹纹弦为主，以及鬲足和豆的特点来看，表现出商周时代的总特征。从团树遗址的云纹瓦当、板瓦和筒瓦来看，它的下限到汉代。

此外，在团树遗址发现的一枚石珠，可能是当时人含于口中之物，这是夷人的一种风俗习惯。这类石珠，在兖州王因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已有发现，据考，《山海经》中说的“歧舌”和《淮南子》中的“反舌民”就是指的夷人。他们因为长期口含石珠，以致影响发声，造成“歧舌”“反舌”。

3.宅基地遗址的内涵比较单纯，所见几乎全是秦汉遗物（仅见莲花纹瓦当一，它的下限据此虽可延续到唐代，但表现极单薄），为秦汉遗址。

宅基地遗址出土的遗物多数为生活器物和手工工具，说明该遗址为秦汉人生活居住区，而当地群众世代相传为徐福宅基地，看来这种传说并非虚妄，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中找到历史的凭据。

宅基地遗址发现铁制手工工具和大量冶铁块，表明秦汉时此地有冶炼活动和手工业作坊存在。1979年当地群众在遗址南段东侧一次发掘出7口铁锅，这么多的铁锅在同一地点一次出土，显然不可能是一般私人家庭的生活用具，有人认为徐福为准备东渡，确曾在徐福村一带组织百工冶铁造船，铁锅和手工工具有可能是工匠们和准备东渡的童男童女留下的遗物。

1982年，在宅基地遗址西段30厘米深处的地层发现碾药用的石碾轮一件，扁圆形，中间穿孔，直径37厘米，厚7厘米。在徐福村南大港头村也发现了类似的石药碾（包括碾轮和碾船）。在宅基地遗址发现的石药碾，从出土地层、遗址内涵和器形分析，为秦汉器物，这和徐福的医药、方士身份是符合的，因此我们认为，宅基地遗址出土的石药碾极有可能是徐福遗物。

4.团树出土的云纹瓦当、板瓦和筒瓦表明，该遗址在秦汉时有祠庙或殿堂建筑。据当地群众传说，此地为古代徐福庙址，1959年群众打井在这里发现过神像（泥塑木胎），进一步证明了群众这一传说的可信性，秦汉时这里确有祠庙建筑存在。经查《前汉纪》载：“孝成皇帝建始二年秋（笔者注：公元前31年），丞相匡衡又奏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祀，或疑无明文不可奉祀，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祀，请罢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山川群祠凡120余所，非典皆罢之。候、神、方士、使者、副使、待诏70余人皆罢归。”（《前汉纪·卷二十四》）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西汉时朝廷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神、方士、使者之类的祠庙。徐福是著名方士，朝廷为他在故里立祠奉祀，是可信的。

5.徐福村东南5千米的大港头村，在深2至3米的地层中曾发现石锚数件，现存二件，皆呈现三棱形，有一穿孔。一件长75厘米，高27厘米，重77.5公斤，一件长40厘米，高30厘米，重85.3公斤；伴随石锚出土的还有海贝壳、海蚌壳。锚是坠船之物，在宋之前一般用石锚，宋以后才出现铁制锚。据当地群众说，大港头原有古河道可以通海。石锚的发现说明起码在宋代之前，徐福村、大港头一带人们已善假舟楫之便，海上交通比较发达。

此外，在大港头村还发现战国初期的魏国圆肩方足布和新莽“货币”。魏国圆肩方足布面文铸“安邑二釿”四字。这是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中叶流行于三晋一带的货币。魏国的安邑距此地数千里，由此可以想见战国时徐福村一带交通便利，商贾活跃。

根据以上考古发现，结合对历史文献、地方史以及家族谱牒的研究，中外徐福学界已形成广泛共识，认为赣榆县徐福村就是秦方士徐福故里，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彭冲、全国政协副主任赵朴初，分别为赣榆县、徐福村题写了“徐福故里”和“徐福村”村碑，中国徐福研究会会长刘智刚在第七届中国赣榆徐福节徐福研究学术讨论会上郑重宣告：秦方士徐福故里就是赣榆县徐福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