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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让有价值的东西和没用的东西显而易见。”一个农民的看法，尚·皮埃尔·韦尔南（Jean Pierre Vernant）在《希腊人的神话与思想》（ 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一书中的引用（巴黎，一九七一年，第二卷）
“农民由小农生产者组成，他们借助于简单的工具和家庭的劳动，主要生产他们自己消费的东西，同时履行对政治和经济权力持有者的义务。”西奥多·沙宁（Theodor Shanin），《农民与农民社会》（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伦敦，一九七六年）
农民的生活是一种彻底致力于生存的生活。也许这是每个地方的农民完全共有的唯一特性。他们的工具、他们的庄稼、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主人可能不同，但不管他们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封建社会或在不易界定的其他社会里劳作，不管他们是在爪哇种水稻，在斯堪的纳维亚种小麦，或在南美种玉米，不论天气、宗教和社会历史有何差异，每个地方的农民都可定义为一个幸存者阶级。一个半世纪以来，农民坚韧的生存能力让管理者和理论家困惑。今天，仍然可以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然而，这一事实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有史以来第一次，幸存者阶级有可能活不下来。一个世纪以内，可能再没有农民了。在西欧，如果诸多计划像经济规划者预见的那样实行，二十五年以内再不会有农民了。
直到最近，农民经济向来都是经济中的经济。这也让它经历更大的经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之全球性转变而存活下来。因为这些转变，农民为了生存的斗争方式常常改变，但是关键的变化产生于用来榨取他的剩余之各种方法：强迫劳务，什一税，租金，税赋，佃农制，贷款利息，生产定额，等等。
不同于所有劳工与被剥削阶级，农民总是自我养活，这让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要生产出必要的剩余，它就融入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体系。只要自我养活，它就位于这一体系的边缘。我想，你可以这样说，不论何时何地，农民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
如果你把封建或亚洲社会的等级架构大致视为金字塔形，农民位于这个三角形的底边。这就意味着，如同所有边缘人口，政治和社会体系给了他们最少的保护。为此他们得靠自己——在村落社团和大家庭之内。他们维系或形成了自己不成文的法律和行为规范，他们自己的仪式和信仰，他们自己口口相传的智慧与知识，他们自己的医学，他们自己的技术，有时候还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认为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不受主导文化及其经济、社会或技术发展的影响，这一观点则是错的。农民的生活并非数个世纪一成不变，但是农民的优先考虑和价值观（他们的生存策略）牢牢嵌入一种传统，这一传统比社会的其他传统更为持久。在任何时候，这个农民传统与主导阶级文化未曾明言的关系，常常都是异端与颠覆的。“什么也别逃避。”俄国农民的谚语说，“但什么也别做。”农民的狡黠名声世人皆知，这就是对这一秘密与颠覆倾向的认知。
没有一个阶级的经济意识比得上农民。经济有意识地限定或影响一个农民的每一项普通决定。但是，他的经济不是商人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以最大理解来描写活生生的农民经济的，要数俄国农学家恰亚诺夫（Chayanov）。凡是想要理解包括农民在内的诸多问题的人，都应该倒回去读一读恰亚诺夫。
农民并不觉得从他那里榨取的是一种剩余。你或许认为，没有政治意识的无产阶级同样不知道他为雇主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这一比较会让人误解——对于工人，在一个金钱经济中为了工资而工作，很容易就会不知道他所生产的价值，但是农民跟社会其他部分的 经济 关系总是显而易见。他的家庭生产或想要生产他们赖以生活的东西，他看到这一产出的部分，也就是他的家庭的劳作之结果，被那些未曾劳作的人挪用。农民完全清楚从他那里榨取了什么，然而两个原因让他不觉得这是一种剩余，第一个是物质的，第二个是认识论的。1. 这不是剩余，因为他家庭的需要尚无保障。2. 剩余是一种终端产品，是一项工作早已完成的过程之结果，也是达到要求的结果。然而，对于农民，强加给他的社会义务却是一种 初始障碍 。这一障碍常常难以逾越。另一方面，农民经济的另一半却在运行，他的家庭以此耕种土地，确保自己的需要。
一个农民可能觉得强加给他的义务是一项天生的责任，或是无可避免的不公，但不论何种，都是为了生存的斗争开始 之前 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他一开始得为主人工作，后来才为自己。即使他做佃农，主人的份额也是 先于 他的家庭之基本需要。鉴于农民肩负的几乎难以想象的劳动负担，如果这份劳作不太轻松，你可以说强加给他的义务是一种永久的不利条件。 尽管如此 ，一家人还是得跟大自然展开本已不平等的斗争，用他们自己的劳作维生。
因此，农民必须熬过从他那里获取“剩余”这一永久的不利条件；在农民经济维持生活的这一半，他必须熬过农业的所有风险——不好的季节，风暴，旱灾，水灾，害虫，意外事故，贫瘠的土壤，动植物病害，庄稼歉收；而且，位于底边，只有最少保护，他必须熬过社会、政治和自然灾难——战争，瘟疫，强盗，火灾，抢掠，等等。
幸存者 一词有两个含义。它指的是从苦难中活过来的某人。它指的也是在其他人消失或死后继续活着的一个人。我用这个词提到农民，正是第二个意思。有别于很多早死、移民或沦为贫民的人，农民是那些继续劳作的人。在某些时期，幸存的那些人无疑是 少数 。人口统计数据让你大致知道灾难的程度。一三二○年，法国人口为一千七百万。过了一个世纪多一点，则为八百万。到了一五五○年，升到两千万。四十年后，降到一千八百万。
一七八九年，人口为两千七百万，其中两千两百万是农村人口。十九世纪的革命与科学进步，给了农民以前不曾知晓的土地与身体上的保护；与此同时，也让农民面对资本与市场经济。到了一八四八年，农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城市。到了一九○○年，法国农民只有八百万。被遗弃的村庄——今天肯定又是如此——大概几乎成了农村一个常态：它象征着一个没有幸存者的地方。
用工业革命早期的无产阶级来做比较，可能会清晰说明我讲的幸存者阶级这一含义。早期无产阶级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让数百万人夭折或伤残。然而，作为一个阶级，它的人数、能力和力量却在增长。它是一个参与并致力于不断改变与增进过程的阶级。不同于幸存者阶级，决定它的基本阶级特性的，不是它在诸多苦难下的牺牲者，而是它的要求和为之奋斗的那些人。
从十八世纪开始，全世界人口都在增加，起初很慢，后来加速，但对农民来说，生活新有的安全感这一普遍体验，并未遮盖它在前些世纪的阶级记忆，因为新的条件，包括农业技术得以改善带来的那些，导致新的威胁：农业的大规模商业化与殖民化，愈来愈少的田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因此大规模移居城市，农民的儿女在那里被纳入另一个阶级。
十九世纪的农民仍是一个幸存者阶级，不同的是，消失的那些人，不再是因为饥荒和疾病而逃走或死去的那些人，而是被迫遗弃村庄成为挣工资者的那些人。我应该补充的是，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有些农民致富了，但为了这么做，在一两代人期间，他们也不再是农民了。
说农民是一个幸存者阶级，似乎是在证实有着习惯性偏见的城市人对农民向来的看法——他们很落后，是旧的残余。然而，农民自己并不认同这一看法隐含的时间因素。
常年靠着土地苦苦谋生，埋首没有休止的劳作，农民却把人生视为一段插曲。每天熟知的生死循环坚定了他的这一认知。这一看法也许让他倾向于宗教，然而他的态度并非源于宗教，不管怎样，农民的宗教跟统治者与教士的宗教从来都不全然相符。
农民把人生视为一段插曲，乃是因为他的想法与感受之二元对立运动，而这相应源自农民经济的二元特性。他的梦想是回归没有困厄的生活。他的决定却是把生存手段（比起他继承的，如果可能，使之更安稳）传递给他的孩子们。他的理想位于过去；他的责任却在未来，而他自己不会看到这一未来。死后，他不会去到未来——他对永生的观念不一样：他会回到过去。
这两种运动，向着过去和未来，并非像一开始那样看似对立，因为根本而言，农民对时间的看法是循环的。这两种运动，只是环绕一个圆圈的不同方式。他接受世纪交替的顺序，但不觉得这一顺序是绝对的。认为时间是直线发展的那些人，难以接受循环时间这一观念：这会导致道德眩晕，因为他们的道德规范都是以起因和结果为基础的。认为时间是循环的那些人，很容易就能接受历史时间的常规，那只是轮子转动的痕迹。
农民想象一个没有困厄的生活，在这个生活里，养活自己和家人之前，他首先不用被迫生产剩余，这一生活是不公正出现之前就有的原始生存状态。食物是人的第一需要。农民在地里劳动，生产粮食养活自己。然而他们被迫首先养活他人，常常以自己挨饿为代价。他们看到自己在田里生产和收获的谷物——在他们自己的地里或是地主的地里——被人拿去养活他人，或是拿来售卖让他人获利。不管坏的收成怎么说成乃上帝所为，不管主人／地主怎么被视为天生的主子，不管给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解释，基本事实却很清楚：可以养活自己的人反而被迫养活他人。这样一种不公正，农民觉得，不可能一直存在，所以他设想最初的公平世界。在最初，一种原始的公平有助于满足人的原始需求之原始劳动。农民所有自发的反抗，都是想要再现一个公平与平均主义的农民社会。
这一梦想不是通常的天堂梦。天堂，如我们现在所知，无疑是一个相对闲适的阶级虚构出来的。在农民的梦想里，劳作仍然必不可少。劳作是平等的先决条件。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想假设一个富足的世界；它们要求在丰饶面前人人权利平等，这个丰饶将由科学与知识进步构成。两者对人人平等的理解当然很不一样。农民的平等理想承认一个匮乏的世界，它的许诺，是与这一匮乏做斗争时手足般的互助，还有公平分享劳作成果。身为幸存者，农民承认匮乏，跟他承认人的相对无知密切相关。他可能钦佩知识与知识带来的成果，但他永远不会认为知识进步让未知领域减少。不把未知和已知的关系对立起来，说明他的一些认识为什么接纳了，就外在而言，所谓的迷信与魔法。他的经验让他无法相信最终目标，恰好因为他的经验如此广泛。未知只能在实验室的实验范围内消除。这些范围在他看来很天真。
相对于农民的想法与感受偏向过去的公平，他的另一种想法与感受偏向子女未来的生存。多数时候，后者更强烈更有意识。只有这两种思绪同时让他确信，现在的插曲不能依照自身状况来评判，这两种思绪才能相互平衡；道德上，它由过去评判，物质上，它由未来评判。严格说来，没有人比农民更不机会主义（不惜一切抓住眼前机会）。
农民对未来有何想法或感受？因为他们的劳作涉及介入或襄助一个有机过程，他们的多数行为面向未来。植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给奶牛挤奶同样如此：牛奶用来做奶酪或黄油。他们做的一切都是预先准备——因此从来不会结束。他们把这一未来设想为一系列的伏击，迫使他们誓言行动。这些伏击就是各类风险。直到最近，未来最有可能的危险，乃是饥饿。农民处境最根本的矛盾，农民经济二元特性的结果，就是生产粮食的他们最有可能挨饿。一个幸存者阶级相信不起有保障的安稳或安适这一终极目标。唯一却又重大的远景就是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死者非要回到过去，在那里他们不再遭遇风险。
穿越诸多未来伏击的未来之路，乃是老路之延续，过去的幸存者由此走来。小路这一形象很贴切，因为正是沿着一条小路，由一代又一代行走的双脚踩出并维护，周围的森林、大山或沼泽的某些危险才可避开。小路是由命令、实例和评说传下来的传统。对于一个农民，未来就是这条未来的小路，穿越一片已知和未知的不确定危险。当农民协同抵抗外敌，而这么做的冲动向来都是防御，他们采取一种游击战术——那恰好就是网状一般的小路，穿越一个不确定的敌对环境。
直到现代历史开始，农民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如我概述，并非与其他阶级的看法有着根本差异。你只要想想乔叟、维永和但丁的诗歌就能明白；在这些诗歌里面，死亡，没人可以逃脱，用来替代面对未来时的不确定与威胁等普遍感受。
现代历史的开始——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时期——是以进步为原则，它既是历史的目标又是动力。这个原则伴随作为上升阶级的资产阶级而生，并为现代革命的所有理论采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斗争，在意识形态层面，是关于进步内容的斗争。今天，在发达国家，这一斗争的主动权至少暂时掌握在资本主义手中，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造成落后。在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进步”却让人质疑。
进步文化展望未来的发展。他们向前看，因为未来给予更大希望。在最英勇的时刻，这些希望让死亡相形见绌（ 不革命毋宁死！ ）。在最普通的时刻，它们对死亡视而不见（消费主义）。对未来的展望，跟传统透视法对道路的视角相反。不是退缩到远方愈来愈狭窄，而是愈来愈宽广。
生存文化把未来看成为了生存的一系列重复行为。每个行为让一根线穿过一根针的针眼，而这根线就是传统。这一文化并未设想总体的增加。
现在，如果比较这两类文化，思考它们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我们发现它们是彼此的对照。
这有助于解释，比起身在一个进步文化的经验，身在一个生存文化的经验为什么有着相反 意义 。且让我们以农民广为人知的保守主义和拒绝改变作为主要例子；这一整套态度与反应，常常（并非永远不变）让人把农民视为右翼的一股力量。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根据左右对立的历史情景，这一看法来自属于进步文化的城市。农民拒绝这一情景，他这么做并非愚蠢，因为不管左派或右派获胜，这一情景都设想了他的消失。他的生活条件、受剥削的程度和他的痛苦或许令人绝望，但他难以想象让他熟知的一切有意义的东西消失，亦即他的生存意志。没有哪个工人处于这样的位置，因为让他的生活有意义的，要么是改变生活的革命希望，要么是金钱，身为挣工资的人得到的交换，作为一个消费者在他“真正的生活中”使用。
农民梦想的任何改变，都离不开再度成为他曾经做过的“农民”。工人的政治梦想，则是改变迄今为止让他沦为工人的一切。为什么工农联盟只有为了一个两者认同的特定目标（击败外敌，没收大地主财产）才能维系，这就是原因之一。普遍的联盟通常不可能。
为了理解跟农民诸多经验有关的农民保守主义的意义，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来审视改变这一概念。改变、质疑和实验在城市蓬勃发展并向外散布，这是历史的老生常谈。常被忽略的，则是城市日常生活允许这样一种研究兴趣的特性。城市给居民提供相对的安全、延续和持久。提供的程度取决于居民所属的阶级，但比起乡村生活，所有居民得益于某种保护。
城市有暖气抵御气温变化，有照明缓解白昼分别，有运输缩短距离，有相对的舒适消除疲劳；有城墙和其他防御物抵抗攻击，有行之有效的法律，有安置病人与老者的济贫院和慈善机构，有永久存放书本知识的图书馆，有范围广泛的各类服务——从面包师、屠夫到机械工、建筑工到各类医生——只要某一需要有可能中断日常生活，就可使用这些服务，有陌生人需要接受的社会习俗（入乡随俗），有为了保证延续并作为不朽范例而设计的建筑。
过去两个世纪，随着关于变化的城市理论与学说愈加热烈，这一日常保护的程度与效力相应增加。最近，城市居民的偏狭隔绝已经彻底得令人窒息。他独自生活在有着各类服务的茫然无措之中——所以他对乡村有着刚刚觉醒但又必然幼稚的兴趣。
与此相反，农民没有保护。每天，一个农民比任何阶级更切身地体会到更多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譬如季节变化或衰老与精力衰竭可以预见；很多却无法预测——譬如今明两天的气候，一头奶牛被土豆噎死，闪电，来得太早或太迟的雨水，雾让花萎谢，那些榨取剩余者不断增加的要求，传染病，蝗虫。
实际上，农民对变化的体会比任何清单可能开列的都更强烈，不论这个清单有多长有多全面。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的观察能力。农民周围的任何变化，从天上的云到一只公鸡尾巴上的羽毛，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并依照未来做出解释。他的主动观察从未停止，所以他不断记录和思考变化。第二，他的经济处境。哪怕一个细微的恶化——收成比前一年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收成的市价下跌，一笔意料之外的开支——通常都会导致灾难性或近乎灾难性的后果。他的观察不容忽略最细微的变化迹象，他的债务让他夸大了观察到的很多东西真正或想象的威胁。
一代又一代，农民每时、每天、每年都与变化相伴。就他们的生活而言，几乎没有不变的东西，除了始终不变的劳作需要。围绕这一劳作及其季节，他们自己创造了仪式、常规与习惯，为了从无情的变化这一循环之中获取某些意义和延续：这一循环一部分是自然的，另一部分则是他们置身的那一经济磨盘不停转动之结果。
跟劳作与劳作生活不同阶段（出生，婚姻，死亡）相关的这些多种多样的常规和仪式，是农民对不断变化的状态之自我保护。劳作常规既是传统的又是循环的——它们每年重复，有时每天。他们的传统得以保持，因为它似乎确保劳作最有可能成功，但也因为，重复同一常规，如他的父亲或邻居的父亲那样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农民让自己有了一种延续，因而有意识地经历了自己的生存。
然而，这一重复根本而言只是表象。一个农民的劳作常规跟大多数的城市劳作常规很不一样。农民每一次做同样的事情，其中都有变数。农民一直都在随机应变。他对传统的忠诚从来只是大致而言。传统的常规决定劳作的仪式：它的内容，就像他知道的一切，会有变化。
一个农民抗拒引进新技术或劳作方法时，并非因为他看不到可能会有的益处——他的保守主义既不盲目也不怠惰——而是因为他相信，就事情的本质而言，这些益处不能确保，而且，一旦出问题，他就会孤身一人脱离生存常规。（跟农民一起改善生产技术的人应该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农民的足智多谋让他接受变化，他的想象力要求延续。城市对变化的要求通常建立在相反的基础上：忽略足智多谋，因为它已随着极度的劳动分工趋于消失，他们给想象力的许诺是一种新的生活。）
农民的保守主义，在农民的经验范围内，跟特权统治阶级的保守主义或谄媚的小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前者不管怎样虚荣，是想让他们的特权绝对化；后者是通过跟权势站在一起，来换取凌驾于其他阶级的一点授权。农民的保守主义极少捍卫任何特权。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让城市的政治与社会理论家颇为意外，小农为什么常常团结起来保卫富农。这一保守主义并非在于权力而是在于意义。它好比是存放意义的一个仓库（一座谷仓），这个意义由受到不断与无情变化所威胁的世世代代保存下来。
农民很多别的看法常被误解或被理解成恰恰相反的意思——就像本文前面的镜像图解所示。譬如，农民在乎钱，但实际上，造成这一看法的行为，来自对金钱的极度怀疑。譬如，据说农民不够宽容，然而这一特性，一定程度没错，却是觉得生活没了公平就会毫无意义这一看法的结果。很少有农民死的时候没有得到宽恕。
我们现在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农民和农民也是一个部分的世界经济体系，两者的当代关系是什么？或者，根据我们对农民经验的思考，这样提出这个问题：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这一经验今天有何意义？
农业不一定需要农民。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农民就被消灭（除了爱尔兰与苏格兰某些地方）。在美国，现代史上已无农民，因为以货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快速而又彻底。在法国，现在每年有十五万农民离开土地。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经济规划者设想在这个世纪末逐步消除农民。因为短期的政治理由，他们没用 消除 这个词，而是用了 现代化 一词。现代化涉及小农的消失（大多数），并将剩下的少数转变为完全不同的社会与经济存在。密集的机械化与化学化所需的资本费用，专为市场而生产的农场必要的规模，农产品依照地区的专门化，所有这些意味着，农民的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与消费的单元，农民反而成为给他提供资金并购买他的产品的利益集团之依赖者。这样一种计划所依赖的经济压力，来自下降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在今天的法国，一袋小麦价格的购买力比五十年前少了三分之二。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来自关于消费主义的所有承诺。完好无损的农民是对消费主义有着先天抗拒的唯一阶级。农民一旦分散开来，市场就得以扩展。
在第三世界多数地方，土地所有制（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方，百分之一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百分之六十的农田和百分之百的最好土地），为了公司资本主义的利益强行单一栽培，自给农业的边缘化，以及只是因为这些因素而增长的人口，让愈来愈多的农民陷入极度贫困，没了土地或种子或希望，他们失去了以前所有的社会身份。这些从前的农民，很多来到城市，形成从未有过的数百万大众，一众静止的游民，一众失业的侍者：所谓侍者是指他们在棚户区等待，跟过去隔绝，无缘进步带来的好处，被传统抛弃，无所服侍。
恩格斯和二十世纪初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预见了因为资本主义农业盈利更大导致农民的消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会像“蒸汽机车碾碎一架手推车那样”消灭小农生产模式。这类预言低估了农民经济的弹性，高估了资本农业的吸引力。一方面，农民家庭可以无须盈利而生存（成本计算并不适用于农民经济）；另一方面，因为资本与土地不像其他商品可以无限复制，投资农业生产终会遇到限制并导致回报减少。
农民比预计生存得远为长久。但在过去四十年，通过跨国公司，垄断资本创立高收益的农业综合经营新体系，它所控制的，虽然不一定是生产，却是农业投入与输出的市场，还有每一种食品的加工、包装与销售。这一市场对地球每个角落的渗透，是在消除农民。在发达国家，多多少少通过有计划的转化；在不发达国家，则是灾难性的。以前，城市依靠乡村获取食物，农民被迫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割舍所谓的剩余。很快，全世界的乡村可能就会依靠城市来获取农村人口所需的食物。假如有一天出现这样的情形，农民将不复存在。
过去四十年的同一时期，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地方——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农民起来革命，或者革命是以农民为名义。这些革命如何改变农民的经验？比起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强加的优先次序，他们的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套全然不同的优先次序？回答这些问题为时尚早。
接下来必须说明的是，没有人可以很理性地谈论如何才能保持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这么做等于在说农民应该继续被剥削，他们应该背负折磨人的体力劳动重担而生活。只要你承认农民是一个幸存者阶级——就我对这个词的定义而言——把他们的生活方式理想化都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公平的世界，这样一个阶级不会再有。
然而，认为农民的经验只属于过去，跟现代生活无关，觉得数千年的农民文化没有什么遗产——只是因为它很少体现在持久的物体上——留给未来继续保持，就像过去数个世纪那样，认为农民的经验对于文明微不足道，这些都是在否认太多历史与太多生命的价值。你不可能把历史这样一笔勾销，就像勾销账本上的一笔账目。
这个观点可以表达得更准确。农民经验令人惊奇的持续性和农民对世界的看法，因为面临灭绝的威胁，有了一种前所未有与出人意料的紧迫感。这不只是因为这一持续性现在涉及农民的未来。今天，世界大多数地方消除或消灭农民的力量，代表着历史进步原理中曾经包含的多数希望之相互矛盾的一面。生产力并未减少匮乏。知识的传播并未明确导向更大的民主。闲暇的到来——在工业化社会——并未带来个人的满足感，而是更多的大众操控。世界经济和军事的联合并未带来和平，而是种族灭绝。当“进步”最终也被公司资本主义的全球历史和这一历史的权力强加给那些想要寻找另一种选择的人，农民对“进步”的怀疑，并非完全不合时宜和毫无根据。
如果你展望一下世界历史可能会有的未来走势，不论是设想公司资本主义野兽一般进一步扩张与巩固，还是设想针对它的一场长期而不平等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胜利并不确定），相对于那些不断改革、失望、急躁并给出一个终极胜利的进步希望，农民的生存经验可能更容易适应这一长期与艰苦的情景。
最后，则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角色，亚当·斯密或马克思未曾预见的角色：它的历史角色是要摧毁历史，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把所有努力和想象力放在将要发生的东西上。资本只有不断自我复制才能存在；它现有的存在取决于它未来的实现。这是资本的形而上学： 信誉 （credit）一词，指的不是过去的成就，只是未来的期待。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是在预示一个世界体系的到来，并被转化成消费主义的实践。同一种形而上学，也把因为这一体系而陷入贫困的所有人归为 落后 一类（亦即带有过去的烙印和耻辱）。这个三部曲的撰写，是为了跟所谓的“落后者”团结一致，不论他们住在乡村，或被迫移居大都市。团结一致，是因为我所知道的一点点，都是这些女人和男人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