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中国古代战船

地表约有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水覆盖，人类文明也大都与水脱不了关系。与陆战相比，水战演进的时间显得较短。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水战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容小觑。

中国最早的水师

根据甲骨文记载，中国于殷商时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已经使用舟船来运输了。另据史籍记载，公元前1027年，“武王伐殷，先出于河，吕尚为后将，以四十七艘船济于河” （《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引《太公六韬》） ，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于孟津渡河 （《史记·周本纪》） 。这也许是中国舟船用于战争之始，但当时仅用于运兵。这要比地中海国家晚一些，因为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就曾派出帆船舰队远征蓬特（Punt），当时其使用的帆船达到了30米长，左右两舷各有15名划桨手。

直接用舟船进行战争乃是在春秋时期。《春秋大事表·卷八》记载：“春秋之季，惟三国（即齐、吴、越）边于海，而其用兵相战伐，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入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尝有也。”当时齐吴越楚等南方诸国均有舟师，制造了多种战船。

吴国在江南水网地区立国繁衍，由于濒江临海，吴人历来长于舟楫，以“不可一日废舟楫之国”著称。吴自太伯仲雍断发文身立国以来，一直为楚国的属地，到了吴王寿梦的时候才开始逐渐强大。公元前584年，晋国派遣从楚国流亡到其境内的申公巫臣出使吴国，教授吴军乘车战阵之法，希望吴国联晋叛楚。申公巫臣考虑到吴国境内沼泽多、百姓善划舟船，建议吴王寿梦多造战船、举舟师，增强国力，吴地的造船业由此兴起。

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以伍子胥为谋臣，授予他重权，号令全国。伍子胥将吴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兴建造船场和组建舟师上面不遗余力，时建有“欐溪城”，“阖闾所置船宫（造大船之工场）也” （《越绝书》） 。伍子胥吸取陆军车战战法，建造了多种战船，排列布阵，使舟师具有一定规模及较强的攻防能力。一日，吴王阖闾问伍子胥：“船军之备如何？”答曰：“船名大翼、小翼、冒突、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冒突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定骑（即轻骑兵）也。” 这也是中国最早有关战船分类的历史记载。

在楼船中，用作舟师旗舰者名为“艅艎”。而战斗船只主要是“三翼”。仅按其尺寸大小来区分，可分为大翼、中翼和小翼三类。“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划桨手）五十人，舳舻（首尾桨手）三人，操长钩矛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 （《全上古三代文·卷五》） 。据称，大翼上装备弩三十二张、箭三千三百支，所有战士都穿戴铠甲和兜鍪。中翼和小翼所载人员分别为八十六人和八十人。据考证，“三翼”战船，按公制计算的话，其长度分别为19.19米、18.42米和17.27米，宽度分别为2.92米、2.59米和2.30米，长宽比分别为6.57、7.11和7.51。可见这类战船长宽比大，速度快，比较适合于江湖中作战。

越国本为南方的一个小国，都城为会稽，到了越王允常的时候才开始逐渐强大，其国号实际为“于越”，向以善舟著称。俗语云：“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更有周成王时“于越献舟”之说。戈为越人的主要武器，戈船则为越国的主要战船。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霸关东，在琅琊营造观景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彼时勾践麾下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圣。孔子从弟子七十人适越，勾践与孔子对话，自愧不及，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出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越绝书》） 可见越国虽然文化落后，但操船弄舟之术非常精湛。

到了战国时期，拥有舟师的国家更多，水战频仍。秦国虽然地处西陲，但因为占领了巴蜀，亦拥有较大规模的舟师船队。

由于当时水战频繁，有关水战战略、战术的著作也应运而生。《墨子·备水》记载：“并船以为十临，临三十人，人擅弩计四有方，必善以船为轒輼。二十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孙膑兵法·水阵》中则谈到步兵攻击水师之战术。

在迄今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有三件绘有当时的水陆攻战图案。如前文的两幅插图所示，战船已经装备了甲板，分两层，下层划桨，上层则布置手持长钩矛、斧和弓箭的将士，但均没有船帆。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战船基本上都用人力操桨，尚未使用风帆，至少风帆的使用还不普遍。

到这个时期，中国的战船和舟师虽然已经有一定规模，但战船的航海性能、数量以及战斗力尚难与地中海国家，甚至波斯的战船相匹敌。当时地中海世界海战极为频繁，而且规模相当大，战舰也大而坚固，普遍使用风帆，划桨手多，战斗力强，每次海战，动辄出动战舰成百上千艘。例如公元前494年，波斯大舰队（包括腓尼基战舰600艘）攻陷希腊米利都城邦。公元前490年，波斯皇帝大流士派遣侄子阿塔斐尼与希腊人达提士率领战舰600艘，走海路攻击希腊本土，自马拉松海湾登陆，希腊诸城邦震动。公元前481年，波斯皇帝泽尔士于赫勒斯滂海峡建造浮桥以利行军，率领战舰1200艘、小船3000艘，征集46个属国的百余万大军进攻希腊。公元前480年，雅典舰队大败波斯舰队于萨拉米海湾，可见雅典舰队的实力也并不弱小。

秦汉时期楼船的作战行动

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以及水上活动范围的扩大，舟船性能大为提高，首先反映在战船的性能上。

秦统一六国之后，为了进军岭南，命令史禄于广西兴安开凿了灵渠，并派遣任嚣和赵佗率领楼船平定了岭南，增设南海、桂林、象郡治之。

汉代楼船盛行，其水师又被称为“楼船军”。实际上，楼船军中战船种类很多，楼船仅为水师之大型主力舰。次于楼船的主力舰为戈船。《释名·释船》记载：“狭而长曰艨冲，以冲突敌船也。轻疾者曰赤马，其体正赤，疾如马也。上下重床曰槛（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五百斛以上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三百斛曰舠，舠，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行也。”可见当时对于各类战船的性能和特点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并依据战船的大小已有舰、艇之分。

当时楼船一般有四层，“其上屋曰庐，象庐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其他战船一般为两层。西汉武帝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于是汉武帝命令在会稽郡大量建造楼船，在庐江郡设立“楼船官”，建立楼船军。为操练楼船军，还大修昆明池。据记载，“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史记·平淮书》） ，“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 （《西京杂记·第六》） 。

公元前112年（西汉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从桂阳出发，进入湟水；楼船将军杨仆自豫章出发，进入浈水；以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从零陵出发，进入离水；以甲作为下濑将军，进入苍梧。他们都统领那些犯过罪的人，长江、淮河以南有楼船十万人。南越的驰义侯遗另外统领巴郡、蜀郡的罪人，从夜郎发兵，进入牂柯江。各路大军会师于番禺。 （《汉书·武帝纪》） 可以分为五路进击番禺，可见当时船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

34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岑彭曾以楼船、冒突、露桡 数千艘大败公孙述。40年（建武十六年），“交址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掠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其副手，共同指挥楼船将军段志等南下讨伐交趾。马援所部从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追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徵侧、徵贰……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徵侧余党都羊等……峤南息平……” （《后汉书·马援列传》） 可见东汉时楼船军的规模更大了。

汉代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逐渐用铁器取代了铜器，使兵器铁器化。到了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几乎全部为钢铁所制，于是战船的武备也大为加强了。

楼船是汉代战船的典型，战斗力最强。唐代李筌所著《太白阴经·卷四》中记载：“楼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矮墙）战格，树旗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抛石机）、垒石、铁汁（向敌船投洒熔化的铁水），状如城垒”。当时弩已有长足进步，甚至成了一种水战利器。相传弩在战国时由楚琴氏发明，《事物纪原·卷九》记载：“楚琴氏以弓矢之势不足以威天下，乃横弓著臂旋机而廓，加之以力，即弩之始。”而两汉之“兵技巧家”，有望远连弩射法，实际上，在西汉时期就已有人写作望远连弩射法十五篇，并有强弩将军之官职。《太白阴经》中还谈到汉代艨艟“从犀牛皮蒙覆其背，两相开掣棹孔（即划桨口），前后左右开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进，以乘人之不备，非战船也”。这种描述大致也是真实的，艨艟其实就是一种快速冲锋船，可谓春秋“冒突”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所造战船的航行性能有了很大提高。据考证，西汉时发明了橹，东汉时发明了舵，风帆也见诸东汉人所著历史文献。在汉代，航海所需的帆、桨、舵、橹、碇等装备已经一应俱全，利用帆舵联操，船舶具备了逆风航行的能力。所以汉代船舶已经可以进行较长距离的沿海航行了，这预示着中国航海新时期的到来。

在同一时期的地中海，由于以往的航海民族逐渐向内陆迁徙，海战反而不如以前频繁了，不过，海战时战船的攻防能力有较大提高。如罗马与迦太基于公元前264年开启的历时二十余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将迦太基称为“布匿”）中，罗马海军创造了搭有尖钩的接舷吊桥，让战士在船上能像在陆地上一样作战。当时地中海西部的海军王国迦太基，也不过拥有五十桨的兵船数百艘。其规模可能还赶不上公元前500年的另一个海上强国——希腊，希腊海军拥有数百名桨手、三层桨的大型桨帆船。到了罗马时代就再未出现这样的战船了。不过罗马帆船已经有两根桅杆了，驾驭风帆的技术有明显进步，但因为当时仍然沿用转舵桨的方式，战船航海性能改进不明显。看来，到了此时，中西战船性能和武备已经各有千秋、实力相当了，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

三国时期东吴斗舰、走舸和句卢的运用

三国时期，孙权统治东吴，利用吴人善于操舟的习性，造战船、建水师。除了汉代主要造船基地庐江、豫章、浔阳、会稽等，孙权还在福建建安和浙江罗阳县（今平阳县）设置了横屿船屯，专门负责造船。因此三国时期，东吴水师最为强大，拥有战船五千艘。

东吴水师战船中，除楼船、艨艟外，还出现了当时较新型的战船——斗舰和走舸，以及句卢、艑、舫等。就连一度占据荆州的刘表，竟然也“治水师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太白阴经》中记载：“斗舰，船舷上设有女墙半身，墙下开掣棹孔。舷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平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人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战船也。”斗舰是当时水战中的主力，其战斗力和大小仅次于楼船（当时楼船设三重女墙），可谓楼船与艨艟之间的中型战船，但它比楼船更为轻捷和灵便。

《太白阴经》还记载：“走舸亦如战船，船舷上安重墙。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士、精锐者充，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据考证，“走舸”这种战船有十四对桨，速度快，行动灵便，比艨艟小，常伴随主力舰后配合行动，作为突击和救援船用。赤壁之战中，周瑜就是利用艨艟、斗舰和走舸等各种战船配合作战，用火攻大破曹军的。

句卢，史书上将其称为“大艑”。《荆州记》记载：“湘中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艑皆浅船舟也。”可见句卢为大型的浅吃水战船。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吴将吕蒙“尽伏其精兵于舳舻（句卢）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掩袭荆州守将关羽。曹魏水师中特有的一种油船与东吴艨艟相似，这种战船外面裹着牛皮，上面涂有桐油，防护性能强于艨艟。222年（魏黄初三年），魏将夏侯尚率军包围东吴江陵，“尚夜多持油舩，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烧其舟船。

两晋南北朝时期水师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南北长期对峙、争战不断的动乱年代。若要统一南北，长江天险为兵家必争之地，晋、隋取得短暂的全国统一均是自北方通过长江，直捣南方政权的首府建康。而南方诸国又向来以善于水战著称，水师甚为强大，可见，北方政权要攻灭南方政权，其在水师规模、战船性能和战斗力等方面必须要有更强的实力。因此，这一时期战船种类之多、武备之强、水战规模之大，亘古未有。

先是晋武帝司马炎谋划伐吴。大将军羊祜举荐王濬总领益州诸军事，在四川修造战船，建立水师舰队。王濬造“连舫”大船，方一百二十步，每艘可装载二千余人。大船周边以木栅为城，修城楼望台，有四道门出入，船上可以来往驰马。又在船头画上鹢首怪兽，以恐吓江神。造船削下的碎木片竟然浮满江面，顺流漂下。花了整整七年时间，王濬终于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师，他当时已经年近七旬了。

280年（太康元年），王濬率领七万水师，由四川东下攻吴，过瞿塘峡、巫峡，进至秭归附近。王濬先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破吴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擒吴丹阳监盛纪，然后顺流而下，进入西陵峡，遇到了吴军设置的拦江铁锁和暗置江中的铁锥。由于此前羊祜擒获吴国间谍，详细了解了吴国的这些江防措施，曾通告过王濬，王濬对此早有准备。此前，王濬下令制造了几十张大筏，并连成百步见方，筏上绑着草人，草人身着铠甲，手执棍棒。船队行进时，先令善游泳者推着筏走在前面，筏遇到水下铁锥，铁锥就扎在筏上被拔掉了。又制作所谓“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置于船首，遇拦江铁链即用火炬烧之，须臾铁链融化而断。晋水师舰船遂通行无阻，顺流直下。吴军以为这些障碍晋军难以清除，未派兵把守。王濬水师顺利地扫除水中障碍，继续进军，连克西陵、荆门、夷道、乐乡、夏口、武昌，进而攻占金陵，吴主孙皓投降。所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首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以雄伟的气势，勾画出王濬水师的所向无敌。王濬的那种破除水战障碍的出色战法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了。

到了东晋时期中叶，杜弢率领流民在四川反叛，他首创了使用“桔槔”的战舰。“桔槔”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借助绞索旋放石块以拍打敌舰的一种长杆。作战时，用桔槔抛掷巨石击碎敌船。杜弢麾下水师数次与晋将陶侃水师作战，曾用桔槔击沉过晋军战船。这是当时出现的又一种新型水战利器。使用“桔槔”的战船，也被称为“拍舰”，“桔槔”后来也被称为“拍竿”。实则就是把某种抛石机装于战船上。如果把抛石机装于战车上，则以“拍车”命名，类似霹雳车。陈朝大将黄法氍在北伐北齐时，也曾使用大量拍船攻打历阳。

东晋末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一场由孙恩、卢循、徐道覆领导的大规模海上农民起义爆发了。399年（晋隆安三年），孙恩于海上起兵，两次攻占会稽，沿海八郡纷起响应，后又攻破沪渎，杀吴郡太守袁山松。此后，孙恩的水师数年间转战于海上，在京口与晋将刘裕对阵时已拥有“战士十万，楼船千余”了。孙恩败亡后，其妹夫卢循继续高举义旗，重振雄风，水师舰队又得以发展。410年（晋义熙六年），卢循派遣别帅徐道覆由始兴出江西，于赣江“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舰队规模非常大，连续攻占晋军要点，击杀晋将何无忌。晋将刘毅率领舟师两万，自姑孰前来迎击。卢循接受了徐道覆的正确建议，亲自率领水师“发巴陵，与道覆（水师）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大败刘毅军”。后来，刘裕充分利用轻便斗舰，又在军中使用万钧神弩，并备各种火具，向敌舰投火，才大破卢循舰队，卢循和徐道覆仅以身免。上述所谓“八艚舰”很可能指的是当时共有八个水密舱的一类重型战舰。

由上述史实来看，当时的水战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一场水战往往是“舳舻亘千里”，而连弩和火炬已经成为比较有力的水战破敌兵器。

南北朝时期，水战更为频繁，战船、舰载武器和水战战术等都发展较快。548年（南梁太清二年），侯景作乱，派遣水师于“舰上竖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烧（敌在江中所布）水栅”，后来却因为风势不利而自焚败退。有一次，侯景部将侯子鉴等率步骑万余人在岸上与梁将王僧辩、陈霸先挑战时，用一千艘窄而长的“鸼䑠”装满了士兵。这种战船两侧各有80支桨，操桨水手都是越人，船来去迅速，突然攻击，堪比疾风闪电。王僧辩于是指挥小船，命令他们先接战，然后全都撤回，同时命令大战船全部停泊在两边的江岸。叛贼认为王僧辩水师想要撤退，于是都争着出来进攻。王僧辩趁机指挥己方的大战船截断了叛军小船的退路，他命令手下击鼓并大声呐喊，与叛军小船在中流交战，叛贼抵御不住，纷纷跳水逃命。上面所说的“鸼䑠”有160支桨，为中国历史上桨数最多的大型快艇，速度非常快。当时一次水战就有鸼䑠千艘，仅桨手就达到16万人。一次水战，一方动辄出动大小战船两千艘都不足为奇。可见当时水战规模之大了。

南梁有位叫作徐世谱的水师统帅，他和著名的和尚将军陆法和一起讨伐侯景。侯景军力很是强大，世谱于是另外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来增强水师的实力。在将要开战时，他登上主舰冲锋在前，大败侯景的水师，活捉了侯景的部将任约，侯景败逃。后来跟随王僧辩攻打郢州时，徐世谱又登上主舰，兵临郢州军的粮仓大门，叛军将领宋子仙率领城里的士兵投降。到了陈霸先篡梁，建立陈朝之后，梁臣王琳乃“大营楼舰，将图义举”，南梁旧部得知后便纷纷来投，很快组建起一支“战舰以千数”的超级舰队。舰队中有艘奇怪的舰船，每次作战前会发出野猪般的叫声，因此被称为“野猪舰队”。陈武帝（陈霸先）先后派遣将领侯安都、周文育等讨伐王琳，均被他击败。于是陈武帝为了抵挡王琳的进攻，将那些用于水上战斗的武器，全都委托给徐世谱去制造设计。徐世谱聪明、工于机巧，非常熟悉和了解旧时水上兵器的营造方法，他制造的各种器械能随机应变，根据实际情况来减少或增加，精妙的构思不时出现。徐世谱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战船、武器制作家和工程师了。他制造的随车，可能是祖冲之千里船和唐代车船之间的过渡型号。

陈朝的太尉侯瑱与王琳在芜湖会战，王琳的舰队非常强大，但两军正准备交战时，有微风从东南而来，众军施放火种，定州刺史章昭达乘坐平虏大舰从江中进击，发拍连续命中敌舰，其余冒突、青龙一类的中型战船也不断发动攻击，又以牛皮蒙住的艨艟冲过去，并将熔化的铁水洒在敌舰上面，王琳军队由此大败，逃走的只有十分之二三，王琳本人因此跑到北齐去了。在这次水战中，陈军使用了威力更强的燃烧性武器，据称均出自徐世谱之手。此外，王琳曾与侯瑱在合肥巢湖交战，王琳舰队试图利用拍竿将火把投掷过去，以焚毁侯瑱的战船，但因为刮着西南风，反而导致自己的战船被烧毁，惨败收场。以上侯景、王琳两个火攻的战例，都是因为风向不利而败北的，与赤壁之战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南朝主力战船上一般都装有拍竿，但每个拍竿只能发射一次。比如陈朝大将吴明彻征华皎时，先募集了军队中的小船，赏给许多金银，命令其先行出发，以承受敌人水师大船上“拍竿”的攻击，从而消耗敌军弹药；而后，吴明彻才下令己方大船利用“拍竿”向对方进攻，于是，华皎的大船都被“拍竿”发射的弹丸击毁，沉没在沌口中游。为进行反击，华皎利用自己仅剩的战船装满干柴，试图借风力纵火并引向对方，但不久后风向转变，火烧到自己，华皎大败，只好乘一只小船逃走。当时还有一种小型快艇，被称作“舴艋”，与王琳共同反对陈朝的地方势力新吴洞主余孝顷就拥有舴艋三百艘。在水战时，常靠单只舴艋追击敌舰。如陈将周文育就曾乘坐单舴艋突入敌军舰队，斩将夺舰。

557年，北周攻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581年，杨坚篡夺了北周皇位，改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南方的陈朝虽然政治腐败，但仍然是隋文帝杨坚的最大障碍，特别是陈朝拥有强大的水师，欲灭陈，势必要突破长江天险。为此，王长述向杨坚献平陈之策，主张在上游营造战舰。崔仲方也建议：“如今必须自武昌以下，在蕲、和、滁、方、吴、海等州增加精兵，秘密进行部署、筹划；在益、信、襄、荆、基、郢等州立刻建造舟船，同时尽量壮大声势，做水战的准备。”于是，隋文帝下令在长江上游的信州大力修造战船。585年（开皇五年），杨素率军在永安建造主力舰，名叫“五牙”，是为一号战船，在船上建五层楼，高一百余尺；又在船的左右前后设置了六根拍竿，都高五十尺，可乘载战士八百人。二号战船名叫“黄龙”，船上可乘载战士一百人，其余称作“平乘”“舴艋”的舰船大小不等。587年（开皇七年），隋大举伐陈，兵临长江。面对危急的形势，陈后主陈书宝却认为“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佞臣孔范也附和说隋军不会渡江，于是君臣继续赋诗饮酒，醉生梦死。

隋文帝拜杨素为行军元帅，率领船队直趋三硖。隋军来到流头滩，南陈将领戚欣率青龙舰一百余艘屯兵守卫在狼尾滩，以阻止隋军。这里地势险要，隋将们十分忧虑。杨素却说：“胜负就在此一举。如果白天开船进攻，对方能看清我们的行动，加之水流迅急，水手无法控制，那么，我们就会失掉这里的有利条件。”于是，隋军于夜间发动进攻。杨素亲自率领黄龙舰十艘，悄悄顺流而下；派开府王长袭从南岸袭击戚欣别处营寨的栅栏；命大将军刘仁恩直趋白沙的北岸。天明到达后，进攻陈军。戚欣军败。杨素率领水师顺江东下，战舰船只覆盖了江面，军旗盔甲蔽天耀日。杨素坐在平乘大船上，容貌伟岸雄奇，南陈人看了，都惊惧地说：“清河公杨素真是一尊江神啊！”当时，陈国的南康内史吕仲肃屯兵岐亭，正好占据了江峡。他在北岸凿穿岩石，连接了三条铁锁链，横断了整个长江上游，用来阻挡战船前进。结果杨素和仁恩先登陆攻打吕仲肃的营寨，吕的队伍在夜里溃逃，杨素趁机从容地除掉了那些铁链。吕仲肃又率军占据荆门的延洲。杨素便派遣来自巴地的士兵一千人，分乘四艘巨型五牙船，仅靠船桨就击碎了十多艘敌舰，于是大破敌军，俘虏敌军士兵两千多人，吕仲肃仅以身免。陈后主被接连的战败吓得胆战心惊，但他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王牌：当时长江上游陈慧纪手中尚有将士三万、楼船千乘。

平陈之战前，隋文帝采用在上游虚张声势、在下游秘密渡江的策略，令长江上游公开大造战舰，并令造船处“将造船的边角废料投入江中”，下游的贺若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内国无船”。这些计策取得了成功，陈军在上游戒备森严，在下游却几乎没有什么防备，拱卫战略要地采石矶的守军不多。因此贺若弼与韩擒虎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占建康，使得长江上游的陈慧纪等人不战自降。这次隋朝与陈国在长江下游水师决战时所用战法比王濬攻吴的战法难度更高，采用水陆配合的战术，反映了水战战法的进一步发展。平陈战役的胜利，结束了“永嘉之乱”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统一。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中国水战的规模可谓前所未有，创造并设计了众多的特殊战船和水战武器。南朝宋讨伐徐羡之、傅亮、谢晦时，开国公檀道济曾统率精锐部队三万人，船甲满江，千帆同举，万舟竞发。由此可见，当时战船的性能和水战武器的杀伤力都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水战的冷兵器已经发展到全盛时期。当时战船中杀伤力最强的代表性舰只为隋朝大将杨素的五牙战舰。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创造的各类新型战舰为唐宋战船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西方战船一般变化不大，甚至呈现衰退趋势。即便当时有海战爆发，其规模也很小，如460年西罗马帝国准备征服汪达尔人时，仅有战船三百艘。而且当时罗马帝国和波斯均处于奴隶社会末期，政治腐败，政权岌岌可危，其海军实力远比不上往日，而中国南北朝的统治者们数次欲一统天下，水战频仍，这就使得中国战船的性能、武备和水战战术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超越了同时代的欧亚各国。

隋代以前，中国战船可谓处于楼船时代，楼船军成了水师的代名词。楼船军中战船的种类很多，而作为当时战船象征的楼船，其特点是模仿古城堡建筑，水战模仿陆上战法。由于当时大多是在江、湖以及近海作战，除了一些特种舰船外，一般对楼船的武器比较重视，对其快速性及船型的要求尚在其次。随着远洋航海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火药和火炮的发明，中国战船的航海性能及武器的杀伤力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古城堡一样，楼船逐渐成了一种耀武扬威的庞大官船，但它作为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战船，被载入了史册。

唐宋时期的战船和舰队

经历短暂的分裂时期，盛唐的遗产最终被宋朝继承，后者在960年至1279年统治了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尽管经历了“靖康之耻”等重大挫折，宋朝还是发展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水师力量，并在杭州等地设立了造船厂。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对造船业非常重视，他本人还亲自访问过造船厂。最初，宋朝维持一支强大水师的目的是防御海盗的袭扰，但水师很快就在与金国之间的血腥战斗中体现出了巨大的价值。12世纪，宋金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金军还曾于1126年占领了北宋的首都——开封。从那时起，宋朝的控制范围就仅限于中国的南半部分了。从1135年开始，南宋以新首都临安以及周边地区为基地，重新编练了水师，并与金军展开了多次水战。

蒙古人的崛起

13世纪初期，一支在日后震撼世界的强权——蒙古人开始崛起，但起初，他们的行动范围仅限于亚洲内陆的草原，因此并没有组建水师的必要。当西夏王国被他们征服的时候，金朝皇帝意识到应该依靠大江大河将自己与这些强悍的骑兵隔开，因此，他将都城从中都（今北京）向南迁移到开封，后者在北面有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可以大大增强金军的防御力。然而，蒙古人随即就占领了北京，成了中国北方的主人。

尽管面临着来自蒙古人的新威胁，但金国继续对南宋发动进攻，这期间爆发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水战。1227年，成吉思汗突然去世，使金和南宋暂时避开了蒙古人贪婪的目光，两国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时间。1230年，他的继任者窝阔台汗对金国展开了大规模攻势。最终，蒙古人在其著名统帅——速不台的率领下于1232年攻占了开封。在蒙古人的步步紧逼下，金哀宗被迫前往蔡州避难，并于1234年在蒙古、南宋两国军队的夹击下自杀，金国灭亡。

蒙古（元朝）水师的创建

1259年，蒙哥汗的意外死亡暂时延缓了蒙古征服南宋的步伐，但忽必烈汗很快就继承了他的遗志。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忽必烈还是制订了一份复杂的战争计划。为了在中国南方的水网地带作战，并夺取至关重要的河流和港口，蒙古军队不得不学习他们以往不熟悉的水战，发展一支水师成了当务之急。事实上，蒙古人没有什么水上运兵和作战的经验，但1231年入侵朝鲜的行动让蒙古人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入侵朝鲜时，蒙古人最初只沿陆路发动进攻。但是当蒙古人的兵锋抵达龟州城下时，战局陷入了胶着状态，朝鲜国王协同朝臣趁这个机会逃离了都城——开城，奔至江华岛。在那里，朝鲜国王组建了一个流亡政府，并神奇地屡次挫败了蒙古人的企图，尽管江华岛距离陆地非常近！

除了缺乏海上运输的经验之外，草原上的蒙古骑兵还被迫面对另一种他们不熟悉的作战环境，那就是中国南方的大江大河以及水网地带。直到1265年年初，蒙古人才终于创建了水师。同年，蒙宋之间在四川爆发重大战役，即历史上有名的钓鱼城之战。蒙古人不仅赢得了这场战斗，还缴获了146艘南宋战船，这些战船随后成为其舰队的核心力量。蒙古人的水师乃至海军随后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1273年，蒙古人收到一个大礼包——有多达500艘战船从南宋叛逃并投奔了蒙古人。几个世纪以来，长江入海口的淤泥产生了一些岛屿，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崇明岛，两个大海盗——朱清和张瑄在此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他们通过向蒙古大汗提供海上运输服务，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另外，当朝鲜国王对他陷入水深火热的国家不理不睬、龟缩一隅时，蒙古人的海上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作为对蒙古人妥协退让的一部分，朝鲜国王将自己庞大的海上力量完好无损地交给了忽必烈，后者将在1274年远征日本的时候第一次利用这些朝鲜船只。这场众所周知的行动只持续了几天，基本上只算一次对日本的武装侦察，但对元朝海军而言仍是一场相当大的战役了。

在对南宋的最后进攻中，蒙古人运用了他们新学到的攻城和海战技术，事实上，南宋正是在一场大规模海战中覆灭的。忽必烈的重臣伯颜于1275年率军渡过长江，从1277年开始，灭宋的战争就发展成了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的海上追逐战。1297年，双方舰队在广东附近洋面进行了决战。蒙古人试图封锁宋军的舰队，而后者拼死突围，战况异常惨烈。不幸的是，搭载着南宋小皇帝赵昺的战船被敌人击沉，在千钧一发之际，南宋左丞相陆秀夫将小皇帝抱在怀里，两人一同跳入大海，壮烈殉国。

在征服南宋之后，已成为元朝皇帝的忽必烈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在1281年对日本进行了第二次入侵，但是这次尝试并没有比第一次更成功，羽翼未丰的元军败在了坏天气的手里，后来这场拯救日本的海上风暴被称为“神风”。一年之内，元军水手又增添了一些新的任务，例如从海上将元朝的首都大都附近出产的粮食运往南方前线，并为运粮船护航。这个新开辟的海上通道由朱清和张瑄掌握，被认为是传统河流运输的完美替代品。这次运输行动还为即将到来的、元朝海军在东南亚的冒险行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东南亚的活动可以说是对元朝海军最大的考验，在那里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茂密的丛林、悠长而曲折的大河以及毒虫和热带疾病。越南是元军的第一个目标。当时的越南分为两个王国：北部的安南（Annam），其首都为河内（Hanoi）；南部为占人的故乡——占城（Chams）。1281年，占城国王拒绝向元朝表达敬意，激起了蒙古人的愤怒。忽必烈的回应是派遣他的重要将领之一唆都（Sodu），率领100艘战船和5000名船员发起一次惩罚性的远征。这可谓是入侵日本前一次演习。即便在蒙古人的威逼下，占城国王还是安然撤退到了山区。在占人发动的激烈的游击战中，元军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1287年，一支元朝远征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河内，但安南国王还是逃走了。元军主将脱欢（他也是忽必烈的第九个儿子）对战果十分不满，并不明智地选择于1288年最炎热的季节再次讨伐安南。这次双方在海防附近的白藤江江口爆发了激烈的海战。安南军主帅陈兴道先命令属下在涨潮之前按兵不动，然后将元朝舰队引诱到一片浅滩上，在那里实事先布置好了镶有铁齿的木桩。于是，当潮水转向时，蒙古船只就落入这些陷阱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陆地上，蒙古人难以忍受湿热的环境，也被迫撤军。尽管忽必烈对此异常恼怒，但征服安南实际上已经化为泡影了。

1292年，蒙古人派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他们的目标是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舰队从泉州出发，花了好几个月才抵达目的地。蒙古人选择了一条位于开阔海域的航线，而没有选择沿海岸穿过马六甲海峡的传统航线，因此只途经了一些零散的小岛屿，其余都是汪洋大海，条件非常艰苦。有水手记述道：“风力十分强劲，海面波涛汹涌，所以船只颠簸得非常厉害，士兵们已经有很多天吃不下东西了。”1293年年初，这支元朝远征军在现今的南望（Rembang）东北海岸登陆。元军指挥官将他的远征军一分为二，其中一半兵力沿陆路进军以宣示武力，其他部队则继续沿海路向东航行。据史书记载，蒙古人的战船溯河前行，和岸上的骑兵、步兵齐头并进，时任爪哇国王的贾亚卡特望（Jayakatwang）见势不妙，连夜离开了他的战船并逃向了内陆。见主帅临阵脱逃，其他人也战意全无，于是，一百多艘船头雕有恶魔头像的爪哇战船被蒙古人完整俘获。

经过4个月的战斗，元军又开始遭受赤道地带湿热气候的不利影响了，因此他们不得不满载着俘虏和珍宝，乘着战船返回位于东亚甚至中亚的家乡。

明朝草创时期的水上力量

没过多久，元朝就丧失了所谓的“天命”。由朱元璋领导的一支起义军于1356年攻占集庆路，并以此为基地开始了推翻元朝的运动，但他们并不是唯一一支反元队伍。不久后，几支义军，在中国南方的内陆湖泊上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其胜负将直接决定由谁来建立新的王朝，这就是于1363年爆发的鄱阳湖之战，这场战役也被后人当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水战的绝佳范本。鄱阳湖水战的最终胜利者朱元璋于1368年夺取大都，同年，他在应天府称帝，成了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在永乐大帝时期，大明海军成了帝国的荣耀，太监郑和等航海英雄对苏门答腊、锡兰、印度乃至非洲进行了惊人的探险。1419年，他们甚至将一群野生动物带回了北京，包括狮子、豹子、骆驼和长颈鹿等等。

史诗般的鄱阳湖战役是研究中世纪中国战船作战的最好案例，包括上文讨论的很多观点，都是从关于这场战役技术细节的文献中提取的。

当时，未来的明朝皇帝朱元璋比他的两个对手——汉王陈友谅和吴王张士诚的实力都要弱小。然而，三人中最具聪明才智的还要数朱元璋。当时，朱元璋的主力部队正在其他地方与吴军交战，汉军趁机包围了江西省的重要城市南昌。南昌位于赣江下游，赣江最终汇入鄱阳湖，湖水又通过其他支流汇入长江。

一位亲历者这样描述当时驶入鄱阳湖的汉军战船：“船的外部都涂着红漆。从上到下有三层甲板，甲板上搭起了供战马使用的帐篷。其下方摆着几十把船桨，上面都覆盖着木板。容纳弓箭手的塔楼上则覆盖着铁甲。”

这个描述暗示了一种可怕的多层楼船，船上拥有可以俯瞰城墙的、高大的战斗平台，但这种战船可能相对航速较慢、吃水较深。这一点朱元璋很清楚地预料到了，所以他把己方水师的行动时间推迟到水位较低的时候。

汉军舰队一到南昌，明军的指挥官就做好了遭遇围城的准备。下船登陆的汉军部队击退了明军守军，并对南昌一扇通往陆地的城门展开了进攻。来自汉军战船的直接攻击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由于南昌的新城墙建得很高，汉军多层战船并没有高度优势。随后，汉军继续发动了一连串猛攻，南昌城岌岌可危，最终，一位勇敢的志愿者成功地避开了汉军的封锁，向外界发出了求救信号。南昌守军向朱元璋报告了他们的困境，并上报了一条重要信息，即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鄱阳湖和支流的水位正在不断下降。

朱元璋亲自率领舰队从南京出发，紧急赶往鄱阳湖以解除汉军对南昌的围困，但他们的船只比汉军要小得多。从南京逆流而上直到鄱阳湖口，需要航行250英里（402公里），历时9天，所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不过，就在明军舰队即将抵达终点时，一条海豚模样的大鱼出现了，人们认为它就是传说中的龙。在决战之前遇到龙，这被认为是一个祥瑞之兆。8月25日，湖口城未做抵抗，落入了明军手中。此后，明军陆地部队的一支小分队被派往长江以北设防，主力则向西进军，包抄围困南昌的敌人。

与此同时，汉军统帅陈友谅已经意识到南昌不会轻易投降，如果他不得不与控制长江出口的明朝水师决战，那么鄱阳湖广阔的水面将是最好的战场。他知道自己在水战中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汉军战船的体型过大——这种船更多是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攻城器械来使用的，而不是用于船对船的作战——但陈友谅赌的是在长江汛期进行一场短期的战役，一举打垮明军。

明军将舰队划分为11个分队，其中较重的船只位于舰队的中央。不论是明军还是汉军，都在湖中抛锚过夜。1363年8月30日上午，两军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战斗。明军对巨大的汉军战船发起了正面进攻，汉军主力战船以猛烈的火力作为回应，然而，明军战船的机动性非常好，可以轻易躲开汉军抛石机发射的炸弹或者他们派出的纵火船。不久后，一个明军分队占据了风向有利的阵位，并利用抛石机发射的燃烧弹焚毁了20多艘汉军战船，但他们还是没能攻破汉军战船的防线。事实上，战事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明军先锋队的旗舰燃起了大火，自然而然地，汉军将火力集中到它的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朱元璋亲自赶来营救，当汉军将自己的进攻火力转向明军统帅时，明军先锋队旗舰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然而，就在明军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灾难降临了：朱元璋的座舰搁浅在沙洲上，并且被牢牢地卡住了。为避免遭遇同样的命运，汉军战船没敢靠近，只是在远处包围了它，并对它倾泻了大量弩箭和燃烧弹。其他明军战船见状勇敢地赶来营救他们的首领，但这些船只行驶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朱元璋的座舰差点被它们激起的水浪给掀翻。随后，另一艘明军战船也搁浅了，但一艘友军船只不小心与它相撞，它竟然被幸运地撞了出来。战况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相比吨位更重的汉军战船，轻便的明军战船搁浅的次数更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明军意识到他们在船对船的远距离火力投射中必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试图采用跳帮登船战术，而明军不断尝试包围汉军战船的大胆行动导致他们意外地进入了浅水区。

到目前为止，这场战役令朱元璋大失所望，他的计划显然已经失败了，但战斗还没有结束。夜里，明军撤回了己方受损的船只，它们将顺流而下，驶向南京。第二天战斗重启时，明军的船长们沮丧地看到，陈友谅已经把他最大的战船集结成一条连续的战线，好让他较小的战船在队形的边缘有回旋的余地。看到这个阵势，一些明军的将领甚至拒绝继续作战，他们随即因为叛国被当场斩首。然而，尽管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措施，在那天早上，明军还是败给了汉军。

就在这时候，朱元璋改变了战术，他下令大量制造纵火船。明军在渔船上放置了大量稻草和火药，还将戴头盔、穿铠甲并携带武器的假人安置在里面，以愚弄汉军，让他们以为这些小船只是普通的战船。当天下午，湖面刮起了大风，而明军正好处于风向有利的位置，因此，密集的汉军战船无法躲避明军的纵火船——命运就在这一刻注定了。随后的战斗演变为一场单方面的大屠杀，众多汉军将士要么被烧死，要么被淹死，明军士兵还登上了遇难的汉军船只，收割了许多人头。

这之后，双方又交了一次手，但并非是在明军以纵火船大败汉军的第二天，因为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都需要重新部署。9月2日，战斗重新打响。此时，陈友谅下令拆除了自己手中残余的大型战船的木制护墙，以避免再次遭受明军纵火船的攻击，但是，这使得明军能够一对一地靠近他们，并与他们进行近身格斗和跳帮登船作战。明朝史料记述道：“从黎明到中午，敌军舰队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废弃的旗帜、战鼓、武器和装备覆盖了整个湖面和湖岸。”

这时，朱元璋又收到了另外一个好消息：派去切断围困南昌的汉军后路的明军不但对其形成了反包围，还成功地解救了这座城市。就此，朱元璋在鄱阳湖战役中的作战目标已经全部达到了，长期的消耗战对明军不利，因此他下令撤退。9月2日夜间，明军战船排成一列驶向河口，为了保证夜间行船安全，每艘船的船尾都挂着一盏灯。的确，它们在驶向鄱阳湖与赣江交汇处的过程中一直都很安全，但并不能简单地一路撤回南京，因为汉军舰队的残余船只还漂浮在鄱阳湖上，他们肯定会孤注一掷逃跑的。一个月后，在鄱阳湖上发生了最后一场史诗般的战斗，汉军试图突破明军的重围，逃出生天。此战中，明军再次动用了纵火船。突围的时候，汉军统帅陈友谅的眼睛不幸被一支流矢射中，箭头深深地刺入了他的头骨，这位枭雄当场毙命。10月4日，鄱阳湖内残存的汉军全部投降。

五年后，朱元璋宣布自己为明朝的第一任皇帝，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在鄱阳湖上漫长而艰苦的战斗获得的，鄱阳湖战役也作为中世纪中国最经典的一场水上大决战被载入了史册。 QpD1jZTjm2bn/yWZ/raKxYcg+OdNtehTRDbIHiKtSlCzBaXh3zqkko83N1HKZO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