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各国使用战船的历史非常悠久,但与这个地区的其他武器一样,其技术源流最早始于中国。早在公元前486年,也就是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一些具备先进技术特征的战船。这些技术将在其后的数个世纪中一直沿用,特别是在战船的甲板上设置塔楼,并在其中埋伏步兵以进行接舷战,非常类似现在的“海军陆战队”概念。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将一支由上述“楼船”组成的舰队投入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这之后,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也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楼船舰队,这支舰队曾经在公元前108年参与了远征卫满朝鲜的战役。三国时期(221—265年)爆发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也有使用楼船的记录。三国可谓中国古代最为风云激荡的时期,充满瑰丽的想象和浪漫的传说。据记载,曹操麾下装备双船体战船的庞大舰队曾经被东吴的小船击败,后者在船首装有铁制的撞角。然而,在巨型战船的帮助下,取代曹魏成为中原霸主的西晋最终于285年消灭了吴国政权,完成了统一。3个世纪之后,也就是584年,一位名叫杨素的水战天才受隋文帝的委托,摧毁了南方的陈朝。他曾建造一艘单船体的巨型战船,其甲板上布设的塔楼有整整5层高。到了8世纪的唐代和之后的宋代,最常见的是设有3层塔楼的战船,这些船只不但拥有“军旗、舷墙和抛石机”,甚至还装备有希腊火一类的武器,可以远距离焚毁敌军的战船。
从公元前4世纪的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早的战船。这与史书中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63—公元前221年)出现楼船的记载正好相符。青铜器纹饰描绘的显然是一艘双层战船。其中,划船者占据了战船较低的那层;在战船的上层,一面战旗高高飘扬,战旗下,战士们挥舞着戈、戟和短剑。在另一件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艘外形非常相似的战船,弓箭手在这幅浮雕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战船的右侧,一名男子正在敲响战鼓。这件青铜器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将士兵和鱼类的形象一起放入了水中。“与鱼共舞”的士兵有可能代表某种“守护神”,但由于他们和船员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且其中有两个人似乎正在战斗,所以也有可能反映的是水下战斗的情景。
根据考古发掘出的黏土船只模型,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战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一位王子的墓穴中发现的河船模型,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汉代战船外观的重要线索。这个模型其实是由几个桨手操纵的平底驳船,船尾还有一位舵手和一个简易的木制“小屋”。更大的多层战船很可能是与前文提到的筏子采用相同方式建造的,只不过将船身安装在两个相同的平底船上,从而形成了一艘笨拙的双体船。其船身由简单的多层甲板和尺寸较小的塔楼组成,结构与婚礼蛋糕很相似。这些船只专门用于在河流中或河口地带作战。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东汉时期(25—220年)海船的技术细节也为人所知,这些船通常有一个较钝的方形船头和船尾,以及平底,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式帆船”的风格。
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壶局部纹饰。图中,划桨手占据着较低的层次,在他们的上方,旗帜高高飘扬,战士们则挥舞着匕首、斧头、戟和短剑
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局部纹饰。弓箭手在这里显得尤为突出,注意,图中的最右侧有一个人正在敲鼓。水中的士兵表明,这场战争甚至已经蔓延到水下了
进入三国时期,史料中的战船种类陡然增加,但是它们的名称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然而,有一本非常重要的古籍可以帮助我们,那就是成书于1044年的《武经总要》。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源于759年的一本著作,书里一共描述了6种类型的战船。在接下来的10个世纪里,这些战船的名称将会在史籍中被不断提及,它们为讨论唐代以后的中国战船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1. 楼船
楼船按字面理解就是“带有塔楼的战船”,这些多达三层的战船上面配有加固的甲板。但三国时期的楼船与汉朝的多层战船存在显著区别,虽然三国楼船也有多种改型,但它主要采用单一船体和平齐的护墙。
2. “战舰”或“斗舰”
这种战船按字面意思就是“战争帆船”或“战斗帆船”,它们在设计上与楼船类似,但外形较小,且只有一层甲板,防护性较差。与楼船相同,斗舰的桨手也在甲板露天工作,但斗舰有一个凸起的船尾楼,船长就在那里指挥全船。
3. 艨艟
“艨艟”的“艨”指的是具有防护外壳,“艟”指的是朝着敌人猛冲过去,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良好防护的攻击快艇,又被称作“艨冲”或者“蒙冲”。这些快速、轻巧的战舰是中世纪中国的“海上敢死队”。与楼船和斗舰不同的是,艨艟虽然也有两层,但其护墙与船体是连续的,没有缺口,因此占据下层甲板的桨手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而弓箭手可以就在船的上层展开行动。因此,其实近战格斗并不是这类战船的主要职能。通常,艨艟的“装甲板”是用木头或犀牛皮制成的,船首绘有凶猛的虎头图案。
《武经总要》中绘制的艨艟
4. 走舸
走舸是一种较小的快艇,上面装有防护舷墙,通常搭载着“最优秀、最勇敢士兵”,这种战船的职能就是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运抵战场并投入战斗。这种设计意味着士兵将会和桨手一起待在甲板上。
5. 游艇
这些结构简单的巡逻艇的主要职能是刺探和侦察,并非用于战斗,无防护舷墙,但通常也会部署一小队战士在船上,以供自卫。
6. 海鹘
《武备志》中的海鹘船
“海鹘”的字面意思是“海鹰”,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改装的商船。为了增强它们在战争中的防护力,通常为其增加一些护墙。
楼船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战船中最重要的类型,从汉代到明朝,留下了很多关于楼船的记载。因此,我们才对这种战船了解得这么详细。
楼船大都采用多层建筑的形式,并开有舷窗和其他开口,以伸出弓弩和长矛。在最上层的甲板上,一般配有抛石机(包括牵引式和配重式抛石机),旁边通常还配有便携式熔炉,以随时打造铸铁炮弹。直到明朝后期,这种战船的武器配置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用大炮和其他火器取代了抛石机。另外,中国人喜欢在楼船那又宽又弯的船头画上一幅凶猛的虎头,而不是像西方人一样,在船头雕刻人物造像。在楼船上,通常有一扇门通向船头区域,船上堡垒区域的两层也分别开有侧门。根据早期文献的描述,楼船上的整个建筑群与一堵城墙的外形差不多。
在漫长的历史中,楼船的外形一直在变化,巨大尺寸最终使它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浮动堡垒”。事实上,这种威力强大的战船正是解开285年(太康六年)晋朝所面临的难题的一把金钥匙。当时晋朝正准备对吴国(三国时代的唯一遗存)开战,但他们在敌人的领土范围内没有控制任何据点,因此他们决定建造一个相当于木制城堡的东西,然后顺流而下,以此来弥补这一不足。晋朝依靠一位杰出的造舰专家——王濬(时任龙骧将军,兼梁益诸军事),制造了一艘方形的楼船,有多个船体(可能多达4个船体),每边长600英尺(183米),能容纳2000人。在这艘大型楼船上,塔楼四周甚至可以允许战马通行。其船头上装饰着鸟和动物的图案,以“震慑河神”。值得一提的是,晋军的战船都是在巴蜀地区建造的,造船的时候,一些废弃的木料顺流而下,向吴国发出了警告。吴国为对付晋朝战船,在下游布置了大量铁链和铁桩。但是,这艘漂浮在长江上的堡垒,在推进中得到了有人驾驶的筏子的帮助——筏子承受了水下障碍物的冲击,并破坏了水下障碍物。紧接着,这些筏子(绑有铁链)被点燃,进一步为这艘巨型战船清除了障碍,江面终于畅通无阻了。
《武经总要》中绘制的楼船,它具有独特的开放式结构,桨手只受到舷墙的部分保护,它的进攻性武器是一个平衡式抛石机
由于文献中缺乏其他关于这艘巨舰的描述,我们无法断定它到底是汉代早期的“婚礼蛋糕”式战船,还是汉末的样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584年(开皇四年)隋炀帝下令灭掉陈朝时,使用的楼船是后一样式。隋军建造了一艘五层楼高的单体船,这种楼船的一个特征是一组奇怪的“攻击武器”(见下文)。934年的记载中也出现了多层甲板和塔楼的楼船。1048年(辽重熙十七年、北宋庆历八年),辽朝建造的战船可以在甲板下载马,在甲板上载人,还可以在黄河沿岸作为登陆艇使用。最后,在1170年(南宋乾道六年),一位长江上的旅行者观看了有700艘战船参与的水战演习,每艘战船大约有100英尺(30.5米)长,船上高耸着堡垒和塔楼,旗帜高高飘扬,鼓声震天,它们甚至可以在逆流中快速行驶。
我们将在后面的部分讨论上述中国战船所用武器装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每种武器的大类别中仍然有许多不同的小样式存在。在中国,有些海上战船仅仅是运输船的改装版,但它们仍然可以在公海而非河流和沿海水域进行战斗。另外,有种说法是中国早期海船多为明轮船(这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船),但由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些早期船只的具体动力是什么,因而这种说法存有疑问。
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战船与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在长江入海口发生海战。一位英军指挥官记录并叙述这一事件时,他注意到,英军使用的是最新设计的由蒸汽驱动的明轮船,而中国的战船也是明轮船,但是动力是由人力提供的。他颇有些自负地总结道:“他们(清军)收到了有关我们的蒸汽船或明轮战舰拥有强大力量的报告,这肯定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些报告都指出,当面对西方先进技术时,中国正努力朝着近代化转变。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国人已经使用明轮战船长达数百年之久了。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英国人才是模仿者,他们在18世纪中叶才把蒸汽动力简单地应用到明轮舰船的设计上。
甚至在春秋时期之前,中国的文学著作中就暗示了明轮船的存在。以下是关于这些船只的描述:它们可以在“没有风的帮助下”航行相当长的距离,而且“推动船只前进的人都在船的内部”。结果他们的敌人看到这些船只没有桨和桨手,便断定它们是被幽灵操纵的。在418年发生的一场战斗中,战船“显然是靠自己”驶离停泊处的。一个半世纪后,我们读到了“脚船”这个词,这进一步说明了人力是如何转化为船只动力的。这个问题在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被进一步阐明,当时“李高总是渴望制造一些巧妙的机器,他建造的水师舰艇,每艘船都有两个轮子附在船的两侧,并通过所谓‘踏机’由人力驱动。那些船行驶起来像风一样快,激起波浪,就好像扬起了风帆一样”。
然而,通过“踏机”这个词,我们就应该放弃这个臆想了,即中国人使用一些囚犯在某个巨大的轮子里不断行走。实际上,驱动这些明轮战船的所谓“踏机”是一种更小的设备,踏板安装在一根由外向内呈放射状伸出的轮轴上,一个或一队人踩在上面工作,原理与假日海边的游乐脚踏船(被称为“pedalo”)类似。由于所有的中文文献都对明轮战船所能达到的超高速度进行了说明,因此它们也很有可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齿轮传动。
图中是一艘四轮的明轮战船,其侧舷的舷墙上绘有虎头的图案。这些舷墙可以放下来当作跳帮登船的跳板
到了南宋时期,明轮战船才真正成了一种主力装备。当时,宋朝面临着金朝南下的威胁,长江就成了它的“长城”。事实上,宋军经常使用明轮战船在长江上巡逻以抵御金军的入侵。1130年(建炎四年),宋军在一次突袭行动中,将明轮战船派往了战场,当时金军正试图撤到长江对岸。1132年(绍兴二年)的一份上呈朝廷的报告指出:“为了保卫辽阔壮丽的万里长江,必须要大力修造战船。”这份报告的作者随后写道,他设计了一艘“飞虎船”,侧面装有四个轮子,每个轮子有八枚叶片,由四个人负责转动,可日行千里。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名叫高轩的发明家制造了一种八轮的明轮战船,并且在战斗中进行了测试。当时它被用来对抗农民起义(杨幺起义),这些“起义军”已经堕落成无情的海盗,他们不断对洞庭湖岸边的居民点发动袭击。事实证明,这艘八轮战船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行驶,速度都很快,也很容易驾驭。它的两边都有木板来保护轮子,这样轮子就看不见了。看到这艘船像一条龙一样自己移动,旁观者认为这是奇迹。更大的船由20个甚至23个轮子驱动,从高轩所作的设计图上看,他最大的明轮船达到了200—300英尺(61—91.5米)长,可以容纳700—800人。不幸的是,一支海盗舰队俘获了两艘搁浅在潮汐河中的八轮船,这项技术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事实上,当时船上搭载着一位重要乘客——高轩自己,他被俘虏了。海盗强迫他为他们干活,不到两个月,他们就造出了比原来更好的明轮船。不久后,海盗舰队利用这艘战船上安装的牵引式抛石机对宋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史书中还提到,南宋军队反过来复制了叛军的大型明轮战船,还在船上安装了货真价实的火器(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用以反攻叛军的战船。
《海防辑要》中一幅关于宋代明轮战船的插图
1135年(绍兴五年),政府军取得了最终胜利。这源于一个奇特的策略,利用了明轮船的设计弱点。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战争英雄之一,岳飞将军利用大量漂浮的杂草和腐烂的木头覆盖了洞庭湖的一条支流的水面,并引诱海盗船朝那里继续前进,以至于他们的桨轮被缠在一起动弹不得。随后,岳飞麾下的将士们涌上船去,赢得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胜利。
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南宋和金国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水战。当时,金军在皇帝的亲自指挥下,试图在采石矶强行渡过长江。宋朝的明轮战船像对付海盗一样投入战斗,迅速绕过金山岛,用牵引式抛石机轰击金军:
我们的舰队就藏在金山岛后面,只等接到信号就冲出来。事先,我们曾派一个骑马的人上山侦察敌情,信号旗就隐藏在他身上。等他发出信号之后,我们的船从小岛后面分左右两边冲了出来。里面的人在踏机上飞快地踩着桨轮,船向前滑行着,就像在水上飞翔一样,但从外面看,一个人也看不见。
金军自己没有船只可以与这些快速机动的战船相比,因而无法对宋军产生威胁,而且金国皇帝还在他的旗舰上被自己的追随者暗杀了。
纵观南宋明轮战船的文献,我们经常能找到关于明轮数为奇数的大型船舶的记载。这意味着其中一个桨轮是安装在船尾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我们假设这种战船极佳的操纵性(这一点经常受到赞赏)源自它左舷和右舷上的桨轮相互独立操作,那么战船就可以在不需要方向舵的情况下进行操纵和转弯。这就为在船尾安装更大的桨轮留下了充足的空间。至于提供动力的人数,据记载,一艘可以搭载1203人的四轮船需要28人,一艘更大但仍然只有四个桨轮的船则需要42人。文献中提到的驱动桨轮的最大人数是200。关于这个数字,有一种可能是这些人是交替操作桨轮的,另外一种可能是类似中国人在19世纪使用的一种机械系统(文献表明,该技术早在宋代就为人所知了),即通过联轴器和偏心器将几根曲轴连接到桨轮上,这样每一个桨轮就可以同时由三组人进行操作了。
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最著名的使用明轮战船的事例发生在1267年至1272年蒙古军队围攻襄阳(今湖北襄樊)的战役中。在这场史诗般的战役中,为对抗蒙古人,南宋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今天,襄阳围城战役为人所知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首次出现了配重式抛石机,但明轮战船的使用同样引人注目。宋军的两位英雄——张顺和张贵率领100艘满载衣物和其他给养的小船,向翘首以盼的襄阳和樊城(与襄阳城隔江相望)运送了紧缺的物资。然而,当他们接近时,蒙古将领阿术率军袭击了他们,张顺当场战死。运送物资的船队等到天黑才返航,但阿术在河岸上焚烧秸秆照明并继续发动进攻,这次张贵也战死了。
同年晚些时候,蒙古人开始利用明轮战船对付襄阳,但作战方式与宋军大不相同。这些战船几乎全都是从南宋守军缴获的,专门用来对付宋军在襄阳和樊城之间搭建的一座浮桥。这些战船被蒙古人锚定在汉江中流,就位于浮桥的旁边,然后利用水流来推动桨轮,从而操纵某种机械锯(与桨轮通过曲轴连接),锯断桥上的木头。
15世纪明朝的一份文献生动地描述了一艘明轮战船接敌时的情况,这种情况或许与宋朝时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大炮出现之前:
甲板室在货舱上方,两处可以通过一条贯通前后的管道进行通信。船的两侧各有一根木制的大梁支撑着舷墙,每个舷墙开口处都罩着长5英尺(1.52米)、宽2英尺(0.61米)的木板。木板下面则配有带固定支点的滑轮,与那些提升、悬挂窗户的滑轮类似。当敌人接近时,船内的人可以从中施放炸药、燃烧弹和长矛。然而,即使船上装备了大量武器,敌人也几乎看不见我们。当敌人的攻势减弱的时候,我们的水手突然向上抬升这些木板,将舷墙舱口完全打开,(舷墙)就像一面盾牌一样,可以阻挡敌人的攻击,与此同时,我们就在舱内为反击做着准备。此外,船的四周还披着生牛皮以保护船员,而船员们可以从里面向外投掷燃烧弹和有毒的烟幕弹,并发射铁尖标枪(可能是由大型攻城弩发射的)和钩强(详见后文)。因此,在我们的猛烈攻击下,敌舰很快就被焚毁了。
中国的明轮战船的确是一种威猛的作战武器。当然,在公海上,它们的使用还是受到极大限制的,但在河流和河口,它们将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只是它们的武器将会不断进化,与早期形制将会有很大的不同。总之,明轮战船还会在后来的朝代中服役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