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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忘记“回报社会”的日本经济伦理
刚才您提到了英国的三个人物，分别是亚当·斯密（1723—1790）、亚当·斯密之前的休谟（1711—1776），还有更之前的笛福（1660—1731）。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出版于1719年，在英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那20年后，休谟写出了《人性论》（1739—1740）。随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这三个人的影响时期分别是18世纪的前叶、中叶和后叶。
最终，英国接受的是《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认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可以为整个社会带来福祉。这和您提出的日本的“商人道义”是不是有所类似？如果两者确有相似，相似到什么程度呢？我个人认为它们在根源上似乎存在差异。
例如，有的社会科学家将现代的人类关系描述为鲁滨逊·克鲁索与星期五之间的关系。鲁滨逊在星期五即将被食人族吃掉时，把他救了下来。鲁滨逊的日记里记载，发生这事的当天正好是星期五，所以才给他取名“星期五”。后来，鲁滨逊教星期五读圣经，说英语。然而，鲁滨逊却全然不向星期五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宗教。星期五更像是一名仆人或奴隶。鲁滨逊在最后宣布自己是小岛的国王，星期五则不被当人对待。鲁滨逊和星期五的关系，是休谟所提倡的现代合理的契约关系吗？大塚久雄先生热切地宣扬《鲁滨逊漂流记》是现代人类关系的典型，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鲁滨逊漂流到的小岛上，而这个小岛被鲁滨逊·克鲁索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和资本。
休谟思想的基础是经验主义，他认为经验的积累可以渐渐形成一种默契。所以在休谟的思想中，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神。因此，亚当·斯密才提出了不以上帝为前提的道德论。不过我想问的是，您对作为默契成立的前提的鲁滨逊·克鲁索思维怎么看？
18世纪的日本，确实存在“商人的道义”。比如京都与笛福同一时期的石田梅岩（1685—1744），他在石门心学中提到了商人道义。在那100年前，更有铃木正三（1579—1655）所著的《万民德用》，其中也提到了跟石田、笛福两人相类似的思想——武士有武士道，手工业者和商人有自己的道义，天子也有作为天子的道义，并指出道都是对等的。那么，“道”到底是什么呢？似乎这跟休谟所说的“默契”并不相同。如果用村上老师的观点来说的话，大概就要有“something great”的存在作为前提——有“天道”，可以降“天谴”。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也就是17世纪到19世纪，“排他的所有权”到底是不是支撑日本经济活动的一个前提。所谓日本人的默契，是指商人要增加自家的财产；武士要经世济民，提升所在藩国的财富。那么，这和自己的财产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个人角度的排他性所有权并不能成为其前提——说白了，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开的——个人拥有的财富是家庭的财富，同时也是藩国的财富。如何增加财富，需要依赖经营者的才干。因此，经营者才干的发挥就变成了“道”，变成了德行。
换句话说，当时并没有产生“增加自己的利益就是增加整体利益”的想法。相反，那是一种利他的思维，与英国以利己为前提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英国，经营其实暗含在财产之中。所有财产是前提，商人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才开展经营。而另一方面，在日本——我们用人和土地这一典型的关系举例——手工业者和商人没有土地，武士也不种地，所以他们不持有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土地这一生产资料。英国是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而日本是经营者没有生产资料。在英国，占有生产资料的处于支配地位；在日本，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负责经营，处于支配地位。换句话说，日本社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分离的。所以，把经营搞好符合“道”的要求。不过这跟您刚才说的似乎又有些差异？
例如，刚才提到了涩泽荣一。他在幕府末期成了一名落魄武士。他出身富农家庭，曾在德川庆喜的弟弟手下做事，还曾经追随主公去过法国，并在法国学习了复式记账法和公司制度。作为一名落魄武士，他希望明治政府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些知识，于是一度供职大藏省（现财务省）。但官场不遇的他，在明治初年便辞官不干了，直到去世也没有再走仕途。那之后，他创立了大约500家企业。但要说他有没有增加自己的财产，答案是没有的。虽然他的确从中获得了报酬，却从来没有做过独占股份之类的事情。曾经有人问涩泽荣一，为什么要自己开银行，办纺织公司，他回答说，因为当时的日本没有银行和纺织企业；现在日本还缺砖厂、缺铁路，所以还要开砖厂，兴造铁路。当时的森村市左卫门（后来建立了“则武”公司）也是一样，他们的工作以振兴国家经济为目标，并非以个人利益为前提才追求集体利益。这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根本无法理解。虽然在解释日本经济发展成功时，伦理会成为一个问题，但这种伦理似乎与您所说的英国式伦理相比，从根源上就存在区别？
这可真是一个难题。确实，我们常拿涩泽荣一和安田善次郎比较。安田善次郎是为了赚大钱才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涩泽荣一却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他曾经参观过法国的博览会，还到法国与瑞士的边境，把能借鉴的东西仔仔细细地记录到笔记本上。后来又开办了很多“日本没有”的产业。从他的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自然地感觉到，他的作为真的不是以敛财为目的，而是认为某种产业有用才开办，是为了国家做贡献。
当然我们很难说涩泽荣一到底有没有占据这些财产的想法。在法国大革命中，洛克等人提出对所有权的绝对保护是近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并主张坚定地维护个人对资产的所有。他们认为，自己赚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这种从所谓的商人的道义中产生的“自己赚的东西归自己所有”的想法，在日本自然也是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情形到底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或者说，这并非所有权的问题，而是经营的问题？伯利和米恩斯在《近代股份公司和私有财产》（1932年北岛中男译，1958年文雅堂书店出版）中提到的“不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支配”的原型虽不是涩泽荣一，但对于这一微妙的问题，总体而言我个人的观点还是持保留态度。
不好意思，我还有没太弄明白的地方。我认为欧洲的所有权思想和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首次去到美洲大陆时，按照自己的默契（convention）形式与当地的印第安人立下了契约。印第安人不会写字，所以在契约书上用画叉号的方式代替签名。契约一旦签订，他们所居住的、谁都可以使用的土地从第二天开始就会变为禁区，一旦进入就会被杀掉。就这样，土地逐渐落入了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手中。
虽然这里的契约或是习惯遵循加藤先生所说的“习惯性智慧”，可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些问题。就其背景而言，由于法律上的默契，或者说由于存在大家都接受的排他性所有权法律制度，所以并不单纯像哈耶克所说的，只要人聚集在一起就会自发地出现秩序，不再需要加以外部的干预。可我们从结论看，还是必须要施加某种干预或管理的。
此外，按照刚才所说的亚当·斯密的主张，只要具备了所谓的基础设施，资本主义就会出现。或者说，只要有了土地和钱，资本主义就能出现。可事实上并非如此？从古至今，有无数拥有土地和金钱的人，他们却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其实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资本家，是进行经营的人。这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我们仔细分析英国的工厂统计数据还有议会资料后就能发现，这是英国经济的实际状态。在当时的英国，很明显，经营活动和所有权并没有割裂开来。马克思虽然关注到了所有权的问题，却没有注意到经营活动的重要性。他所关注的带有排他性所有权性质的东西，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正当收入，不容侵犯。所以，前边提到的英国人在美洲圈地的背景，其实是英国自己的默契，是英国自己的法律制度，跟其他地区的惯例或法律制度并不相同。
而日本的情况诚如您所说，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后，个人赚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例如佃农在地主的土地上种地，向地主交租的情况。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地租或土地使用费的关系。在闹饥荒的时候，地主会像家长一样照顾佃农，类似于一种义父子关系。而对地主义父一般的关照，佃农会报恩。所以这并不是一种契约关系，也并非“所有”，而更像是一种“使用”。其中起作用的也并非排他性的所有权，而是一种另外形式上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伦理。与契约观念并不相同。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明这个道理，但这的确与“由于自己劳动而得到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所以自己劳动中使用的土地就是自己的东西”的想法截然不同。从现在来看，土地其实是暂借给农户而已。如果这种租借关系是长期的，那么从实质上来看可能基本上跟占有了这片土地没有太大区别。乍一看，这和拥有了这片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并无二致，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仅仅把这种关系归结为契约关系，那我们就会漏掉很多细节。
那么具体看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日本式默契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例如，安田善次郎其实也资助了安田讲堂，做慈善。稻盛先生也是这样。这种做法绝不是偶然。这应该是从17世纪开始，日本的“道”的观念发挥作用的结果——刚才提到了，天皇有天子之道，还有武士道、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道、手艺人之道、艺术之道，而且这些道义又是对等的。如果从这一方面分析，英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日本的思想中，也规定了不能因为“这东西是我的，所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无论是环境还是对待自然的态度，日本和英国都存在很大的区别。我认为这一点还没有得到社会科学的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