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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义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
经济的完美运行得益于“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不需要外界的“伦理”，这正是经济的本质。这种理解是经济伦理的一种典型解释，可想弄清这到底是不是亚当·斯密本人的立场，也就是说，这到底是不是亚当·斯密解释论的观点，就又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人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的修订版中，补充解释说自己并不赞成完全放手，听任看不见的手操控。可是，他的本意到底是“放手后市场就能完美运转”，或是说“市场的控制需要条件，必须要达成这一条件”，或是说“即便是具备了这个条件，也得准备措施预防市场的混乱”呢？大家对他的解读没有达成共识。此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了市场竞争得以成立的三项国家职能——它们都是经济伦理的根本问题。
第一是抵御外部威胁的军事保障能力。第二是司法制度的确立及法制观念的普及。第三是邮局、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存在。我认为，从字面的意思看，亚当·斯密主张只要具备这三方面的条件，看不见的手就可以良好地发挥作用。20世纪初的“哈耶克论战”再次把这个问题推上了讨论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当时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对那些近代经济学者中提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主张“要正确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市场经济中确立正确的市场干预”观点的人进行了批判。
哈耶克出版的书数量惊人，结果每本书说的都是同样的内容——德语里叫“naturwüchsige Ordnung”，也就是“自发秩序”。“Naturwüchsige”一词指的是，如果往庭院里撒上水，杂草就会慢慢地长出来，有一种“自然”的感觉。而“wüchsige”的意思是植物茂盛。所以，“naturwüchsige”这个词的由来就是具有生物活力的自然观。不过他使用这个词所要表达的本意应该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休谟的“默契”（convention）。“自发秩序”一词，可以让我们想到人类在制定法律时，不能拍脑袋决策。一定有一种原生的秩序存在，一直发挥着社会法则的作用。当我们人为地制定法律法规时，也要遵从这样的法则。此外，在经济方面，我们无法一一概括每个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自主活动，也无法对他们的活动进行预言。哈耶克的主张大致可以总结为：无数个人会做出无数个自己的判断，例如价格的平衡，通过概括这些个体的判断，可以形成对社会总体的大致判断；但若想对价格的平衡进行人为干预，把价格平衡限定在某个等级，注定会遭遇失败。
也就是说，通过分析自发秩序能够发现，只有分散性的处理才能成就经济的合理性，而统一性的处理则无法实现这一目的。虽然结果上会呈现出和谐的状态，可是人们并不能对其进行事先的设计和干预。哈耶克将“统一性处理”描述为笛卡尔合理性。他指出，所有试图站在阿基米德一样高度俯视整个社会，进而使用某种方式试图控制社会的做法都将失败。哈耶克对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极为严苛的批判，这就是“计划经济论战”。
这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是十分有趣的。原本亚当·斯密“无形的手”的想法之所以对欧洲文化产生冲击，是因为从整体来看，个别的、偶然的事物都并非偶然，而是必然。此外，个别的“不道德”，从整体来看其实是符合道德的。每个人都信奉个人主义的同时，世界整体的公共利益却得以发挥，这体现了两件对立事物的统一一面。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成就了公共利益，也就是个人（private）与公共（public）的关系。还有一点，个别的、偶然的事物即为整体的必然——这种个别偶然事物在整体具有必然性的观点，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自然法则的描述里是看不到的。18世纪、19世纪，当康德接受了统计学思维的影响，回顾自己思想历程的时候，他结合着宇宙整体的法则、牛顿力学法则等理论体系思考整个宇宙的历史，发现个别的、偶然的东西在整体中蕴含着必然性。我们可以在他晚年关于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的著作中看到这一融合了统计学理论的观点。
同时，英国彗星研究专家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和阿巴斯诺特（John Arbuthnot，1667—1735）也应用人口统计学提出了个别偶然的事物在整体中蕴含着必然性的观点。后来，这一观点传入了德国。黑格尔认为，这种类型的合理性是历史观念的理性，所以应该用历史的思维去思考。与此相对，马克思则认为，黑格尔所认为的合理性必定存在瑕疵。马克思的观点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必须要运用计划性的措施予以应对。对此，哈耶克主张，马克思所说的计划性之所以无法成立，原因要归结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信息结构身上。
所以，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二是如果“看不见的手”失控，是应该想方设法对它进行制约，还是说，本身就应该将其看作是市场经济作用体制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