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问题”与社会活动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

第四点，我想说说社会活动和心的问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活动由人的交流构成。然而在最近的50年时间里，人际交流的形式产生了很大变化。互联网等新交流手段的诞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交流的方式。在这之前，人类的交流依托于语言。人们说话时，不仅有语言行为，还可以通过观察对方的表情、嘴型以及态度等非语言行为，获得语言之外的信息。

从生物学角度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当我们感觉到味道时，其实味觉的作用只占到30%。除了味觉，我们还通过气味、食物的形状和颜色、触感等各个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判断，得出东西“好吃”的结论。与此相同，我们在社会活动的人际交往中，自然也不能只关注语言，必须综合各种各样的信息，才能实现真正的交流。而且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这种信息传递的方法已经被写进了遗传基因里。我们很难弄明白心的问题到底是怎样融入基因里的，不过我们可以举一个代谢综合征的例子来帮助理解。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饮食充足的时代，结果各种各样的病症逐渐出现。这是由于在动物漫长的进化史中，多数时期的食物并不充足，所以身体对饥饿的应对机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种进化也被记录在遗传基因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人们可以获得充足的食粮，他们的身体里积累了大量的能量。

然而我们的身体并不善于应对长时间持续摄入的大量食物，充足的食物导致了多种疾病。虽然我们的身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御饥饿，却不擅长应对“吃撑”的情况。这正是饮食充足后，代谢疾病不断增多的原因——我们身体的机能反映出基因进化过程中需要对抗的种种问题。

同样的，人脑的机能也是如此。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人脑已经产生了应对人际交流的需求。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交流方式出现，大脑便无从应对。我们应当从生物学的角度考虑，人类正确的交流方式到底是什么。

除此之外，我们的社会制度本身的变化里也存在问题。在从前，仅有一对夫妇和小孩生活在一起的小家庭极为罕见，而成群、成村落的集体生活形式，对人类来说才更为安全。当时对小孩的抚养形式，也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背景下的社会活动中成型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的社会制度出现，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也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应对。

在我小的时候，到了夏天，大家会在房子外边摆上长凳，不同家庭的人会聚集到一起，年长的人会带小孩去捉萤火虫——这是一种集体生活。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生物学上的心的问题及其应对方法，被写进了当时的遗传基因中。然而在今天，过去的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改变，自然科学能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就成了重要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的脑科学发展程度尚不足以透彻地理解这个问题，可我们依然可以讨论，与过去相比，现在到底产生了哪些变化。 ZDUg3bqlXZRfnpsZ35SL0TyK1ZC+JMmGqIhxJjuPzSMkRVFH3RepEdE3UW56haC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