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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人丢掉了育儿文化
您刚才谈到了心和遗传基因，我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即“人才的培养”。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大家经常争论到底是“先天”（nature）还是“后天”（nurture）对人成长的影响更大一些。我想问的是，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人”？稻盛和夫先生在最初的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一重要课题。举例来说，我想验证一下学术研究领域的确立是如何依据着眼点的不同形成的？到目前为止，在心理学，特别是临床心理学领域，主要着眼于“人类疾病”（human illness）。人类的消极活动是其主要关注对象，而研究的基干就是研究改善这些消极活动的对策。然而在1998年，马丁·塞利格曼做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以积极心理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健康”（human wellness）上。这一转变通过积极的行动引导人的幸福成长，开启了一个新的范式。此后，在2002年，积极心理学成了受国际社会瞩目的重要研究领域。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便可以思考，迄今为止我们都运用了怎样的方法来促进人的成长，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来开发人的潜力。我们不该像从前那样，先找出人类奇怪的行为，再来研究对策，使人获得成长。我深深地感受到将积极行为归纳为心理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来促进人成长的重要性。正如村上老师说的那样，人在笑的时候，生理节律会大幅增快，让人感到情绪高涨，可以进行积极正面的思考。总之，通过保持积极的精神面貌，可以让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我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回到日本以后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冲击，同时也让我学到很多。最近，我非常关注教育市场中人们更为关注哪些方面的知识，也看了许多统计数据。例如，我在了解到最近两三年日本国内的畅销书后发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多喜欢看指南类（how-to）的书籍和性格分析类的书籍。年轻人有种探求心，想看看自己在一个确定的评价体系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所以这类书卖得很好。不过，欧美的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他们的畅销书里，知识获得的来源与日本不同。在欧美，自我剖析以及身份确立类的书籍较为受欢迎。例如，动机理论、身份确立论等，它们都是构成积极心理学原型的内容。
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些呢？因为当今日本教育的主流是定式定型的——这是一种像模具一样的教育。在这种背景下，想要开展具有创造性思维分析能力、能够提高创新能力的教育相当困难。
每个人都具备不同的潜力。人类正是一种能够在发现潜力、提高潜力的过程中感到喜悦并成长的生物。我担心的是，在日本教育的一线，到底能给予孩子们多少发掘并培养潜力的机会。就如刚才安田先生讲的，我们应该怎样借鉴搞笑节目包袱里所蕴含的积极心理学，让学校教育挖掘学生的潜力呢？我想听一听村上先生的高见。
确实，日本的教育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除此之外，说到压力时，我们会说“积极的压力”和“消极的压力”。然而在日本，消极、负面的压力占了压倒性的多数。我们一提到压力，想到的就是消极负面的压力。我认为，这大概跟医生有关系。因为医生说，人生病是来源于压力，这种压力是消极的压力。可是，既然有消极的压力，就必定会有积极的压力。与其说日本教育的主流是提升人的能力，倒不如说是改正负面的地方，然后培养出“一般”的正常人。
可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又是怎样培育正面意义的“个性”的呢？我想，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在日本迎头追赶发达国家的年代，像之前那样的教育并没有问题。不过在今后，为了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可能需要的是能够发挥人个性的，能够引导出正面、积极的能力的教育。这里的教育不光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
前几天我在法国时，与人讨论了经济伦理的话题。为了解释日本为何能够快速地构建起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我举了一个例子，介绍了涩泽荣一的思想。涩泽荣一写了一本名叫《论语和算盘》的书，其中提到了儒家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撑。虽然有人认为他写的关于儒家的见解很有个人特色，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那其实是对儒家思想极为普通的理解。
可有一点他提得很明确，是关于个人、家庭和国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其实是《大学》里的句子，不是《论语》里的。他明确地持有这样一种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观点，并且明确地反对“对国家做贡献”只是公务员的任务的想法。他多次提到，企业家也要对国家做贡献，并不断主张打破“官尊民卑”的不正之风。
同时，对于自己的员工，他这样想：每名员工都是各自家庭的主人和责任人，所以不能把员工单单看作受雇用的人，他们还承担着维持自己家庭的责任，所以必须保证他们在家里的体面。其实这并非是涩泽荣一个人的想法。这个想法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企业家群体中非常普遍。员工并不只是员工，还是家长。
可是放在现今的日本，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工作，所以渐渐地，我们不能再说男性员工们是“一家之主”。曾经的年功序列制是一种比较利于抚养小孩的报酬体系，可到现在，这一体系已经接近崩溃。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家庭的伦理也有不够明确的地方。纵观世界范围内经济形势变化剧烈的国家，在培养小孩的模式上，既有一成不变的，也有不断变化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小孩的培养较为固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从前日本的育儿方式是军国主义产生的原因。日本人以此为契机，开始认为自己从前的育儿方式并不正确，并逐渐开始产生对日本传统的强烈否定倾向。对日本传统的自我否定，甚至连对小孩的培养方式都要否定的声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
说到日本的育儿文化，从江户时代开始，一直遵循的是贝原益轩的《养生训》等。后来又开始编纂面向女孩的修身教科书，开启了用教科书培养小孩的尝试。最初编写女子修身教育教科书的人叫中岛力造。他曾在美国的布朗大学学习。在大正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中岛力造曾在一次关于日本文化特质的讲演中提到，“日本文化中最错误的一点就是男尊女卑”，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进行了批判。所以他编写的育儿书，是旧有的封建型、强调孝顺父母的家庭观与现代化的家庭观彼此妥协折中的产品，绝不是教授传统伦理的“女版”《大学》。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女校里，有了“中岛力造”式的女子修身教科书，总算是形成了有书本可依的育儿方法。然而在“二战”后，没有人再为这种育儿方法写东西。一般来说，在大多数文化中，育儿法并不依赖文本，只要有双亲的教育就足够了。可是在日本，失去了书本的育儿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家庭的分崩离析。从心理学来看，家庭破裂有着典型的原因，比如低收入或父子反目。家庭破裂有典型的“套路”，而且跟这些典型案例相符的违法乱纪的事例，从比例上看也相当高。然而，在一些“典型”的破裂家庭中，还会发生一些“非典型”的案例，而且它们的发生原因跟收入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困难与问题也毫不相干。我认为，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其原因在于育儿文化在某个环节的缺失。
在当代日本伦理的背景下，就育儿方法的文化方面，也就是《论语》所说的“齐家”的方面，我们既要思考应该编写怎样的教科书，思考父母在培育小孩的时候需要向小孩传递怎样的信息，也必须告诉小孩什么事情不能做。就拿刚才安田先生说到的那个小孩举例，后来我问了自己家的小孩，据说有的父母在把一整天的伙食费给小孩后就不管了。双亲和小孩之间完全没有交流，兄弟之间也是，哥哥就是哥哥，弟弟就是弟弟，自己只管买自己的东西吃。虽然说这也是一种“家庭”，但家人之间已经没有了精神上的联结，这种家庭产生的问题实际跟收入等问题没有关系。所以我认为，目前育儿方法的文化，也就是“齐家”，是当今日本文化里一个不得不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