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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有言：“文以载道。”道不变也，而见道之识，随世界之进化而屡变，则载道之言，与夫载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随之而变。譬之于人，自少而壮，其服食，其语言，其执业，无不随之而变也。自唐以来，有所谓古文专集，繁矣。拔其尤而为纂录，评选之本，亦不鲜。自今日观之，其所谓体格，所谓义法，纠缠束缚，徒便摹拟，而不适于发挥新思想之用。其所载之道，亦不免有迂谬窒塞，贻读者以麻木脑筋、风痹手足之效者焉。先入为主，流弊何已！方今科举易八股为策论，乡曲士流，皆将抱古文选本为简练揣摩之计。前者之弊，复何异八股乎？不揣固陋，搴当世名士著译之文，汇为一册，而先哲所作，于新义无忤者，亦间录焉。读者寻其义而知世界风会之所趋，玩其文而知有曲折如意应变无方之效用，以无为三家村夫子之头巾气所范围，则选者之所厚望焉。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 选者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