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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略》《汉志》有九流十家皆出于王官之说。其说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义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寥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胡适之先生驳之，说见所著《中国古代哲学史·附录》。其论甚公直，而或者不尽揣得其情。谓之公直者，出于王官之说实不可通，谓之不尽揣得其情者，盖诸子之出实有一个物质的凭借，以为此物质的凭借即是王官者误，若忽略此凭借，亦不能贯彻也。百家之说皆由于才智之士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当一个特殊的时代凭借一种特殊的职业而生。现在先列为一表，然后择要疏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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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一、列子虽存书，然伪作，其人不可考，故不录入。
二、一切为东汉后人所伪托之子家不录入。
三、《吕氏春秋》之众多作者皆不可考，且是类书之体，非一家之言，故不列入。
就上表看，虽不全不尽，然地方时代职业三事之与流派有相关系处，已颇明显，现在更分论之。
一、所谓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儒者以孔子为准，而孔子之为“教书匠”在《论语》中甚明显：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子曰：弟子，入则教，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诚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上文不过举几个例，其实一部《论语》三分之二是教学生如何治学，如何修身，如何从政的。孔子诚然不是一个启蒙先生，但他既不是大夫，又不是众民，开门受徒，东西南北，总要有一个生业。不为匏瓜，则只有学生的束脩；季孟齐景卫灵之“秋风”，是他可资以免于“系而不食”者。不特孔子如此，即他的门弟子，除去那些做了官的以外，也有很多这样。
《史记·儒林传》叙：“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这样进则仕，退则教的生活，既是儒者职业之所托，又是孔子成大名之所由。
盖一群门弟子到处教人，即无异于到处宣传。儒者之仕宦实不达，在魏文侯以外没有听说大得意过，然而教书的成绩却极大。诗书礼乐春秋本非儒者之专有物，而以他们到处教人的缘故，弄成孔子删述六经啦。
二、墨为儒者之反动，其一部分之职业与儒者同，其另一部分则各有其职业。按：墨为儒者之反动一说，待后详论之。墨与儒者同类而异宗，也在那里上说世主，下授门徒。但墨家是比儒者更有组织的，而又能吸收士大夫以下之平民。既是一种宗教的组织，则应有以墨为业者，而一般信徒各从其业。故儒纵横刑名兵法皆以职业名，墨家独以人名。
三、纵横刑法皆是一种职业，正所谓不辩自明者。
四、史官之职，可成就些多识前言往行，深明世故精微之人。一因当时高文典册多在官府，业史官者可以看到；二因他们为朝廷作记录，很可了澈些世事。所以把世故人情看得最深刻的老聃出于史官，本是一件自然的事。
五、若一切不同的政论者，大多数是学治者之言，因其国别而异趋向。在上列的表内管晏关老申商韩非之列中，管晏商君都不会自己做书的，即申不害也未必能自己著书，这都是其国后学从事于学政治者所托的。至于刑名之学，出于三晋郑乡官术，更是一种职业的学问，尤不待说了。
六、所有一切名家辩士，虽然有些曾做到了卿相的，但大都是些诸侯所养的宾客，看重了便是大宾，看轻了便同于“优倡所蓄”。这是一群大闲人，专以口辩博生活的。有这样的职业，才成就这些辩士的创作；魏齐之廷，此风尤盛。
综括前论，无论有组织的儒墨显学，或一切自成一家的方术论者，其思想之趋向多由其职业之支配。其成家之号，除墨者之称外，如纵横名法等等，皆与其职业有不少关系。今略变《汉志》出于王官之语，或即觉其可通。若九流之分，本西汉中年现象，不可以论战国子家，是可以不待说而明白的。
故《七略》《汉志》此说，其辞虽非，其意则似无谓而有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