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分工深度呈同方向变动，越来越细的分工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所谓的产业结构就是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按生产函数所规定的一定技术要求构成的比例关系
。经常使用的分类标准主要有生产要素分类法、两大部类分类法、农轻重分类法、三次产业分类法、国家标准分类法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法
。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了三次产业分类法。三次产业分类法，就是把全部的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属性是其生产物取自于自然，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则是加工取自于自然的生产物，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供应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被解释为繁衍于有形物质财富生产上的无形财富的生产部门，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地产、公共设施、科教文卫等等。 显然，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都属于第三产业。
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而变化。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技术水平低，其产业结构也必然处于较低层次。随着技术进步，当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这一过程及趋势即为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从来都是与其如何划分共同受到学者的关注。费希尔（1935）首次提出了“三次产业”的概念，确立了对现代产业结构理论影响的三次产业分类法，他将产业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需求结构极大地倾向于食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非常艰难；第二阶段以纺织、钢铁等制造业为主，农业劳动力不仅转向制造业，而且转向服务业；第三阶段制造业逐渐失去主体地位，服务业日渐重要起来。
但若追溯产业结构升级趋势的关注人莫过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人威廉·配第，他在《政治算数》（1672）这部名著中比较了英国农民收入和船员的收入，发现后者是前者的4倍；他还发现荷兰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其他欧洲国家要高。据此，他得出结论：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入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这一发现被称为配第定理。配第定理揭示了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配第未能看到结构变动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内在关联。
克拉克（1940）通过开创性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结构变动的内在关联，继承和发展了费希尔的产业演进理论，重新演绎了配第定理。其结论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原因在于各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这一规律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GNP之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41）在克拉克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入手，对伴随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一是基于产品的需求特性所引起的低收入弹性，第一、二次产业之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性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降低都必然引起农业劳动力相对比重的下降；二是不仅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亦在不断扩大工业市场，整个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的演变都导致了工业的高收入弹性，使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原有工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行业的扩张和增加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使得劳动力的相对比重趋于稳定；三是“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加之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资本容易进入，产业内部竞争激烈，使“服务”这一商品相对于工业品在价格上处于劣势，服务部门劳动力相对比重上升，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微升。
李斯特（1841）认为城市化源自农业的耕地限制和人口的压力所迫使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他将产业结构演进分为原始未开化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等五个时期。在农业时期，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土地面积不能同样迅速增长，以至于新增加的人口为了追求工作不得不全部投入农业生产，结果每个生产者所耕种的土地不断减少，同时消耗了国家的全部农产品余额，这样就出现了农业的残缺状态，从而迫使农业时期演进到农工业时期，这个阶段的工业吸收了剩余劳动力。继而工业的扩张伴随着运输工具的改进和人口的增长，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进入农工商业时期。
霍夫曼（1931）根据近2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规律进行了经验研究，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比率或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
钱纳里（1970）总结了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他根据人均实际GDP将一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工业化阶段、工业化进行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三大阶段，或称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可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发达经济阶段又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具体共表现为六小阶段： 一是不发达经济阶段。产业结构是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主，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体系。二是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开始过渡。工业产品中则以食品、烟草、采掘、建材等初级产品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三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产业发展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向重工业，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体系中，同时第三产业开始迅速发展。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是支持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四是工业化高级阶段。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高速增长，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第三产业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产业，如金融、信息、广告、公用事业等。五是发达经济阶段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内部结构由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换，该时期的特征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六是发达经济阶段的高级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始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并占主导地位。
于泽等（2014）指出一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通过构建综合上述两类影响因素的产业结构转型模型及对模型的校准和模拟，发现需求方面的收入增长和供给方面的资本深化两个因素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较大，而技术进步率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保持一定的投资速度，从而稳定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深化资本劳动比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同时，为了在未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进一步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率
。
武晓霞（2014）利用省域数据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并对省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显示投资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不显著，并非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外贸规模、个人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虽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但贡献较小；技术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贡献较大
。
刘伟等（2015）指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伴随着转轨进程发生的，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在新的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将替代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具体表现为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将高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超过第二产业并且开始迅速提升，并由此带动就业结构的升级。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三产业仍然会保持较快的发展，而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在出现回落后则不会再回到原先的速度，由此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趋势，也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应根据这一发展调整和改善我们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
汪伟等（2015）指出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两大挑战。通过构建多维产业升级指标并运用中国1993—2013年的分省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引起产业结构转变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不仅促进了中国第一、二、三产业间结构的优化，还推动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内部技术结构的优化。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增加消费需求、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倒逼”企业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是对立的，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为正，中国应当顺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做好顶层设计，并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诱发作用，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
李月金（2016）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加快了其产业的融合，而产业融合则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
张楠（2016）以包头市为例，指出西北工业城市地理位置独特，交通条件欠发达，工业规模大，但是产品在市场中竞争力不强，通过分析产业构成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影响因素寻求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西北工业城市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方法
。
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党和国家就首先着手解决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包括：坚持把农业放在重要地位，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为突破口推进农村全面改革；调整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同时，主动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重工业的发展要考虑轻工业和市场的需要；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并把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作为进一步调整经济的中心环节。
党的六届人大四次会议（1986）审议通过“七五”计划，提出“在继续保持农业全面增长，促进轻工业和重工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适当控制一般加工工业发展，把交通运输和通讯邮电发展放在优先地位，大力发展建筑业，加快第三产业。”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1990）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渐走向现代化。为此，一要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二要加强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工业和基本设施的建设。三要使加工工业的发展重点立足于现有基础，积极进行改组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降低物质消耗。四要突出发展电子工业，使之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带头产业。五要积极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六要增强国防意识，加强国防建设。
党的十六大（2002）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2007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再度为服务业发展政策松绑，提出了要科学调整服务业发展布局、优化服务业结构、完善服务业功能、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提高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和加大服务业投入等目标，提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党的十七大（2007）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党的十八大（2012）提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新型城市化不是仅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的改变，而是包含城市对人群的适应性，是否能够做到结构性的质的转变，摈弃传统城市化的脆弱。如果要适应形势，优化第三产业结构是经济快速增长和赢得长远发展的必然之路。
党的十九大（2017）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由此“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