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

我国人口总量巨大是基本国情。据测算，在未来的2020年到2040年，我国将遇到人口三大高峰：大约在2020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2030年，总人口将达到最高峰；204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最高峰。人口及就业问题的压力，使得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增大 。除却人口，翟振武等（2000）认为我国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决定了我们必须创新工业发展思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

党的十六大（2002）明确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科学发展观，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新型工业化道路将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是缓解并最终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城市化道路与经济发展方式密不可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

吕政（2003）认为新型工业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新型工业化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二是工业领域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三是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广义的除具备上述三层含义外，还要突出解决制度、机制、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 。

李义平（2002）认为新型工业化是城市化、市场化的有机结合 。

相比传统工业化，江小涓（2002）认为新型工业化的“新”字，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以往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和我国过去的工业化道路而言的。和国际国内以往的工业化相比，“新”字一是体现在我们是在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时代推进工业化；二是体现在现在我们是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三是体现在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重；四是体现在工业发展要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这两个重要方面。因此，新型工业化特别强调要使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处理好资金密集产业与劳动密集产业的关系 。

安筱鹏等（2005）认为未来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将呈现多种新的特征，如多元叠加的工业化、规模史无前例的工业化、高效率的工业化、结构优化的工业化、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业化、全球化背景的工业化、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的工业化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背景下的工业化 。

所以，从内涵上来说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充分运用最新科学技术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工业化，是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工业化，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工业化，是能够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 。

党的十八大报告（2012）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将新型城市化明确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表明新型城市化建设开始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

快速的城市化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边界的延伸，毫无疑问城市基础设施、通讯、医疗保健、教育、文化、旅游、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需求会激增。相比于传统城市化，新型城市化的“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人口增长、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 。从规模、空间、速度上推进的城市化发展步伐，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内涵更具中国特色，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追求结构合理、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城镇发展过程，从而实现经济、人文、社会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喻新安（2013）认为要使新型城镇化“名至实归”，应进一步探究新型城镇化的真谛是什么。在他看来新型城镇化的真谛，是人的无差别发展。这是新型城镇化最本质、最核心、最关键的东西。一方面，城镇的一切应当围绕人来展开，要树立牢固的人本思想，创造良好的人本环境，倡导“创新、和谐、公平、自由”，形成良好的人本气氛，使城镇具有人情味，产生良好的为人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这里的“人”，泛指所有人，包括过去的“城里人”、新转入城里的人和还在农村生活的人，要能够促进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的福祉，不能为了城市的扩容，而付出太过昂贵的社会成本 。

姚士谋等（2014）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应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中有关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有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和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的三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

吕丹等（2014）认为在内涵不断丰富的前提下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是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建设等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和生态内涵以及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和发展式的评价，提出了更加完整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

赵永平等（2014）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11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除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得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时间维度上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格局，同时新型城镇化水平增长率存在阶段性波动的结论。探讨了新型城镇化的市场、内部、外部和政府机制 。

任远（2014）认为新型城镇化要求实现人的城镇化，具体体现一是城镇化要重视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避免城镇化过程中移民群体难以融入城市带来的人的排斥和隔离；二是人的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城镇化不是为了片面追求GDP的提高，而是首先保证城镇化不能带来对部分群体利益的损害，将社会群体需求的满足、人民福利的提升作为城镇化的目标；三是人的发展和参与构成城镇化的真正动力，城镇化不应看作地产扩张和楼宇建设所驱动的经济过程，应重视提升人的发展能力，重视更为平等和积极的经济参与和社会投入 。

曹俊杰等（2014）指出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虽然已初步形成互动发展的新格局，但还存在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同步、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与市场主导的城镇化矛盾以及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非持续、不协调等突出问题，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应采取积极对策尽快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

熊湘辉等（2015）通过测度2004—2013年新型城镇化7个相关指标，结合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建立了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同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3个方面设定指标来测度中国2004—2013年31个省份金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得出了中国城镇化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区域差距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是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应通过加大金融机构对城镇化建设中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城乡一体化产业融合资金支持，改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服务水平等途径，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 。

马卫等（2015）从经济、社会、生态、城乡和城市现代等方面，构建中国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2—2011年中国31个省份进行测评，并运用空间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考查了中国新型城市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收敛性，得出了全国新型城市化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整体水平差异较大，在空间格局上，各省域新型城市化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地域总体格局呈现三级梯度分布的趋势等结论，提出要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 。

邵卫霞（2017）认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同步发展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工业、农业的进步，还要将城乡实际结合，形成一套城乡吻合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渐渐缩小二元经济及城乡差距 。

蔡继明（2017）认为城市化率是一个全国性的概念，特大和超大城市不能仅仅满足于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应根据其资源禀赋继续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为全国新型城市化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特别是加快农民工和“镇民”的市民化是“十三五”期间乃至未来20～30年中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

陈潇潇（2017）指出在江苏省和全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同步、城镇化速度与产业结构演进不协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恶化、城镇化与农村建设滞后等矛盾，阻碍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妨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应该树立新型城市化理念和思路，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发展集约化和生态化模式，增强多元的城镇功能，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

刘耀彬等（2016）从经济、社会、城市功能、生态环境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将城市化率、环境污染、收入差距分为3种情况构建情景模拟模型，并通过中、长期的评价分析提出发展重点，认为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是健康城市化必要之路，每个时期都应首先将重点放在收入差距缩小上，其次兼顾城市化率提升与环境改善，将生态建设与城市规划发展融合起来，做到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协调和共享的理念 。

俞云峰等（2017）指出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化带动城市的产业更新、人口与空间优化，是新型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来源，要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发挥新型工业化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动力机制作用 。

韩博（2018）指出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社会服务的工业化建筑日渐增多，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工业化除了影响建筑生产之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应保证利用最新最佳的技术进行工业化的设计带动新型城市化 。 naJcaEDkzs242DD+p3PBW82HaFlRooWaSqob0kGM72nKtTBFU+6VUiz1gj/sza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