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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游牧帝国的空间维度，还是游牧帝国的时间维度，都无法变成静态的、不变的、确定的模式。初步提出的一个看法是，因资源而突然出现和消失的民众的移动性具有特殊的政治起因，也就是说，再疆域化和扩张主义者驱动着游牧政权。草原首领常常在一种浓厚的政治氛围中行动，在这当中，他们需要将其民众聚拢在一起，形成联盟，组织防御，并维持他们的资源。将流动性设想为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现象，使我们能够集矢于欧亚大陆两端表现出来的在本质上是内陆亚洲世界政治秩序诸多“再生产”的一种副产品的“蛮族入侵”的影响之上。在眼下，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但梯加特、阿尔泰姆（Altheim）以及曼辰—海尔芬（Maenchen-Helfen）等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了其中的对应关系与联系性，认为应该以另一种观点来看待中亚“匈人”（Hunnic）出现的时期。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匈奴身份的老问题进行重新讨论，而是说，我们应该将开封与拜占庭之间的空间看成是一体，在这当中，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被创造出来并彼此争夺，而这一过程的影响波及所有边疆地区。
仅仅关注特定边疆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理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中原和欧洲产生影响的内亚世界发出的力量与激情的解决方案。汉朝灭亡之后的权力真空无法靠自身来解释游牧世界的政治复苏。通过这种视角所展现的可能性是十分明显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欧洲，对中亚、中国北部以及东罗马帝国的综合研究是理解新世界形成的关键。
其次，内亚政权与定居国家的互动无法被假定为是内亚帝国形成的唯一或者主要因素，而更应是内陆亚洲世界内部利用更为成熟的政治手段制造的结果。内亚民众及其创建的帝国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涉及诸多因素：将更多族群合并到一个单一的政治伞之下的更大能力，从多个来源获取资源的更大能力，以及最终更为成功地努力发展出后来成为内亚政治文化主题的国家机制。虽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我们可以假设，中国北方的拓跋魏（北魏）政权的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将外域宗教融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中，一种特定程度的城市化，以及混合行政结构的发展。主流学术界将北魏的这些和其他方面归因于“汉化”过程，我们在其他内亚政权中可以发现类似的发展，比如契丹人和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抛弃静态模式，趋向一种动态历史，以追踪在“草原民众”当中广泛共享的一种政治文化的演进过程，并对其语境与偶然性加以特别关注，这是必要的前提，在这基础上的“草原视角”将能够提供一种分析欧亚大陆历史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