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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与共同演进命题的关键评价为选择路径提供了机会，只有在找到我们可资利用的证据，而不是通过抽象的模式时，我们才能找到有效的确证，也才具有历史的稳定性。基于对资料的广泛阅读，我将试图通过集矢于三个方面——背景、常量和过程——的方式，对帝国形成的问题进行重构。背景指涉的是历史文本中描述的特殊环境。周期性发生的方面，或称“常量”指涉的是游牧帝国形成过程中常常重复出现的事情，这里指扩张、替代和混杂。过程指涉的主要是采用政治工具来面对或克服突发性的历史状况，但也能指涉共享的价值、决策制定模式以及与其他社会的互动，并且可以更宽泛地包括军事化与最高统治权。这三个方面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不同帝国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在其时空当中历史性地进行观察。
在一个帝国的起源中，“背景”指涉的是转变既有政治秩序并创建一个新政治秩序的事件的序列。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正是在这些转变中，新的领袖应运而生，新的政体甚至帝国被创建出来，并被看成为是游牧生命自然周期的组成部分。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称之为“亚洲的脉搏”（the pulse of Asia），所指的是内陆亚洲世界内部气候和人类的互动，这常常被看成是游牧大历史的一种恰当比喻。正如上文所述，周期性模式将注意力从对草原政权形成而言至关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机制中转移出来。游牧民与农耕民之间关系的背景化意味着需要将历史放入讨论当中。模式可能无法避免，但也不应被人为限制，而且为了使分析更为有效，必须考虑到历史的多样性。中国北部边疆沿线的“帝国”所采取的策略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差别，不仅仅是因为中原学会了如何对付游牧力量，或者因为游牧力量学会了如何跟中原打交道，而是因为环境、对象和手段都产生了差异。新的政治机构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基础上创立或运作的。因此，将“偶然性”作为一种动摇关于游牧力量的周期性、重复性或“固有”观念的方式，有助于我们以游牧力量政治生命的视角来看待他们在历史文献中出现或消失的情况 [1] 。
如果我们以匈奴、鲜卑和突厥帝国（或任何其他游牧大国）的萌芽阶段为例的话，我们就会面对全然不同的情况。在公元前215年，史籍记载得很清楚，匈奴正在面临人数上具有压倒性的秦军进攻，秦军后面还跟着派往新土地垦殖的移民。正是扩张主义者推动了一个统一和广泛军事化的中原政权的形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消除潜在威胁的渴望刺激的，但更可能是在重新安置那些解甲归田的军人的压力下，继续去蚕食游牧地区。恰恰相反，鲜卑的出现以及北魏王朝的建立则是在汉朝瓦解之后，三国时期中央权威消减，中国北部建立起“蛮族”政权。东北部的力量大体统一了中国北部地区，并开始了一个文化和政治上自我杂糅的过程，这与匈奴的情况又全然不同。突厥人同样展现了一幅不同的图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在突厥获得权力不久，柔然和短命的西魏政权（535—556年）通过一个复杂的政治联盟网络控制着政治空间。突厥在政治网络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充分利用了有利形势，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
当然，汉文史料中的事实可能被误写或误导，但可能没有真正关注的总体面貌则无疑表明了难以进行比较的政治场景。对于某一游牧帝国崛起的偶然性的刻意强调将有助于阐明关于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化或“汉化”，不管其是弱是强。正是“中原王朝”（Chinese dynasties）为游牧国家形成提供了最后一支催化剂，进而将游牧世界内部的发展贬低为对于恐慌的某种附带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关于与中原有意思的外交关系（突厥跟西魏王朝互换使者）的假设这件事本身就促使汉人（或为伪汉人）王朝在突厥的政治起源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显然超出了证据本身的重要性。中原王朝官方正史中的相关章节表明，6世纪早期柔然王国内部的政治危机以及与游牧的铁勒部的争斗是突厥崛起的直接诱因。
对于西汉与匈奴冲突的粗略探析表明，不管是与中原相关的军事还是外交机构的发展，都无法跟作为整体的草原地区发生的政治事件割裂开来。汉朝边疆战略建立在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结构的原则和观念基础上。一旦汉朝初期试图摧毁匈奴的尝试失败之后，就不得不采取外交手段避免作为一个统一政权的中原王朝分崩离析。自从维系帝国统一成为中原统治者的主要目标之后，就不得不接受下面的现实：（1）首次长期（甚至可能永远）维持一支在游牧军队面前不堪一击的中原常备军；（2）北部政治与军事的统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进而可以将中原看成是一个具有同等地位的帝国；（3）汉朝不得不处理内部纷争，而诸侯王则不断作乱，这限制了对外政策的选择。正如我们所知，这种状态迫使汉朝后撤，并依靠外交手段，接受了一种明显低下和蒙受耻辱的“纳贡”地位。然而，正是在长城的另一侧，匈奴在进行真正的扩张，达到了统一全部“控弦”之民的程度。在数年游牧内战使诸多敌人被征服、臣服或者溃逃，并进行前所未有的领土扩张之后，帝国创建者冒顿的权力日渐巩固 [2] 。
匈奴帝国的例子，在我看来是独一无二的，它在某个方面是具有范例性的，换句话说，扩张主义者使这一帝国不仅对中原边疆，而且还对整个草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在游牧帝国建立的过程中，这是一种“常量”，究其原因，要归结到国家建构过程本质本身：一个游牧帝国的诞生是与对消费资料的强烈需求相伴而生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帝国都以相同的方式消费或获取这些资源。“背景”的确立意味着什么样的机会对于游牧首领而言是有利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决定其政治和军事行为的。匈奴征服了其非汉敌人，迫使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贡物，并转而与中原对抗，从而具有了一个混杂但却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姿态。之所以如此，除了可以从中原获得贡奉并在战略上进行再分配之外，只是因为它们已经获得了一种对草原资源的垄断统治。
游牧帝国形成的三个方面表现为资源方面的常量或者周期性问题，这对于其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这些是在中央集权形成之后的如上文所述的扩张主义；其次，这些也是对其他游牧力量的替代效应，这些游牧力量中的一些被合并，其他一些则被迫四散；第三，随着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的确立，帝国机构也进而混杂化。我认为，混杂化是对政府最初（在征服之前的）结构的一种转变，它是通过将被征服部众和国家的其他机构加以吸收合并而形成的。在对游牧帝国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人们也能够发现其他类似性并进行一些类比，但是对我来说，上文所提及的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它们有助于对诸多帝国结构进行类比。
我认为，一旦某个游牧帝国在一位核心领袖领导下建立之后，扩张的冲动使游牧力量超越了其自身的生态边界，侵入到外部土地当中。这种现象在帝国形成的每个单独事例中都能被观察到。扩张并不是游牧力量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拥有马匹和高人一等的军事技术。扩张是获得维持新建立政权的资源需求的一种直接功能。这些需求（而非游牧社会的总体需求）超越了它们自身经济的生产能力。因此，可能的情况就是，游牧力量在其通常栖息地之外的扩张以及对其故土之外领土的征服要归因于对经济生产率和支撑政治—经济结构所需资源之间差距加以平衡的一种原始冲动，这种冲动在绵延十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激烈战斗之后出现。
这种假设的一个重要推论在于，经济需求跟统一过程中所创立的朝廷与军队的规模息息相关。由于某个既定的游牧国家或帝国是在一个政治大混乱时期出现的，这些社会必须忍受一个极端“饥饿”和富有侵略性的战争机器袭击所产生的冲击。不管是匈奴还是突厥，它们在各个方向上的扩张对它们而言都是有利的，并且主要是沿着欧亚草原带进行，藉此掳掠当地民众、谋取奉贡并对贸易抽税。在跟比草原有着更多人口以及更为复杂的行政管理技巧的中原的关系方面，早期游牧帝国建立起了一种由谋求奉贡的征服行动所构成的不同关系。这种特殊的经费支出在它们跟一个集权政治结构的关联中表现出来，表明这种榨取策略是由支撑新国家而不是作为整体的游牧社会的需求所决定的。
如果在游牧帝国形成中存在任何规律性的话，那么，这正是平衡国家需求和资源生产的难点所在。新首领的主要挑战在于要在国家机制的自然发展与获取足够资源的需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一旦这种平衡无法达成，就会形成一种日益离心的恶性循环，威胁到指令结构的有序展开。成功的游牧首领意识到了限制国家机构发展和扩展以及向这一方向运作的必要性。
对必要性的进一步探讨将我们引导到我们的第二个“常量”，也就是说，游牧帝国主义对于包括中原民众在内的一系列民众所产生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知，匈奴在驱使月氏迁往中亚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突厥在使阿瓦尔人移居中亚方面也可能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尽管具体的图景可能十分复杂 [3] 。这并不意味着在同时不会发生迁徙，但是游牧力量的扩张造成了更大的替代效果，并可能加速了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趋势。我们在亚洲史的某些特定时期所看到的人口运动中，有些跟气候趋势有关的人口运动可能是某个强大游牧帝国的建立所导致的，即便跟某个“新民族”突然出现的地方仍有相当的距离 [4] 。如何将相距遥远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是草原史的一个经典问题。老一辈学者将发生在中原与欧洲的事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加以理论化，诸如弗雷德里克·梯加特就从相关性角度认为，这像是一场网球赛，在这当中，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文明产生了形成运动的脉搏，而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的民众则被这两种力量所裹挟而动。如果我们简单地颠倒这种逻辑，并假设草原历史背后的机制主要在于草原历史本身，我们更可能发现，草原与中原、罗马以及伊朗相关的大量事件最终会被追溯到遥远的草原地区，而远离那些各自的边疆地区。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和那些与气候、经济生产以及技术相关的新数据一样，通过提供关于草原内部机制的一幅更清晰的图景，可能对这一推测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即便如此，大量的有记录的个案已经表明，通过驱驰全体人口的方式，游牧帝国可以而且确实造成了整个大陆的人口变迁。不管这些人口运动能否被看作是简单的迁居现象，但却会造成误导。并不是每个既有民族的成员都迁徙过。有些民族投降了，进而拓展了“帝国游牧民”的数量，有些则被奴役，其他一些则被从政治上吸纳进来，但仍然维持着自治。因此，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第三种“常量”，游牧帝国有必要获得一种“混杂”特征，这是其政治扩张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游牧帝国，都是一个不同民族、土地和语言的集合体。学者普遍承认游牧帝国在族类和语言方面的混杂性，但对于族群认同的相关问题仍然难以捉摸。我们目前对于游牧帝国与其族群构成的理解显然不足以把握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本质，并弄清楚身份认同、权力和阶层是如何协调的。要在“内部”（也即政治核心）与“外部”（也即边缘与臣属群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是十分困难的。随着其天生的扩张以及对外部要素的融合，与此同时，指令结构在顶层体现出更多的排外性，宗室则仍然牢牢控制着最高级的职位。游牧帝国中精英的“复合”性是其组织结构混杂性的一个明显后果，而且也是其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在长城沿线出现的所有内亚帝国都表现出这些特征，尽管随着突发挑战的不同，在不同的族群和时间点上，这种形成过程也不尽相同。
接下来的问题涉及的是国家形成过程的某些方面。在这些过程中，社会的军事化，或者至少是军队和军事活动规模的增长，无疑被视作是一个新政治和社会组织形成的关键阶段。我们在这里并不进入一个“部落”向一个“帝国”的假定转变这一纠缠不清且又老生常谈的问题，这是因为这两种形式——“部落”和“帝国”在某种程度上跟这个过程本身并不相关，而应该取决于新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人们通常会认同这样的事实，即，草原帝国制度至少在一开始在本质上都是军事化的，因为草原帝国只能以军事方式形成 [5] 。那些不再由部落民组成，而是由数万人员构成的复杂军事机器所形成的新军队，成为新制度得以萌生的实验室。那些被采纳的解决方案，尽管建立在既有政治传统基础上，却从来不会真正被它们所束缚。习惯性规范被转变为成文法，并成为可汗所颁布法令的特殊基础。这些法令意味着创设了大量法律和规范，这些法律与规范能够克服习惯性规范的局限性，作为这些习惯性规范的补充，甚至在有时候会取而代之，这样就满足了一个更为扩大化了的政府和人口的需求。
谁能够制定法律？如果不讨论可汗的最高统治权这一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由于统治权仰赖个人的卡理斯玛，因此最高统治权就无法简单地从一个可汗传到下一个可汗，因此继承就成为威胁帝国稳定性的复杂挑战。当然，在内陆亚洲世界，并不存在关于“最高统治权”的明确内容。当地贵族在其支持者当中拥有权威，但很少有权力能够比依靠武力更能将其意愿强加给一个外部群体。然而，在一个帝国当中，与最高统治权相关的权力在观念上可以总结为三点：制定法律的权力、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代表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权力以及征税和派兵的权力。这些权力的“强制性”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脆弱的，并且需要从臣属的贵族成员那里得到共识。典型地来看，可汗统治的合法性在帝国巩固和拓展阶段中以及刚刚完成的时候达到顶点（也就是说，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在这之后就逐渐衰退。
很明显，对于任何想要成为可汗的人来说，主要的障碍在于最高统治权不能通过制度层面来加以确定，而必须作为某种个人特质来加以理解。制度与个人最高统治权之间的差异常常会在草原政权和那些已经发展出一套对最高统治权作出制度性界定的定居帝国之间造成政治问题。此外，内陆亚洲的最高统治者必须在其自身共同体内部的一些利益之间加以居中协调，并通过武力或其他方式，诸如对资源的公平分配、对司法问题和争端的公平处理、对礼仪与宗教仪式的正确操作，以及尤为杰出的军事领导和灵活的外交政策，来协调他的位置。
但是，这种获取卡理斯玛型首领地位的过程是怎样运作的呢？正如我们所见，在某个游牧帝国形成之前存在的激烈战争显然预示着某些跟和平选举或公推所不同的东西。对于统治的观念性声称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而这建立在一种欺骗性的简单逻辑之上，即，一旦我们细致分析的话，我们实际上只能就事论事。按照这种逻辑，战斗中的胜利就被视作是神灵垂青的一种标志，并会像神一样获得好运气，是一位将要获得统治权的可汗的主要“卖点”。总而言之，一旦某位首领通过战斗中的胜利被神所垂青并将这种神启显示出来的话，每个人都会屈服并支持他。建立在通过军事开拓而获得神启基础上的合法性，在游牧内战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更大的联盟，一旦在面对更大的国家的过程中，新建立的帝国得以形成的话，这种天命就将继续下去。在另一方面，如果战斗失败的话，自然就会增加内部的紧张，因为首领不再被看成是上天所垂青的，因此他的统治权就会衰落。
在这方面，中原和内亚关于最高统治权的观点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中原关于天命的教条包含着一种类似的指示，这种指示将皇帝的地位与上天对其统治的支持联系在一起，而对皇帝的挑战几乎不可能直接跟军事事务上的糟糕个人表现联系到一起。天命当然也可能丧失，而且个人表现也具有重要意义，但这通常跟一个王朝的崩溃相关，可以归结为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党争、行政效率低下和天灾。在此基础上，一个新的申索者会祈求天命，并试图推翻当前的王朝。然而，众多蠢笨无能的中原皇帝苟延残喘，却没有受到挑战，而一些有能力的皇帝则因为面对他们无法克服的危机而丢了性命。在内陆亚洲的语境中，可汗的统治权，由于更多地与其个人成就相关联，并处在持续的审查当中，进而获得频繁确认。一些内亚制度，从扈从队（ comitatus ）到忽里勒台（ quriltai ），还可能包括皇家巡狩，都表明了上层精英政治参与的重要性，这些上层精英基于其获得神启的意识，确认或再次确认了最高统治者作为“天命”合法拥有者进行统治的权力。然而，重要的是，这种神启（在阿尔泰政治语言中有很多术语表达这一观念）需要被显示出来，以使其能够保持这种能力。
因此，我们在这里了解了战争的变幻无常是如何使一个政治统一者在神启的“能量”基础上，也就说，在其军功伟业的基础上，变强或变弱的。在我们所见的当地历史遗迹中，鄂尔浑碑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可以被看成是政治和宗教文献，这是因为诸王功绩的纪事不仅仅意味着确立一种记忆或一种政治声明，而且还是对国王好运的“神启”的保存，这对于卡理斯玛的确立以及声称具有最高统治权而言是必需的。因此，这些记载所承载的意义就是去保护（我们也称为“保存”）为未来各代人所积累起来的卡理斯玛。
正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所指出的，阿尔泰政治世界中继承的一个典型方面，他借用凯尔特人仪式中的词汇“血腥选长制”（bloody tanistry）来指称，换句话说，一旦王位空缺，在所有可能的竞争者中就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通过这种方式，政治体系确保最具天赋者能够胜出 [6] 。然而，为这种观念赋予力量的并不是天才的观念，而是“运气”（神启），离开了它，即便是最有天赋的首领也不能成功。在匈奴的事例中，首位单于的头衔本身恰恰表明了相同的观念：最高统治者喜欢他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因为他是上天所“选定的”。
按照这种解释，可汗的卡理斯玛来源于战争中神权的“启示”，并加以宣示。然而，仪式、会议和其他“意识”形式虽然通常被理解为使可汗权力“合法化”的方式，但实际上，这些方式只是保存和更新了卡理斯玛，利用了首领受到支持从而接受他作为共同体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角色的命运。以此看来，对“神圣”领土的认识问题以及对于某个空间的认识问题就跟可汗的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地方性权力格局中，也有类似的功能，而这应该跟一种“显露出来的”天意直接相关 [7] 。托马斯·阿尔森（ThomasAllsen）对由蒙古帝国创建者所占据以获取其固有权力并进而取得合法性的圣地问题有所论述，他指出了天命、圣地以及卡理斯玛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在两方面进一步发展。首领的卡理斯玛当然跟天命相关，但是通过军事胜利而得到的“神启”问题跟它差不多。其次，迈向卡里斯玛式领导权的逻辑演进（一旦我们将其理解为是一个过程）取决于一个人如何尽快获得足够的支持，从而控制圣地和仪式行为，因为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是政治效能以及意识形态意义。可以想见的是，这些仪式和地点意味着将卡里斯玛“具体化”并通过某种方式将其保存起来，在这里，它所提供的权力能够被传递给后代与继承者。这些权力跟个人本身及其地理或宗教位置相脱离，具有进一步将最高统治权与卡理斯玛相分离的意图，因此，帝国创建者的后裔就能够保持最初的最高统治权和政治权威，即便他们的个人素质并不怎么样。假如权力的启示能够以一个祖先神话、一座圣山或者一系列礼仪的形式确立下来，那么个人就能够被接纳为是这些不需要通过血腥选长制的“残酷方式”重新获取卡理斯玛也能够实践最高统治权的贮藏室的保管者。但是，这种权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侵蚀。以此看来，长期争论的关于草原上的“合法性”问题，尤其是一个既有统治权的合法性过程体现出更少的意识形态性，而体现出更多的政治性。如果最高统治权更不仰赖权力本身，而是体现在通过战斗中的胜利而对卡理斯玛的揭示，以及其对最高统治者所控制的众多宗教—意识形态“集装器”的保存当中，在这之后，它可能继续将政治共同体维系在一起，只要这些“集装器”继续担负起它们护身符的职责。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古代游牧帝国权力的衰亡常常与它们敌人对其祖先陵墓的亵渎相伴而行的原因所在。
[1] D. J. Rogers, “The Contingenci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Eastern Inner Asia”。 Asian Perspectives 46/2, 2007,pp.249—274.
[2] N.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2002）， pp. 161—205.
[3] K. Czeglédy, “From East to West: The Age of Nomadic Migrations in Eurasia”。 Archivun Eurasiae Medii Aevi 3（1983）, pp. 25—125.
[4] E.R. Cook, “Megadroughts, ENSO, and the Invasion of Late-Roman Europe by Huns and Avars”。 In: W. V.Harris e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Environment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Leiden 2013）, pp.89—102.
[5] S.A. Vasjutin, “Typology of Pre-States and Statehood Systems of Nomads”。 In: N. N. Kradin/D. Bondarenko/Th. Barfield （eds.）, Nomadic Pathways in Social Evolution . The civilization dimension series 5 （Moscow 2003）,pp.50—62.
[6] J. Fletcher Jr., “Turco-Mongolian Monarchic Tradi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 Vol.3/4, Part 1, 1979—1980， pp. 236—251.
[7] Th. Allsen, “Spiritual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e Eastern Steppe”。 In: H. J. M. Claessen/J. G.Oosten （eds.）,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Studies in Human Society 11 （Leiden 1996）, pp. 1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