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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部分，我将转而讨论两种基本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思考了“长城”沿线的众多族众与政权的互动与关系，以及我为何认为这些集中在依存（dependency）和共同演化（co-evolution）理论上的解释方式是有问题的。
中原与草原之间互动的二元模式已经导致了依存和共同依存、共同演化理论的形成。这种边疆研究的路径预先假定存在两种具有相关性的体系，这两种体系内部有着适度的界限，彼此之间有效地区别开来，并共同进入一个影响它们演进的相互依存关系当中。
基于上述关于游牧世界的观念，尤其是在跟农耕移民的紧密接近中，它变得不再自给自足，并随时间的推移发展出一种对于农业产品和其他物品的依存关系，依存理论维持了游牧力量的侵略性行为以及因经济需求而产生的对于和平农耕居民的周期性暴力。富裕者被众多压榨方式（掠夺、贡奉以及贸易征税）榨取得越多，游牧力量就越能发展出庞大的军事机器，“影子帝国”也就越能在向其定居邻居汲取的财富基础上寄生。这种理论的基本谬误在于，并不存在证据以支撑这种基本假设，换句话说，游牧经济并不能维持最低水准的自给自足，而需要进口以满足基本的经济需求。此外，这类功能主义路径将一个非常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机制的发展和一个简单“需求”联系到一起，无法有效地解释这些社会—政治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而不是假定诸多“部落”在一个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首领周围联合起来。然而，还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匈奴、突厥、蒙古和其他帝国都只是在残酷的游牧内战数年后出现的，超部落的联盟或者帝国组织经由游牧世界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源自于内陆亚洲传统的意识观念而得以实现。这些游牧内部战争的成因是什么？这是任何理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并需要在可得到的历史和考古资料基础上加以回答。
关于依存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通过将游牧帝国的兴起与定居帝国的兴起联系起来，推测在游牧帝国与定居帝国的兴亡之间存在一种“同步性”（synchronicity）。然而，对于长城两边“兴起与衰亡”分别周期的一项粗略研究表明这种同步性并不存在 [1] 。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的一场摧毁由秦始皇所创立的短命帝国的内战中，匈奴登上权力舞台。在公元4世纪中原分裂为南北朝之际，东北的鲜卑部逐渐掌握权力，北方被那些外来民族建立的短命军事政权所统治。在6世纪中叶，突厥人展现出帝国威仪并将势力拓展到中亚，而在这个时候，中原还没有类似的“定居帝国”。后起的回鹘帝国（744—840）是突厥帝国内部“换岗”的结果，并没有跟唐朝的兴亡彼此对应。10世纪，辽朝继起，并在907年立国，明显跟唐朝的灭亡相呼应。列表还能排下去：在跟辽朝的斗争中，女真政权越发强大，而辽朝当然不能被当成是一个“定居帝国”和虚弱的宋朝。当华北被女真和党项人统治时，蒙古人建立起他们的帝国，它们都不能被看成是定居帝国，最多可以被视作混合型的中原—内亚王朝（当然，宋朝皇帝和大臣只会将其视为蛮夷）。最终，满洲人对中原的征服能被看成跟一个强大中原王朝的兴起相呼应么？根据这些完全周期性思考的看法，如果我们相信在游牧与定居帝国的生活中具有某种类型的同步性，更明智的是在游牧帝国的兴起和定居帝国的灭亡（或者至少陷入深入危机）之间寻求一种对应。通过这种粗略调查，既然证据并不支持适用于东亚草原帝国形成的所有事例的同步性，人们一定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根本没有基础坚持认为强大的游牧帝国曾经与稳定繁荣的中原王朝的形成同步。然而，除了摒弃这种同步性之外，对二元规律的研究本身也可能受到批驳，因为关于彼此步伐一致的两种体系的假设是一种“内在的”偏见，取决于游牧力量之间在与其定居邻居的关系方面完全依存的具体过程。
关于依存理论的一个更为“进化”的视野强调的是共同演进和共同依存。建立在某种演进模式基础上的这一理论认为，当诸社会密切“互动”的时候，他们发展出彼此在某种程度上的依存（尤其是在经济上），这种依存形成了交换机制，但也形成了冲突机制。因此，它们被感知为两种分隔而又竞争的体系。其中的一方获得了某种经济或经济优势地位，另一方将做出反应，并试图获得一种类似或更高的地位，从而在这个过程中使额外资源得以流动，并进行自身的转化。
在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看来，对这些模式的更多关注已经假设了“草原”和中原之间可能超过千年之久的长期互动过程的存在，在这当中，草原与中原相互激发起创建更大和更有权力的政权的需求 [2] 。这可能被看成是一系列“冲击—回应”的例子，通过一系列实现更大的社会与政治复杂性的步骤，北部干旱区的游牧力量和南部温带区的农耕民逐步形成了更高水平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凝聚力。这种观点驳斥简单的功能主义模式对于游牧力量为了更有效地劫掠中原而突然间创造出一种高度集中化权力的看法，转而观察一个更长时段的演进轨迹。
毫无疑问，基于考古学证据可以认为，长城以北的民众周期性地与其在长城以南的邻居进行互动。然而，尚无证据表明这些共同体——当然不是纯粹的游牧共同体以及形成汉地政治共同体的南部国家和诸侯国——在政治文化和国家机制方面事实上相互影响。恰恰相反，文献材料（尽管它们可能同样有偏见）提到了中原文化与政治共同体（我指的是周、“中原”或“华夏”民众）及其外部民众之间的巨大鸿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确认匈奴帝国内部的任何政治或制度关联因素——作为跟中原统一相并行的过程的顶点——能够被看成是中原影响的明证。因此，假如经由“共同演进”的话，我们就意味着在边疆沿线存在着一种渗透或共生环境，这种环境能够使统治精英转变政治观念以创造更为庞大和更具权力的政权，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在证据方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另一方面，如果共同演进意味着导致中原与北部共同体内部发展的相互压力与可能竞争，并回馈以政治扩张与军事强化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在战争和领土扩张中找到一些证据，它们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不必再重复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之前中原诸国与非汉国家交战的所有例子。简而言之，直到东周初期（大约公元前8—7世纪），中原多次受到来自北部的外敌威胁，有时候甚至大败于北部外敌，从大约公元前7世纪开始，这种趋势被逆转，中原诸国在领土、行政能力以及军事实力方面开始成倍增长，并常常以牺牲非汉共同体为代价来加以实现。这种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并不是来自北方的压力，而是中原诸国之间的内部竞争。
当中原诸国发展出更高效的行政和军事机器时，我们可以发现，北方的共同体不再威胁中原。日益增长的物质交流证据表明，边疆地区的贵族可能已经通过与中原诸国的贸易而发家致富 [3] 。到战国末期，对于北方的中原国家（秦、赵和燕）而言，游牧群体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源”，因为它们日益膨胀的军队需要从游牧经济中输入更多的东西：马匹、家畜和二手制品（毛皮、骨头等）等被用作军事载具、驮兽，并被用到军事装备（胸甲、箭镞、弦弓和弩）中。正是在中原这一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区域，对于其草原邻居制品有着更大的需求，但是当中原诸国规模日增，军事上越来越强大时，在草原上却没有出现并行的演进过程。
值得发问的是，边疆本身是否是那些最强大的游牧政权进行数世纪之久“共同演进”的地方。考古学证据已经表明，卡拉苏克和塔加尔等典型的“斯基泰”文化的出现比匈奴帝国的出现要早得多，也远离任何中原边界 [4] 。阿尔泰和图瓦地区是阿尔赞墓葬（约公元前8至6世纪）和巴泽雷克墓葬（公元前5至3世纪）的家园，它满足了对某个游牧国家形成成因的可能焦点的某些需求 [5] 。关于巴泽雷克墓葬，还没有书面记载，但是墓葬建筑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其长期居住及其精英的长距离联系表明可能存在着富裕、有力、政治复杂的共同体 [6] 。虽然这仍然是一种推测，但依然值得去探究的是，巴泽雷克人是否可能已经采用一种有助于超部落或扩大化的酋邦甚至早期国家的政治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北部的游牧共同体就可能已经不仅与中原产生了政治联系，而且还跟阿尔泰—叶尼塞—图瓦地区的那些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共同体形成了政治联系。很有意思的是，匈奴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诸如其军事等级中的十进制，就可以在阿契美尼德世界而不是中原找到其最早的先例。匈奴与巴泽雷克人在公元前3世纪是否互相接触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但匈奴语与西伯利亚的克特（Ket）语之间姻亲关系的语言学推测已经表明了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性 [7] ，而遗传和其他数据表明其他层次的联系性不可能将“深处”的草原看成是一个与沿着内陆亚洲边疆弧线带，其中包括中亚、蒙古、南西伯利亚以及塔里木盆地建立起的政治类型的演进有关的区域。同样，月氏在汉文史籍当中被描述为是一个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强大集团，而在塔里木盆地北部游牧的乌孙人似乎则成了匈奴帝国建立之前中国西北部庞大游牧酋邦的候选者。这些群体和文化如何参与到游牧帝国演进以及匈奴如何崭露头角的过程尚不十分清楚，但相当合理的假设是，远离中原的游牧形成方式影响了匈奴的超部落与帝国结构。
即使没有对于这些群体（其中一些，它们与伊朗和中亚游牧民的关系要比与位于蒙古和华北游牧民的关系要更密切）族类或语言归因的复杂细节进行探究，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一个游牧“草原”政治文化的演进涵盖了更大的时空范围，在这里，较之中原文化和政治空间，西亚和北亚对于“长城”边疆游牧政权的形成可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1] M. R. Drompp, “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in Inner Asia: The Early Turkic Empires （6th to 9th Centurie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58/1, 2005, pp.101—111.
[2] P. Turchin, “A Theory of Formation of Large Empire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4/2, 2009, pp.191—217.
[3] N.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 M. Loewe and E.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1999）， pp. 885—966.
[4] S. Legrand, N. Bokovenko, “The Emergence of the Scythians: Bronze Age to Iron Age in South Siberia”。 Antiquity 80 （2006）, pp. 843—879.
[5] H. Parzinger. Die frühen Völker Eurasiens . （München 2006），pp. 586—631.
[6] K. Chugunov/ H. Parzinger/ A. Nagler, “The elite burial mound of the nomads of the early Scythian time in Tuva.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field research of the Russian-Germany expedition in 200”。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 （2001）, pp.115—24.
[7] A. Vovin, “Did the Xiongnu Speak a Yeniseian Language? Part 2: Vocabulary.” Altaica Budapestinensia （2003）,pp.2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