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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试图对中国长城周边地带的早期游牧帝国的历史角色加以分析探究时，我首先准备对学术研究中通常会碰到的三个假设重新进行分析。在这三个假设中，第一个假设认为草原与农耕之间存在一种严格的分化，即在两个有界实体——游牧民与农耕民，或者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的一种两分状态（dichotomy）。第二个假设按照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分裂周期将游牧人的历史加以观念化。第三个假设由我们可能称之为类比思维的东西构成，在这种思维下，常常会基于对不同时期“游牧民”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同义性）的假设而加以类比。
在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关于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地理学研究路径中，中原的北部边疆被认为是一块生态、经济和文化体系方面的转变区域，这一区域沿着由蒙古高原构成的关键分水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了更大的差异，这就使得黄河流域产生了灌溉农业，而在其北部的荒漠和草原这些更为干旱的区域则发展出一种游牧经济 [1] 。这就形成了长城边疆区域，在这一区域两侧所出现的社会与政体注定被锁定在一种开放与封闭、前进与后退、共生与分离、掠夺与商贸、战争与和平的拉锯战当中。这种深刻且不可调和的二分世界图景已经成为关于游牧政体发展的诸理论以及关于特殊事件（战争、入侵、征服等）的基本框架的主要表现形式，即便在时代或是周期性方面都存在着局限性。在这种二元式的结构中，一直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所有的现象都能够围绕边疆来加以观察：草原与农区的对抗，军事价值与文化及道德价值的对抗，部落与国家的对抗，汗王与皇帝的对抗，游牧与农耕的对抗，军事参谋与行政机构的对抗，掠夺、朝贡与税收的对抗，等等。基本的假设认为，在如此不同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下生活着的人们，在千百年之后，发展出了不同的技术、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系，这些互动形成了在边疆发挥作用的机制。
基于这种认识，边疆作为一个接触区域，其首要特征在于其将在对两个相区隔的生态（一种是温暖潮湿的，另一种是寒冷干燥的）的长期适应后形成的两种相区别和不相容的经济体系加以区分和联合。在中原，文明是以基于由密集农业维系的稳定、定居农耕社会之上的祖先崇拜、仪式以及官僚制的形式而出现的。在草原，动物的饲养仰赖对土地的大量使用，以及被组织进拥有特定领地的血缘集团和政治联盟的稀疏的、低密度的人口。从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原（或者华夏民众）就建立起了国家机构，并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221 年）逐步发展出跨越自身文化空间的众多共同体（邦国与王国）的一种共同政治文化和一套价值体系。游牧民则发展出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更容易在一个军事贵族阶层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以达到威胁中原的目标。然而，这种关系并非总是充满敌意的，而是包括了因外交、政治或其他需要而出现的边境贸易和物物交换等诸种类型。
认为这两种相分离的体系在政治、文化和生态的边疆地域发生接触的理念就是关于依存、互相依赖和共同演进的诸种理论的关键，对此我们将在下文加以阐释，边疆作为游牧帝国生成和维系之地的理论也是如此。这些理论所关注的是在定居经济和游牧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性差异的存在，尤其会假定游牧经济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因此其永久性的短缺局面驱使着游牧力量从周邻的定居国家那里寻找他们缺乏的物品 [2] 。除此之外，类似的观念则假设一种政治差异的存在是对采纳更为先进的组织形式的补偿。维系那些游牧帝国的组织机构，不管是比部落更大的国家（或酋邦），还是最终的汗国和帝国，都是从更为复杂的定居国家那里借用来的。这两种假设对于在早期游牧力量中的国家形成模式的构建十分关键，在这当中，游牧的缺陷与需求被转化为一种“推动”力，这种力量对定居民众产生了持续性的压力，使游牧力量与庞大的定居国家形成竞争，并激励着他们从这些定居国家引进并采用相关的组织机制 [3] 。
与这些假设恰恰相反，考古学证据表明，在敌对和相互排斥的体系之间的明晰分界表现得要少很多，尤其要考虑到关于草原移民和有限农耕的那些无可争辩的证据，诸如河谷地带和拉铁摩尔所称的“草原绿洲”地区 [4] 。此外，对历史证据的详细探究表明，游牧侵占了定居的土地，其中包括强夺与劫掠，这些都发生在与经济需求无关的情况下。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历史文献记载当中，游牧国家形成的机制都是游牧力量内部战争的结果，因此，它跟定居国家产生的冲突，与通常的假设相比，其关联性似乎要小得多。
总而言之，草原与农地之间加以二分的中心性（centrality），可以被理解为是自古以来中原与游牧力量之间关系的“本质”，它一直在扮演着一种理论性的障碍，它阻碍了人们对相关物质证据的公正评价、对历史资料的阐释以及通过与古代游牧社会历史相关的考古学、气象学和其他科学而获取其他额外数据。更进一步来说，对游牧—定居加以两极化的内在偏见试图避免对于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并代之以抽象模式的构建，轻易就认定存在两个对立的空间，而丝毫没有对此表示质疑。
在关于游牧帝国形成的观念方面所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周期性问题。传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用王朝自然兴衰的周期术语来指称无序与有序（战争与和平）。政府无法确立对蛮族的稳固防御屏障则是王朝灭亡的潜在因素之一。无法运用正确的边疆战略会导致灾难，而且从汉朝开始，边疆防御和“蛮族”管理就成为政策争论的主轴，而决策者和儒家则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认为政府应该因时制宜。
学者将这些周期看成是游牧帝国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游牧力量的兴起与消亡，换句话说，他们联合成为强大的帝国（或称“汗国”）以及瓦解为更小、更分散的集团（部落？国家？），这些都是游牧历史的自然节律。拉铁摩尔关于游牧历史的理论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过挑战。这种观念认为周期对于游牧社会而言是固有的，而诸多部落能够在一位特别成功的军事首领的集权领导下周期性的统一起来，这跟卡里斯玛领导权的意识相关。“汗王”必须应对游牧力量的广泛需求，他会利用军事力量对抗定居敌人，并创建“超部落”的联盟。如果游牧力量对资源的攫取被看作是长城边疆沿线关系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游牧周期就成为中原历史发展周期的一种反映，而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也同生共灭。我们将会在下一部分对这一问题加以展开，但是我会简要指出的是，将作为两种机制性连锁力量的草原与定居力量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解释为是一个单一机制中嵌合的齿轮，这种理论性建构尚有待物质材料证实，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历史或考古证据的支撑。由于这一思路的巨大影响力，影响了一大批学者，从拉铁摩尔到梁赞诺夫、巴菲尔德和克拉丁（Kradin） [5] ，但是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所积累起来的证据使这一理论路径变得不再可行。
从一个更为狭义的历史学（而不是考古学或人类学）观念来看，关于集中和分裂周期的旧观念标示出了草原历史的自然节律，并认为这些周期可能已经被与定居帝国的二元关系所诱导，而这又在客观上扭曲了对于各个游牧帝国而言特殊的意外事件的探究。假如一个游牧帝国的形成过程被理解成一个“复发性”事件，而每个事件之间的起因被视作是可互换的，偶然方面最终可以忽略不计，而所有的问题都是周期本身的表征，通常体现在位置、强度以及持续性等方面。此外，在周期性理论中，游牧周期反映了定居帝国的周期性，并有必要预定对游牧政权与定居政权之间的互动加以更多的关注，进而对边疆关系与互动加以关注，而不是对游牧世界的内在机制或者游牧政权与其他既非定居也非“帝国”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加以关注。
第三个更微妙的，从而更具弹性的问题则是历史类比的推论所造成的。经由将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描述（或其他西方叙述）跟司马迁对匈奴的描述承接起来，对应与类比就被标识了出来。这些“蛮夷”的形象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欣然原谅这些学者，这些学者已经发现在这些记载中，有证据表明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都面对过非常相似的人群、威胁以及文化上的障碍。根据哈托格（Hartog）深富洞见的分析，草原游牧民，尤其是斯基泰人，是一种希腊的文化他者的文学构建，它成为了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希腊人可能试图更为明晰地认知他们自身的文明
[6]
。不管是对游牧民的真实描述还是想象性描述，都有助于形塑一种由少量必备和不可改变的特征所造就的公认类型
。这种思考模式遮蔽了我们关于游牧民的其他视角：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经济资源以及他们的政治文化。就拿中国历史来说，长期无法将内亚游牧民的情况作为史实记录下来，这也正是王朝正史记述中对于北方民众无法进行充分分析的结果，直到文学材料受到关注之前，这些无疑是主要的资料。在中原的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对外部民众加以“等级化”叙述的固有偏见，并通过忠于在更早的历史编纂模式中确立起来的总体叙述的方式而发挥作用。
游牧民常常被当成是逐水草而居，而尚不清楚的是，这些技术所表现的是究竟对一种持久（且永恒）的游牧生活方式的客观描述，还是对文学隐喻的奴性重复。因此，它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相似性，而是说，在背离了类型和类比之后，从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中，我们可能确定了每一批游牧民的特殊“样式”，并获知了其可观察到的特征。一份文献越是跟一件既有事件相接近，其记述就可能更精确。如果我们看《汉书》对于匈奴的记述，马上就会明白史学家班固的最终评价（“赞”）是怎样的，在这些最终评价中，常常在匈奴和那些古老蛮夷之间进行类比，其写作方式完全不同于其他历史叙事 [7] 。如果通过适当的史料分析，历史学家将能够在讨论匈奴和其他游牧力量的不同修辞策略之间加以区分。
另一层阐释则思考考古学证据在历史研究中的有效性问题。对从黑海一直到蒙古地区的游牧遗迹进行的广泛探查已经推翻了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文化复合体的神话。如今十分清楚的是，“斯基泰人”的世界是由不同的共同体和考古学文化所构成的，我们也不能将塞种人或斯基泰人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历史或文化现象。 [8] 在中原北部的游牧民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葬俗、技术和艺术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某些游牧力量比起其他一些更仰赖草原游牧制度作为其主要经济活动的基础，某些游牧力量比其他一些更喜欢战争，一些游牧力量能够建立巨大的国家，但其他一些则不会。因此，我们有必要扪心自问的是，仅仅因为匈奴、突厥以及蒙古人属于相同的“草原游牧”民族或考古学类型，而将创建其帝国的方式及其与其他帝国的互动加以类比是否具有合理性？类比推理在这些民众如何营生（假定为常常是相同的）以及他们如何进行政治活动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但却不幸的不准确的等同性。我们至少有必要考虑到，这些游牧民的社会—经济环境往往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各个共同体之间也存在差异，而且其内部囊括的不同生产类型也当然会影响他们的政治抉择。在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也已经在他们的政治文化中共享重要的特征。政治活动的转移与共享更多仰赖的是一种既有政治文化的“霸权”地位，而不是共享这种地位的民众的社会经济基础。存在着大量关于蒙古帝国的治理特征如何被俄国、伊朗、印度和中原的定居社会所采纳的例子。蒙古人继承了诸多源自契丹和回鹘帝国传统的这些政治特征，而治国能力与地方治理观念的彼此渗透交融当然也出现在中原与草原区域之间。在那里，实际上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相信主要由草原游牧力量所构成的政治文化、对于国家治理的态度以及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会跟那些更为混融的共同体（例如我们在满洲南部地区所见的农耕、畜牧、狩猎、渔猎和采集提供了一个更为复合的经济基础的区域）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学者们试图通过生产方式的差异来判断他们文化的程度，前者更为顽固和难治，而后者更具渗透性和服从性 [9] 。在一个特定共同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政治或文化形式之间建立等同性，已经产生了深刻的阐释方面的问题，这只能通过聚焦于各自的历史个案研究来加以纠正。
另一种形式的类比已经在对边疆，尤其是在对帝国边疆的比较研究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英格兰的哈德良长城、伊朗的亚历山大长城以及中国的万里长城，在当这些文明面临游牧力量入侵的威胁时，似乎都属于这些文明所共同采取的政治智慧。然而，我们需要在两种完全分隔的观点间加以区分：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人造物的边疆，其在某个既定的地点和实践具有特殊性；而作为文明边界的边疆，则可以被看作是某些文化和文明自我表现的一种基本要素。罗马边界（ limes ）以及中原沿长城所布设的烽燧在一种文明如何捍卫自己的话语中可能会表现得相似，在独特的制度、族群和经济状况下，边疆地区如何形成其军事、政治和管理结构，还需要进行历史分析，无法被归结到一个单一的基体或话语当中。这些可能是由类比推理所造成的失真情况难以评估，但是总体而言，它们要么试图创造出一种浪漫的普遍主义者的叙述，要么试图创造出一整套规范模式，而这些全都无法把握他们声称要表现的历史经验的多样性。
[1] O.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 1928 — 1958 （London 1962）， pp. 176—177.
[2]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 Cambridge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44 （Cambridge 1984） ， pp. 69—84.
[3] T.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Oxford 1989）。 idem, “The Shadow Empires: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Along the Chinese-Nomad Frontier”。 In: S. E. Alcock and others, （eds.）, Empires （Cambridge 2001）, pp.10—41.
[4] O.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 （Boston 1962 [New York 1940]）， pp.157—159.
[5] O. Lattimore，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 91. 1， 1938， pp.1—16.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 Cambridge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44 （Cambridge 1984）。, Barfield, 1989, N. Kradin“Nomadism, evolution, and world-systems: Pastoral societies in theori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8 （2002）, pp. 368—388. Idem, “Early state the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pastoral nomads”。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7 （2008）, pp.107—130.
[6] F.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 J. Lloyd （transl.）（Berkeley 1988）。
[7] Y. Pines， “Beasts or Humans: Pre-Imperial Origins of the ‘Sino-Barbarian’ Dichotomy”。 In: R. Amitai/M. Biran（eds.）， Mongols ， Turks ，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 （Leiden 2004）， pp. 79—80.
[8] L.T. Yablonsky, “Some Ehnogenetical Hypotheses”。 In J. Dvos-Kimball/V.A. Basholov/L.T. Yablonsky （eds.）,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1995）, pp.241—252.
[9] P. Huang,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Cornell East Asia Series,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