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对古代历史形成的一种特殊类型——所谓的游牧帝国（steppe empire）或草原帝国（nomad empire）的解释模式加以回应。在过去的15至20年里，在中国研究领域，对于中国历史中“边疆”（frontiers）的角色以及“边疆研究”（frontier studies）的兴趣日增 ^[1] 。这种反应的起点可以被囊括在下面的状态中：直到近代，由于强大游牧帝国的存在或者拜其扩张的结果所赐，我们可以将欧亚大陆及其周边所环绕着的文明看成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有意义的单位。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挑衅的立场，而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可能都不会认为这一具有“连续性”的东西会出现在欧亚大陆不同区域之间，并足以使用一种欧亚尺度的分析标准来证明长距离网络的存在。

在另一方面，关于游牧帝国形成的主题形成或者深化了更为深入和广泛的联系，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2] ，或者至少难以挑战——因此，问题在于，其中是否存在一些特殊的历史角色。回答这个问题的尝试会立即遇到草原帝国反复无常的本性问题：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动物，它们极难加以定义，而在16世纪自然科学书的插图画家那里，也常常缺乏原生态的信息，他不得不像描绘一头长颈鹿或一只鸭嘴兽那样，不曾亲眼所见，而仅仅从旅行家或传教士的叙述中加以想象。尽管如此，那里还有关于方法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以获取更为精确的叙述。这种努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描述游牧力量与定居力量的政治关系，它们对于治理的态度，并进而通过揭示其自身进化所独有的转变过程而将它们“历史化”。

对于这些帝国如何产生以及这些帝国的扩张对那些区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围绕这些问题存在很多争论，至今仍然难以找到一种单独的解释。关键在于，它是否可能通过为这些形成过程赋予一种历史角色，进而认识到差异性与不连续性，而与此同时，获得可能的等价性和相似性。集中在将游牧帝国归为不同类型的绝大部分研究路径屈从于一种内在的偏见，也就是说，只关注那些完全避开真实的历史意外事件和压力的结构，而恰恰是在这些意外事件和压力之下，特定的政权才得以形成。如果我们为这些帝国赋予历史意义，那么，“冲突”本身、草原帝国的形成，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都无法被忽视：从帝国的出现到其后来的扩张，再到后面的转型。

[1] S. Harrell,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N. Di Cosmo, D.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Routledge 2005） P.K. Crossley, H. F. Siu, D.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2009）。 Y. Dai,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2] 例如Th Allsen，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2001），pp. 210—211. DNUA73Fe22SuKK4ic/CB0QUV9am31B6V6+KJM3YpueEqeUCamhh8cIPpK9ZzQ5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