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罗马帝国兴起年表的古代史学家非常明白，要给出个确切的断限会有多么困难。在何时奥古斯都的统治就从晚期共和国过渡到了早期帝国呢？可有什么宪政安排作为标志吗？如果思考帝国的衰亡，我们也同样难以发现帝制兴起的历史进程何时开始被逆转。很显然并不存在对奥古斯都所集中起来的权力进行宪政上的否定，而是有个小皇帝被废黜，或者帝国司法的瓦解，或者没有制度的消失而是心态的转换，等等。因此尽管有蛮族入侵，罗马军队的性质和成员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还是不能看到军事上彻底的崩溃，像有些帝国那样，尤其是像阿拉伯军队击败波斯，帖木儿对中亚的征服，或者像征服中南美洲。这就意味着，除了476年废黜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或者四年后朱利乌斯·奈波斯之死，我们并没有什么更加明确的日期可供选择。

与其为确定帝国衰亡的确切时间而焦虑，还不如思考罗马世界转型的性质，以及人们对此有何认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先考察476年，接下来论述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黜之前，人们认为有那些迹象表明帝国在衰亡，最后我将考察那些在520年代或者530年代仍然认为帝国在延续的观点。

公元476年当然是西部罗马帝国终结的标准日期。尽管通常认为，罗慕路斯的前任、朱利乌斯·奈波斯还在达尔马提亚，一直活到480年，而且也确实被视为合法的统治者；但奥多瓦克废黜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就意味着在亚得里亚海以西的欧洲，不再存在西部罗马皇帝。阿纳尔多·莫名里亚诺正确地指出，没有人认为废黜罗慕路斯意味着断裂。在他看来，这个事件乃是没有被意识到的崩溃（caduta senza rumore） ^[1] 。事实上这是错误的 ^[2] 。6世纪初在君士坦丁堡写作历史（其作品叙事至534年）的马尔切利努斯·戈梅斯就意识到这一废黜意义重大：“第一位皇帝屋大维在建城第707年所开创的罗马西部帝国，随着这位奥古斯都路斯一道灭亡，这件事情发生在帝国第522年，此后哥特王统治罗马城。” ^[3] 十五年后，这个观点被乔丹在《罗马史》（ Historia Romana ）中继承 ^[4] 。8世纪初比德将马尔切利努斯的这段论述加以压缩，他说：“哥特王奥多瓦克控制了罗马城，此后列王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没有提到帝国的灭亡，但是暗示了帝国统治的终结 ^[5] 。对此下文另有论述。同样，6世纪晚期的阿旺什主教马略（Marius of Avenches）提到了奥多瓦克称王的执政官名年，经过推算为476年 ^[6] 。但是，除了马尔切利努斯的论断之外，还有许多人并不认为发生了什么大变化，包括废黜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的奥多瓦克本人，他认为自己是东部皇帝的代表，尽管拜占庭方面并不满意他的所作所为。

关于奥多瓦克，我们最好的史料来自马尔库斯（Malchus）、一位在阿纳斯塔修斯治下（491—518年在位）写作历史的拜占庭史家。也就是说，他几乎是马尔切利努斯的同代人。据马尔库斯讲，在巴西利斯库斯被推翻之后，即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让元老院给东部皇帝芝诺写信，提到：“无需分而治之，一个皇帝足以统治两个地区。” ^[7] 元老院补充说，他们业已推选奥多瓦克“保卫他们的利益”，并请求芝诺授予他权贵（patrician）的称号。一般认为这个使团也到东部去上缴了西部皇帝的那套仪仗 ^[8] 。但是，皇帝知道朱利乌斯·奈波斯仍然健在，住在达尔马提亚，就回答说：“如果奥多瓦克想做法得当，就赶紧将授予他名衔的皇帝迎回来。”但芝诺并没有将他称为“权贵”。换言之，马尔库斯认为在476年的时候西部皇帝这个职位还存在着争议，元老院认为东西部之间应该统一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西部帝国应该是结束了，但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体而结束。

描述奥多瓦克时期发生的崩溃最为原始的文本是尤吉比乌斯的《圣塞韦里尼传》（ Vita Severini ），他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位修道院院长。尤吉尼乌斯提及，因为不能支付边防部队的军饷，罗马行省诺里库姆被放弃，军队和一些市民撤了回来，尤其是照料塞韦里尼陵墓的那些苦修者也撤回来了。尤吉比乌斯明显感到有点终结的味道，提及到“帝国还在的时候如何如何” ^[9] 。但是他没有清楚地表明自己只是在说诺里库姆，还是在强调奥多瓦克推翻了帝国。如果联系到他说，塞韦里尼预见到了奥多瓦克的兴起 ^[10] ，那么他的这种含糊不清就格外引人注意了。他对奥多瓦克的评价较为正面，他所在的修道院位于卢库拉努（Lucullanum），属于帝国地产，也是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退隐后的居所 ^[11] 。尤吉比乌斯是在东哥特王提奥德里克统治时期写作的，而这位国王制造了西部帝国延续的假象，在某些方面也自认为不过是在作为臣属代表拜占庭帝国行事而已。不管他对政治变迁如何具体看待，他肯定是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因为他本人偏向奥多瓦克。

有些人说意大利的延续性要比其他地区强烈，尤其是帕特里克·沃尔马尔德提出，西哥特王尤里克在476年自己颁布了法典，表明他独立于帝国之外 ^[12]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对尤里克法典的内容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颁布的，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基于476年西哥特王窃取了帝国的立法权，就得出帝国衰亡的结论来。尤里克应该是认为自己独立于帝国管辖之外，他从帝国夺取了一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但是我们并不能依据他的法典推断他宣布独立了。

如果我们不将476年视为帝国衰亡的日期，可否有更早的日期呢？可能可以看看406至409年，那时候，用诗人奥利安提乌斯的话来说，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就像焚烧尸体的烟尘一般飘过高卢 ^[13] 。更富有意义的年代可能是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证明罗马城（Roma）并非真的“永恒（aetera）”。对此日期的挑战在于，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复生的迹象（ordo tenascendi），尤其是在儒提利乌斯·纳马提亚努斯的《回归》（De Reditu Suo）中。这首诗描述了作者从罗马返回高卢的见闻，大概是为了418年或者419年安排西哥特人在阿奎丹定居下来 ^[14] 。奥罗修在其《反异教史七卷》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乐观态度。他有些针对那些认为罗马城的沦陷源自不再礼拜诸神的基督徒。但是，罗马城沦陷的观点还在不绝于耳，奥古斯丁对此做出了回应。从他的布道辞中可见，他最初的答复是，罗马人民没有忏悔他们的罪过 ^[15] 。众所周知，后来他说，尘世（civitas terrena）实际上没有意义，需要关注的是天国（Civitas Dei）。

如果我们考察罗马城沦陷的后果，我们不要忘记，撇开世界的末日不说，早就有人预见过罗马城的末日就在眼前。历史学家倾向于不把启示思想当回事，认为它仅仅影响到较少的人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5世纪，启示思想非常流行，一如620年代和630年代，当波斯人攻克耶路撒冷之后 ^[16] 。公元4—5世纪的许多基督教编年类作品都关切第六个时代终结的问题：如果世界延续6000年，如果创世发生于公元前5500年左右，那么世界末日应该就在500年左右来到。当然围绕创世的日期计算存在许多争议，甚至有怀疑，这是否为人力所能为。这一争论可以追溯到对《创世纪》所记事件的系年 ^[17] 。奥古斯丁意识到他生活在末世（Senectus Mundi），但他并不准备明确地说何时世界将终结 ^[18] 。

如果说基督徒期盼世界末日，那么非基督徒也从《西必来书》（Sibylline Book）得知罗马的末日 ^[19] 。402年，克劳迪起草颂诗《哥特战争》（ De Bellica Galla ），提及罗慕路斯看见12只鹰，预示着罗马将延续12个世纪。这就是说罗马的统治将在450年左右结束 ^[20] 。正是考虑到这一预言，斯狄利科于407年将《西必来书》销毁。这一事件被儒提利乌斯·纳马提亚努斯 ^[21] 提及 ^[22] 。同样的预言还出现在西多尼乌斯为皇帝阿维图斯创作的颂诗中，这首诗歌于455年被诵读，就在帝国延续了12个世纪之后不久创作的：“你那秃鹰的12周，业已完成。” ^[23] 换言之，无论蛮族是否入侵，都有人预见到帝国瓦解。对这些心怀悲观想法的人来说，罗马城的沦陷和帝国的衰亡只不过是世界末日的表现而已。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这么来看的。萨尔维安对现实处境的感觉极为不妙，但还是很惊讶贵族老爷还能过那种自顾自的生活 ^[24] 。

有必要对照5世纪初期的衰亡观来看关于不列颠罗马衰亡的证据。不列颠（Britannia）的史家们一直偏向于认为君士坦丁三世僭立，率领军队离开不列颠，意味着衰亡。这里应该是指野战军（comitatenses），很难想象边防部队（limitanei）可以从罗马长城边调走 ^[25] 。史家们也提到过佐其姆斯对不列颠反抗皇帝及其代表的叛乱：“面对蛮族的威胁，不列颠人自谋解放；阿尔莫里卡（Armorica）和其他高卢地区也仿效不列颠的榜样，他们自我解放，赶走罗马官员，建立自己的统治。” ^[26]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这是反抗霍诺留还是君士坦丁的起义。有些人将它与大陆上的巴高达运动联系起来。萨尔维安对巴高达运动的记录最多，《怨录》（ Querolus ）也提到人们选择摆脱罗马的统治 ^[27] 。尽管他们可能只是挑战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但还是被视为反制度的激进革命。他们还是代表了反抗现实，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抗帝国的观点，尽管他们并不反对整个帝国，而是反对某个特定的帝王。

历史学家们也注意到佐其姆斯提及霍诺留写信给不列颠的城市，让他们自我保卫，算是帝国官方放弃了对某些地区的保卫之责。有些人怀疑佐其姆斯是否真的在说不列颠 ，但吉尔达斯应该也提到过这一帝国指示 ^[28] 。尽管如此，从君士坦提乌斯的《日耳曼努斯传》中可以看出，在420年代不列颠又重回到罗马的怀抱了 ^[29] ，而吉尔达斯所提到的高傲的暴君（superbus tyrannus）福尔提盖恩（Vortigern）邀请萨克森盟军来不列颠助战，抵御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应该是在延续传统的帝国政策：利用蛮族充实边疆 ^[30] 。罗马不列颠的结束要等到更晚的时候，在《452年编年史》中提到，441年或者442年不列颠被托付给萨克森掌控（必须注意，这部编年史中的日期没有一处是可靠的） ^[31] 。不论这个隐晦的论断所指为何，编年史家都是在说，帝国业已被蛮族所推翻，不仅仅是不列颠，他也提到了一系列失败。在410年左右，他就意识到了罗马实力的崩溃，说到萨克森人在不列颠，罗马沦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高卢，苏维汇人在西班牙。4年后，他提到将阿奎丹托付给哥特人。而不列颠最终被托付给萨克森人的时候，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瓦伦斯（Valence）将外高卢（Gallia Ulterior）托付给阿兰人，将萨帕迪亚（Sapaudia）托付给勃艮第人，以及迦太基被汪达尔人攻陷。这最后一件事情标志着罗马帝国实力的终结（imperii Romani potentiam） ^[32] 。可惜的是我们并不知道编年史的编订年代。其最后记载的日期是452年，作者的神学立场似乎与5世纪下半叶和6世纪早期的时代氛围颇为适合，不会更晚 。可能这位作者认为，由于蛮族的占领，尤其是410年攻陷罗马城和439年汪达尔人攻占迦太基，帝国在5世纪瓦解。

迦太基危机将我们带回到西必来预言的异教徒千禧年，西多尼乌斯知道并排斥了这个预言。他提到过鹰：“托斯卡纳的预言家的十二只鹰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呢？……现在这飞翔的十二只鹰的征兆即将实现（哦，罗马城，你知道，你知道了所有的困难），普拉奇都斯，这位疯狂的阉人，杀死了埃提乌斯。” ^[33] 如果同今人一样，认为罗马建城于公元前747年的话，即法比乌斯·匹克脱和哈利卡尔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推算，而非更常见的753年，那么454年恰好就意味着十二个世纪的结束 ^[34] 。

另一个表明帝国在454年瓦解的证据来自于马尔切利努斯·戈麦斯的编年史的另一条记载，不像476年那条记载那么有名。在评论埃提乌斯遭暗杀的时候，作者写道：“与他一道，帝国瓦解了，至今仍未得恢复。”（atque cum ipso Hesperium cecidit regnum nec hactenus valuit relevari） ^[35] 这条记载与这个日期后来被比德写作世界编年史（收入《论计时》中 ^[36] ）的时候采纳。随后被加洛林时期的《世界编年史》（ChroniconUniversale）所抄录 ^[37] 。似乎可以推测，比德抄录马尔切利努斯所撰编年史的476年条目的时候，忽略了其中关于西部帝国终结的直白的表述，有可能是因为它发现拜占庭编年史家将帝国瓦解系年于454年。

如果说有罗马人认为帝国在衰亡，那么蛮族人又是怎么看的呢？尽管肯定有人试图摧毁帝国，但是也有许多人优先考虑在罗马世界站稳脚跟。经典的论述来自奥罗修所讲的有名的故事，一位纳博讷高卢人在西哥特王阿陶尔夫的宫中，听到国王说起过，他曾经想摧毁罗马帝国（Romania），用哥特帝国（Gothia）取而代之，当他意识到哥特人不易治理之后，乃决定用哥特军队保卫罗马政府 ^[38] 。自从米歇尔·瓦莱斯—哈锥尔以来的史家准确地意识到这个故事中所隐含的、蛮族愿意融入到罗马世界中的意愿 ^[39]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故事表达了两个观点：阿陶尔夫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其他人也这样吗？

确定每个蛮族王国的立场实非易事。一般认为西哥特人，至少到尤里克统治时期，或到470年代，都遵循阿陶尔夫的路线方针，支持罗马。从西多尼乌斯对哥特人的偶尔描述中可窥见一斑 ^[40] 。但这并非说他们之间不存在冲突：在420年代和430年代哥特人和罗马人还在互相战斗，既有罗马人的主动挑衅也有哥特人的叛乱 ^[41] 。其他族群更明显地与罗马对抗着。在西班牙有苏维汇人，尤其是汪达尔人，分别于435年在非洲和442年采取大规模的征服行动对帝国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455年甚至攻陷了罗马。但是汪达尔人与瓦伦提尼三世签订了和平条约，作为第二次罗马被攻陷的一个结果，盖瑟里克之子洪诺里克迎取了瓦伦提尼的女儿尤多奇娅 ^[42] 。而且在476年之后，汪达尔王国诸王长期与君士坦丁堡保持密切合作。例如查士丁尼与洪诺里克之子、也就是罗马皇帝之孙希尔德里克关系非常好 ^[43] 。532年出师非洲的原因之一，就是希尔德里克被废黜，格里梅尔不遵守了盖瑟里克的遗命 ^[44] 。换言之，查士丁尼尊重盖瑟里克为汪达尔王国确定的继承安排。

勃艮第人的情况更为明朗。他们与尤里克即位之前的西哥特人非常类似，有时他们的领导家族吉比孔族（Gibichungs）与帝国某个派别相斗，包括皇帝和将军，如埃提乌斯、马约里安和朱利乌斯·奈波斯，但是从457年之后，他们基本上是帝国宫廷的密切合作者，尽管有些罗马人视他们为披着兽皮（fur-clad）的蛮族，例如大概创作于520年代的《侏罗山教父列传》（ Life of the Fathers of Jura ）如是说 ^[45] 。作者明显意识到了权势的转移。他说，“那时公共权力被交给了王室政府”，通过教父圣卢匹奇努斯的嘴说：“紫色法西斯的权威被移交给了身着皮草的法官。”但与此同时，作者也明确表示，勃艮第人的政府远较高卢罗马元老们的行为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对吉比孔族的发展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贡狄约克与同族人、军队统帅（magistermilitum）利库梅尔的侄女联姻，贡狄约克之子贡多巴德就事实上成了利库梅尔的继承人。确实，在472年他接替了叔父的职位，成为军事统帅（magister militumpraesentalis），甚至在474年放弃意大利之后，直到518年去世，还保留着罗马官职，仍然是权贵和军事统帅 ^[46] 。而且在晚年，他与拜占庭方面协商将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西吉斯蒙德 。

与奥多瓦克和提奥德里克几乎一模一样，在476年后勃艮第人也是认为帝国依然存在，尽管如前所述，有阿旺什主教马略在编年史中论述奥多瓦克称王时所作的评论 ^[47] 。众所周知，提奥德里克认为自己是帝国在西部的代表，他拥有一些特权，包括每年提名西部的执政官 ^[48] 。有关提奥德里克的研究却忽略了他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我们已经看到洪诺里克之子希尔德里克与查士丁尼的密切关系，与其说提奥德里克被当作帝国在西部的主要代表，不如说，阿纳斯塔修斯、查士丁和查士丁尼诸帝在以夷制夷，使得这些蛮族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才是西部帝国的主要代表 。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克洛维于508年获得的奥古斯都和执政官的称号，这件事情非常著名但是也令人困惑。历史学家都尔的主教格雷戈里记载了这件事情，而没有直接提到帝国的终结 ^[49] 。事实上到底赐予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并不清楚，但很有可能阿纳斯塔修斯在试图提供一种合适的称号，授予战胜了阿拉里克的法兰克王，以便使他高于提奥德里克、享有军事统帅称号的贡多巴德和非洲的特拉萨蒙德（Thrasamund） 。通过授予官职，几乎所有西部的蛮族王国都在某种程度上臣属于拜占庭皇帝，但又不能被认为是帝国的直接延续，即便是有些王国也这么认为。英联邦与它有些类似，是在大英帝国瓦解之后发展出来的宪政结构 。

那么这种亚帝国秩序又是何时结束的呢？我认为，在7世纪写作了《哥伦巴努斯传》（ Life of Columbanus ）的作者、波比奥的约纳斯（Jonas of Bobbio）的圣徒传中，我们能找到重要而常常被忽视的线索。在《哥伦巴努斯传》之后约16年，即659年，约纳斯编写了《雷奥梅传》（Life of Réomé）。其中他提到，490年代，“执政官约翰按照帝国法度治理高卢” ^[50] 。这条记载可以从勃艮第统治者大量使用执政官纪年直到520年代得到印证 ^[51] 。换言之，也可以旁证，吉比孔王国被视为附属于拜占庭皇帝，尽管存在《侏罗山教父列传》中的说法。更令人惊讶的是，约纳斯说：“法兰克列王将高卢攫取，去掉了帝国法度，摆脱了罗马政府的控制。” ^[52] 他认为法兰克人是在520年代或者530年代攫取到这一权力的。因为说这句话是为了介绍克洛维的孙子、提乌德里克之子提乌德贝尔特，而他的统治年代是公元533—548年。

那么我们又能如何理解帝国延续到了克洛维的子辈和孙辈统治的时期呢？约纳斯本人来自意大利的苏萨城（Susa），当时处于法兰克人的控制之下，在此之前又从东哥特人之手转归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约纳斯的父母应该知道查士丁尼和查士丁二世的代表们是如何理解西部的 ^[53] 。我们可以设想，约纳斯的观点代表了6世纪晚期意大利人及更早时期的态度。他关于帝国在高卢的统治延续到提乌德里克或者提乌德贝尔特统治时期的观点，暗示着克洛维本人也是属于帝国的，如前所述，他的执政官和奥古斯都的头衔都可以这么来解释。

如果我们认为克洛维诸子统治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就需要借助于普罗科比对查士丁尼和法兰克人之间关系的论述。在与拜占庭人的冲突中，大概在536年之后不久，东哥特人将普罗旺斯交给法兰克人，希望借此让法兰克人保持中立，或者甚至比较友好。据普罗科比讲，查士丁尼认可了这一转让：“因为法兰克人认为，除非皇帝认可了他们的头衔，他们对高卢的控制就不会合法。对此罗马人既然不能够阻止，查士丁尼皇帝就索性加以鼓励，以便他可以不费力地挑唆这些蛮族自相残杀。结果，日耳曼统治者就占领了福凯亚城（Phocaea）的殖民地马赛和所有沿海城镇，控制了那片海域。” ^[54] 从普罗科比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并非所有拜占庭人士都赞同这一让与。但法兰克人很把这当一回事。在1735年，杜博院长（abbé Du Bos）还在说，这是中古早期法兰西的巨大宪政突破：让墨洛温王朝获得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55] 。很有可能杜博高估了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是，随着接受普罗旺斯的转让，墨洛温统治者们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行动，确实意在开始新的宪政性建设。他们先在阿尔勒（Arles） ^[56] ，后来希尔佩里克一世又在巴黎和苏瓦松举办了极富帝国仪式色彩的活动——赛马 ^[57] 。提乌德贝尔特甚至在致查士丁尼的书函中炫耀自己的头衔 ^[58] ，据阿加提亚斯的说法，他还明确抗议皇帝的头衔中包含“法兰克人的、阿拉曼尼人的、格皮迪人的和伦巴第人的皇帝” ^[59] 。他也通过发行金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60] 。无论普罗旺斯的被转让是否是这一切的诱因，很显然自530年代开始，墨洛温王朝开始重新认识与东部帝国的关系。

墨洛温王朝和其他王朝直到520年代和530年代继续承认拜占庭权威，在这种背景下，值得关注的是，在威尔士北部山区还有人直到540年仍在用执政官系年系统。彭马克诺（Penmachno）的一块石碑大概立于查士丁皇帝出任执政官之年后第25年 ^[61] 。

在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滨海地区，查士丁尼的统治意味着帝国的直接统治重新确立，尽管现在帝国肯定不再是过去的西部罗马帝国了，而是新的拜占庭帝国。但是，对比公元5世纪遭受的破坏之后，在提奥德里克治下经历的复兴，历史学家们更加注意到这一过程给意大利带来的破坏程度，加上饥馑、瘟疫，导致历史的巨大断裂 ^[62] 。尽管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所谓查士丁尼瘟疫的破坏程度不那么确定，这次瘟疫在打击君士坦丁堡之后，向西部传染；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事件在8世纪中期之前明显限制了经济的复兴 ^[63] 。意大利和高卢的真正断裂都发生在530年代和540年代，而非470年代。

那么这能让我们怎么评价西罗马帝国衰亡呢？我这里说的是对这一衰亡的“认识”，而非衰亡的进程。我不考虑蛮族破坏或者教会的兴起所带来的帝国的衰落，即使是简单地考量一下至7世纪初有多少东西转入了教会之手，我们就知道简单地否定吉本对基督教作用的观点是如何的不合适了。教会控制了庞大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经过公元450年之后的三个世纪，教会掌握了西部欧洲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 ^[64] 。也吸纳了大约同等比例的人力，使得早期中古世界的一切都几乎与基督教密切相关。我考虑的是对帝国的认识，尽管我们也可以讨论税收和行省管理有多少遗留的问题，但是帝国既是个观念，也是一整套制度、官僚、士兵、税收和资源。毫无疑问对帝国的认识一直在变。优西比乌的宗教化认识肯定不是戴克里先宫廷中的认识。在5世纪初肯定有人感到帝国生命垂危，但也有许多人并不这么看。吉比孔人、提奥德里克、克洛维乃至哈斯丁都非常乐意接受某种延续性的观念，当然如前文所述，是指从大英帝国到英联邦的那种延续性。到530年代，而且肯定是通过查士丁尼的战争，这种认识变得难以为继。西部帝国的衰亡并非突发性的，对此也存在一系列变动中的认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群体不只是共享一种观点，而是多元的认识。我们必须既尊重那些认为在410年帝国就已经结束的观点，也要理解那些认为帝国一直延续到522年的看法。帝国的衰亡是一个进程和历史时期，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换言之，乃是罗马世界的转型。

[1] A. Momigliano， 'La caduta senza rumore di un impero nel 476 D.C.'，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 Series 3， 3， 2 （1973）， pp. 397—418.

[2] B. Croke， 'AD 476: the Manufacture of a Turning Point'， Chiron 13 （1983）， pp. 81—119.

[3] Marcellinus Comes， Chronicon ， s.a. 476， ed. B. Croke， 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Sydney， 1995）， pp.26—7.

[4] Jordanes， Historia Romana ， 345， ed. T. Mommse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 Auctores Antiquissimi ，5， 1 （Berlin， 1882）， p. 44.

[5] Bede， De Temporum Ratione ， LXVI， 500， ed. C. W. Jones， Bedae Opera Didascalica ， CCSL 123B （Turnhout，1975）， p. 519: trans. F. Wallis， Bede: The Reckoning of Time （Liverpool， 1999）， p. 223.

[6] Marius of Avenches， Chronicon ， s.a. 476， ed. J. Favrod， La Chronique de Marius d’Avenches （ 455—581 ）（Lausanne， 1991）， pp. 66—7.

[7] Malchus， fragment 14， ed. R.C. Blockley，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 Eunapius ， Olympiodorus ， Priscus and Malchus ， vol. 2 （Liverpool， 1983）， pp. 418—21.

[8] M. McCormick， 'Odoacer， Emperor Zeno and the Rugian Victory Legation'， Byzantion 47 （1977）， pp. 212—22.

[9] Eugippius， Vita Severini ， 20， 1， ed. P. Régerat， Eugippe ， Vie de saint Séverin ， Sources Chrétiennes 374 （Paris，1991）， pp. 234—5.

[10] Eugippius， Vita Severini ， 7， 1， ed. Régerat， pp. 196—9.

[11] I.N. Wood， 'The Monastic Frontiers of the Vita Severini'， in W. Pohl and M. Diesenberger， eds.， Eugippius und Severin: der Autor ， der Text und der Helige （Vienna， 2001）， pp. 41—51， at pp. 44—5.

[12] P. Wormald， 'Lex Scripta and Verbum Regis : Legislation and Germanic Kingship， from Euric to Cnut'， in P.H.Sawyer and I.N. Wood， eds， Early Medieval Kingship （Leeds， 1977）， pp. 105—38， at p. 129.

[13] Orientius， Commonitorium ， ll. 179—84， ed. R. Ellis，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16 Poetae Christiani Minores 1（Vienna， 1888）: see I. Fielding， 'Physical Ruin and Spiritual Perfection in fifth-century Gaul: Orientiu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on the 'Landscape of the Soul'，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24（2014）， pp. 569—85， at p. 577.

[14] Rutilius Namatianus， De Reditu Suo ， I， l. 140， ed. J.W. Duff and A.M. Duff， Minor Latin Poets ， 2 （Cambridge，Mass.， 1935）， pp. 774—5. I.N. Wood， 'The barbarian invasions and first settlements， in A. Cameron and P.Garnsey，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 vol 13 （Cambridge， 1998）， pp. 516—37， at p. 532.

[15] P. van Nuffelen， 'Playing the Ritual Game in Constantinople （379—457）'， in L. Grig and G. Kelly， Two Romes.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2012）， pp. 183—200， at p. 187.

[16] S. Esders， 'Herakleios， Dagobert und die "beschnittenen Völker". Die Umwälzungen des Mittelmeerraums im 7. Jahrhundert in der Chronik des sog. Fredegar'， in A. Goltz， H. Leppin and H. Schlange-Schöningen， eds.， Jenseits der Grenzen. Beiträge zur spätantiken und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Berlin， 2009）。pp. 239—311.

[17] M. Whitby， 'The Biblical Past in John Malalas and the Paschal Chronicle'， in H. Amirav and B. ter Haar Romeny， eds.， From Rome to Constantinople: Studies in Honour of Averil Cameron （Leiden， 2007）， pp. 125—34:J.T. Palmer， The Apocalyps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ambridge， 2014）， pp. 42—53.

[18] P.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London， 1967）， pp. 287—98.

[19] Keith Stanley， 'Rome， 'ΕΡΩΣ and the Versus Romae '，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4 （1963）， pp. 237—49.

[20] Claudian， De Bello Gothico ， ll. 266—7， also 100—3， ed. M. Platnauer （Cambridge， Mass.， 1922）， vol. 2， pp.144—5， with 132—3.

[21] Rutilius Namatianus， De Reditu Suo ， II， ll. 41—2， pp. 824—5.

[22] A. Cameron， The Last Pagans of Rome （Oxford， 2011）， p. 213.

[23] Sidonius Apollinaris， Carm. VII， ll. 357—8， ed. A. Loyen， Sidoine Apollinaire ， vol. 1， Poèmes （Paris， 1960），p. 68.

[24] P.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Wealth ， the Fall of Rome ，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 350—550 AD （Princeton， 2012）， pp. 433—9.

[25] I.N. Wood， 'The Final Phase'， in M. Todd， ed. A Companion to Roman Britain （Oxford， 2004）， pp. 428—42，at pp. 432—3.

[26] Zosimus， Historia Nova ， VI， 1， ed. B.G. Niehbuhr，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 1837），p.318: trans. J.J. Buchanan and H.T. Davis （San Antonio， 1967）， pp. 252—3.

[27] E.A. Thompson， 'Britain， AD 406—10'， Britannia 8 （1977）， pp. 303—18. But see P. Bartholemew， 'Fifthcentury facts'， Britannia 13 （1982）， pp. 261—70.

[28] Gildas， De Excidio Britonum ， 17—18， ed. M. Winterbottom， Gildas ， The Ruin of Britain and Other Documents （Chichester， 1978）， pp. 21—2， 94.

[29] Constantius， Vita Germani ， 12—18， 25—7， ed. R. Borius， Constance de Lyon ， Vie de Saint Germain d’Auxerre ， Sources Chrétiennes 112 （Paris， 1965）， pp. 144—59， 170—3: I.N. Wood， 'The End of Roman Britain: continental evidence and parallels'， in M. Lapidge and D.N. Dumville， eds.， Gildas ， New Approaches （ Woodbridge ， 1984 ）， pp. 1—25.

[30] Gildas， De Excidio Britonum ， 23， pp. 26—7， 97.

[31] Chronicle of 452， s.a. 441/2， ed. R. Burgess， 'The Gallic Chronicle of 452: 新的精校精注本和简短的介绍，收入R.W. Mathisen and D. Shanzer， Society and Culture in Late Antique Gaul: Revisiting the Sources （Aldershot，2001）， pp. 52—84， at pp. 79—80: Wood， 'The End of Roman Britain'， pp. 17—21.

[32] Chronicle of 452 ， s.a. 410， 414， 440—4， pp. 74， 75， 79—80.

[33] Sidonius Apollinaris， Carm. VII， ll. 55—6， 358—60， pp. 56， 68.

[34] A. Momigliano， 'The origins of Rom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 vol. 7， part 2， The Rise of Rome to 220 B.C. ， ed. F.W. Walbank， A.E. Astin， M.W. Frederiksen and R.M. Ogilvie （Cambridge， 1989）， pp. 52—112， at p. 82.

[35] Marcellinus Comes， Chronicon ， s.a. 455， p. 22.

[36] Bede， De Temporum Ratione ， LXVI， 493， p. 518: trans.， p. 222.

[37] H. Reimitz， History, Frankish identity and the Framing of Western Ethnicity, 550—850 （Cambridge， 2015）， p.348.

[38] Orosius， Historia adversus Paganos ， VII， 43， 4—6， ed. M.-P. Arnaud-Lindet， Orose, Histoire contre les Païens ， vol. 3 （Paris， 2003）， pp. 128—9.

[39] J.M. Wallace-Hadrill， 'Gothia and Romania'， in id.， The Long-haired Kings （London， 1962）， pp. 25—48.

[40] Sidonius Apollinaris， ep. I， 2， ed. A. Loyen， Sidoine Apollinaire ， vol. 2， Lettres （Paris， 1970）， pp. 4—8.

[41] E.A. Thompson， 'The Visigoths from Fritigern to Euric'， in id.， Romans and Barbarian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 Empire （Madison， 1982）， pp. 38—57.

[42] Procopius， Wars ， III， 5， 6， ed. H.B. Dewing （Cambridge-Mass.， 1914—28）， vol.2， pp. 48—9. C. Courtois，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 1955），pp. 396—7.

[43] Procopius， Wars ， III， 9， 5， ed. Dewing， vol.2， pp. 84—5.

[44] Procopius， Wars ， III， 9， 10， ed.Dewing， vol.2， pp. 86—7.

[45] Vita Patrum Iurensium ， 92—5， ed. F. Martine， Vie des Pères du Jura ， Sources Chrétiennes 142 （Paris， 1968），p. 336—41. H. Wolfram， ‘Neglected evidence on the accommodation of barbarians in Gaul’， in W. Pohl， ed.， Kingdoms of the Empire: the Integration of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 （Leiden， 1997）， pp. 181—3.

[46] I.N. Woo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Burgundian kingdom’， in M. Meier and S. Patzold， eds.， Chlodwigs Welt. Organisation von Herrschaft um 500 （Stuttgart， 2014）， pp. 383—96， at pp. 389—90.

[47] Marius of Avenches， Chronicon ， s.a. 476， pp. 66—7.

[48] John Malalas 15， 9， ed. L.A. Dindorf （Bonn， 1831）， pp. 383—4， trans. E. Jeffreys， M. Jeffreys and R.Scott，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a translation （Melbourne， 1986）， pp. 212—3: E. Chrysos， ‘AmalerHerrschaft’， Byzantion ， 1981， pp. 456—60: J. Moorhead， Theoderic in Italy （Oxford， 1992）， pp. 147—54.

[49] Gregory of Tours， Decem Libri Historiarum ， II， 38， ed. B. Krusch and W. Leviso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1， 1 （Hannover， 1951）， pp. 88—9.M. McCormick， ‘Clovis at Tours， Byzantine Public Ritual， and the Origins of Medieval Ruler Symbolism’， in E. Chrysos and A.Schwarcz， Das Reich und die Barbaren （Vienna， 1989）， pp. 155—80: also K.F. Werner， ‘La “conquête franque” de la Gaule’: Itineraires historiographiques d’une erreur’，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41（1997）， pp. 7—45， p. 29， n. 73.

[50] Jonas， Vita Iohannis ， 2， ed. B. Krusch， Ionae Vitae Sanctorum ，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Hannover， 1905）， p. 329.

[51] M. Handley， ‘Inscribing time and identity in the Kingdom of Burgundy’， in G. Greatrex and S. Mitchell， eds. Ethnicity and Culture in Late Antiquity （Cardiff， 2000）， pp. 83—102.

[52] Jonas， Vita Iohannis ， 15， pp. 337—8.

[53] A. O'Hara and I.N. Wood， Jonas of Bobbio, Life of Columbanus, Life of John of Réomé, and Life of Vedast （forthcoming）。

[54] Procopius， Wars ， VII， 33， 3—4， ed.Dewing， vol，4， pp. 436—9.

[55] J.-B. Dubos， 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çoise dans les Gaules ， 3 vols，（Amsterdam， 1735）， vol. 3， pp. 220—54.

[56] Procopius， Wars ， VII， 33， 5—6， ed., Dewing， vol，4， pp. 438—9.

[57] Gregory of Tours， Decem Libri Historiarum ， V， 17， p. 216.

[58] Epistolae Austrasicae ， 19—20， ed. W. Gundlach，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Epistolae， 3， Epistolae Merowingici et Karolini Aevi 1 （Berlin， 1892）， pp. 132—3.

[59] A. Cameron， 'Agathias on the early Merovingians'，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 Series 2， 37（1968）， pp. 95—140， at pp. 107， 123.

[60] Procopius， Wars ， VII， 33， 5—6， ed.Dewing， vol.4， pp. 438—9. R. Collins， 'Theodebert I， "Rex Magnus Francorum"'， in P. Wormald ed.， Ideal and Reality in Frankish and Anglo-Saxon Society （Oxford， 1983）， pp. 7—33， at pp. 27—30.

[61] N. Edwards， A Corpus of Early Medieval Inscribed Stones and Stone Sculpture in Wales ， vol. 3， North Wales （Cardiff， 2013）， Penmachno 3， pp. 301—5.

[62] C. Wickham， Early Medieval Italy: Central Power and Local Society 400—1000 （London， 1981）， pp. 25—7.

[63] L.K. Little， 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The Pandemic of 541—750 （Cambridge， 2007）。

[64] I.N. Wood， ‘Entrusting Western Europe to the Church， 400—750’，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3 （2013）， pp. 37—73. 2Y6UNdrEjyUswzTvg7cXWusB9FU2xTj9THenTgUYm9yQfotJePyzS+V0cVmktC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