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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产品仅仅构成伊朗市场交易物品的一部分，那里基本上还处在农业经济状态。如同塞思·普利斯特曼在广泛分析了波斯湾的瓷器之后所指出的那样，长途贸易的船只仅仅占到沿海中心交易量的3%—5%
。即便是沿欧亚大陆的走廊，地方性和区域性交易远远超过跨洋交易。但是昂贵产品对政治经济的贡献要大于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因为与农产品相比，宫廷能够更加直接地对它征税，尤其是如果将内陆性政治地理和贵族政治文化纳入到考量的范围之内。伊朗所处地理条件对帝国的形成非常不利，不仅仅是因为从分散的高地地区征税很困难以及运输农产品到帝国中心的高成本和低效率。但是这种状况也有潜在的有利性：地处罗马和中国这两个亚欧大陆最大的昂贵商品市场的联接点上，伊朗宫廷能够从商品交换——因其价值—重量比使得其长途陆上贸易有利可图——中获益。
早期萨珊王朝刻意利用在他们兴起之前一个世纪就已显著增长的商业贸易。发家于法尔斯高地的萨珊王朝特别关注帕尔米拉商人及其帕提亚庇护者在萨珊核心地区边缘的沿海地区所得的财富，如何控制跨欧亚大陆走廊，根据王室的利益重新调整这些走廊，是早期萨珊军事行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考量。控制商路，建造市，培养依附性商业网络，建设原工业化中心，这些措施使得早期萨珊宫廷将地理优势发挥到极致。在3世纪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是途经近东出口中国的生丝到地中海地区，而在6世纪商人有更多的线路贩卖生丝、丝织品和毛纺织品、银器和其他商品。生丝仍然从中亚和东亚进口，经过再加工制成的伊朗风格的外套则从伊朗的加工中心向东向西出口，使得泛欧亚模式的贵族服饰兴起，这也预示了19世纪职业装的兴起。这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多向也更加多元的商业活动。在古代晚期，伊朗宫廷从基础设施和经济方面帮助丝绸之路持续扩张。也反过来商业活动维持了伊朗宫廷的扩张，在四个世纪间逐渐扩大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能力，而不触动贵族的经济基础。例如对灌溉方面的投入，使得新的土地和经营处于国库的监督之下，而同时尊重乃至强化了贵族的经济自主性。支持伊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既依赖于内部条件，也有赖于近东以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即便位于大陆两端的罗马和中国政府瓦解了，新的中部网络催生了欧亚大陆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之间前所未有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