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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萨珊王朝并非消极地分享境内的商人利润，而且也积极地扶持城市生产中心，生产丝绸之路沿线市场所需要的昂贵商品。与只建设了少量城市的帕提亚王朝不同，早期萨珊王朝以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胡齐斯坦建设王室市而著称。早期萨珊王朝将这些市称为他们的达斯特佳德（dastgird），在中古波斯语中本指带有依附劳动者的贵族地产 [1] 。将农业剥削制度推广到城市可以表明万王之王是如何理解这些市的，即作为劳力资源。早期萨珊城市的劳工通常来自罗马帝国。伊朗宫廷继续新亚述帝国的人口输入模式，夏普尔一世曾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从安条克和其他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城市向东迁入伊朗 [2] 。夏普尔二世同样大规模地从罗马境内迁出人口，公元6世纪的征服者卡瓦德（Kawad）和胡司洛一世也是如此。如果说此前是分散人口到帝国各地，那么夏普尔一世和夏普尔二世则是将迁出的人口集中在胡齐斯坦的各个城市里，如魏安提约克萨普尔（Weh-Antiyok-Sapur，比Antioch Shapur更常见，一般称之为榕迪夏普尔）、伊兰—卡瓦拉—萨普尔（今天的Ivan-e Kerkha） [3] 。从罗马城市迁出的人口包括古代最好的能工巧匠，早期萨珊王朝了解这些人力资源的价值。这些俘虏被重新安置在胡齐斯坦，隶属于宫廷直接管理的匠人组织，专门制作金属制品和纺织品。根据5世纪早期的《普赛伊殉道记》（ Martyrdom of Pusai ），夏普尔二世将境内的匠人编入各级“会”（叙利亚语knusya）中，定居于沿伊兰—卡瓦拉—萨普尔城位于皇宫附近的匠人区里 [4] 。
他们生产了丝绸之路沿线最好的产品。伊兰—卡瓦拉—萨普尔最重要的制造业是将生丝和羊毛加工成高质量的、各种颜色镶边的外套，通常饰有珍珠，这是富有伊朗贵族特色的纺织品 [5] 。胡齐斯坦邻近出产羊毛和皮革的高地，通过波斯湾能购买到丝绸和珍珠，靠近商贸网络，是理想的纺织品制造中心 [6] 。夏普尔二世将最高匠人组织官署委托给负责织锦的一位名叫普赛伊的东叙利亚基督徒，他是3世纪一位罗马俘虏的后裔。早期伊斯兰时代胡齐斯坦著名的大规模丝绸织锦生产也源自早期萨珊王朝。从伊朗纺织品对罗马、中亚和中国丝绸外套的影响来看，萨珊王朝的织锦生产应该是在各市大规模地进行着的。不仅确保分配给伊朗贵族，而且也出口到帝国之外的市场。伊朗宫廷大方地赐予贵族官员外套和头巾，使得这些与萨珊王朝合作的贵族与其他小贵族区别开来。尽管有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记载，但是没有考古实物出土。但是在埃及和新疆的沙漠里却保存了无数伊朗风格的丝绸制品，说明伊朗宫廷织锦广泛地流传到帝国边境之外。
在安提诺（Antinoe），与伊朗贵族穿的外套类似的、带有圆珠饰边的丝绸骑士服表明，至迟到6世纪罗马的中等精英开始采用伊朗的缝纫风格
。在中亚和中国幸存的纺织品也大部分属于约公元650—750年的后萨珊时代，但是也展示了伊朗宫廷织锦对匈奴、突厥和中国贵族丝绸服饰那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7]
。有关伊朗织锦的艺术史证据出自5世纪的新疆的克孜勒（Kizil），尽管对西方纺制品的喜好可能早在3世纪就已出现
[8]
。我们不清楚保存下来的伊朗纺织品是在伊朗生产的抑或是罗马、中亚和中国匠人的模仿品
[9]
。但是我们知道伊朗风格的、有圆珠边饰的丝袍和束腰长袍是欧亚大陆贵族服饰的显著特征，构成马修·卡内帕（Matthew Canepa）所说的“共同的贵族文化”
[10]
的一部分。无论证据多么间接，埃及和新疆幸存的纺织品见证了伊朗加工中心的丝绸制品的广泛出口，向西到地中海地区，向东北到中亚和东亚。
伊朗的金属加工制品同样吸引了横跨欧亚的消费者。最有特色的伊朗工艺体现在银器中，包括萨珊王朝早期的带有圆形肖像的深碗、和带肖像画的中晚期萨珊银盘 [11] 。伊朗银器几乎毫无例外地描绘着万王之王的肖像，一系列银器依据统一标准用来源相同的银矿石制成，展示了萨珊时期的风格变迁 [12] 。因此这些银器是为宫廷而生产的。胡齐斯坦很有可能就是最主要的生产中心，那里集中了组织严密的依附匠人，来源广泛的银矿，也接近商贸网络 [13] 。银碗和银盘主要作为贵族礼物流转，与丝绸外套一样被宫廷分配给官员。但是通常用中古波斯语刻在器皿上的价值表明它们在市面上很容易就转化为德拉克马 [14] 。对伊朗银器的贸易将盘子和碗带到了地中海地区和中亚、东亚 [15] 。样品主要来自欧亚大陆中部地区，从西伯利亚的考古发现到中国墓葬。伊朗银器对中国隋唐瓷器制造的影响见证了中国贵族对它以及来自粟特和其他中亚的产品的巨大需求 [16] 。罗马和伊朗银器制品的交叉影响也进一步表明，作为礼物和商品，银器穿越了帝国边界 [17] 。
伊朗宫廷非常明显地型塑了丝绸之路的货物交易的线路和内容。伊朗不再只是一个东亚丝绸和其他昂贵商品的运输走廊，而且也将原材料再加工成商品——通常是通过宫廷控制的生产中心，这些商品为帝国内外、远至中国和罗马首都的贵族们所喜好。但是这种原工业化活动的经济效果很难估算，哪怕是相对地。但生产具有身份标志性商品还是从两个不同而相关的方面强化了宫廷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制造风格和式样独特的授权产品使得宫廷不仅能够补偿贵族，而且能够培养一种供贵族竞争的衣着文化。特权和名号与仅仅能由宫廷提供的库拉地毯（kulah）、外袍和银盘一道，大大超迈了此前的身份标志性物件，使得宫廷更加能够获得贵族的认可 [18] 。如同萨珊王朝最初的盟友们所自豪的那样，为宫廷效力使得贵族们获得了同时增加财富和权势的物品 [19] 。
另一方面，伊朗纺织品和金属制品在帝国境外的传播，解释了剩余产品出口的可能性。高质地的外套不仅成为伊朗贵族的独特装饰品，同样的生产中心也同时生产了出口到罗马帝国的丝织品。普罗科比提到此类纺织品（esthes）如此大规模地进口，以致伊朗方面的价格上升，从而引起了查士丁尼宫廷方面的注意
[20]
。罗马方面的证据也表明通过出口再加工的丝绸制品所能得到的利润：因为其“神奇的利润”，在6世纪中叶罗马宫廷设置了一批国库官员（kommerkiarioi）负责监督丝绸产品交易
。罗马帝王们有兴趣管理国库制度，远较伊朗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干预来自丝绸制品贸易的收入，表明这项贸易可观的盈利能力。虽然银器方面的贸易规模更难以估算，但是银器的出口是对纺织品收入的补充，可能质量较差的样品通常被认为是“地方”产品。重要的是，这些商品既出口到地中海地区，也出口到中亚和东亚的市场。证据许可下的最为简单的结论是，出售伊朗市里所属的原工业化中心生产的产品能够与贸易税收所得一较高下。
[1] Inscription of Shapur I on the Ka‘ba-ye Zardusht ， ed. and trans. Huyse， 42.
[2] Inscription of Shapur I on the Ka‘ba-ye Zardusht ， ed. and trans. Huyse， 43; Morony 2004b. 关于基督教罗马俘虏的归化和同化，参见Richard E. Payne， A State of Mixture: Christians ， Zoroastrians ， and Iran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 Antiquit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p. 64—78 and Kyle Smith， Constantine and the Captive Christians of Persia: Martyrdom and Religious Identity in Late Antiquity （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pp. 135—145.
[3] Wolfgang Schwaigert， Das Christentum in Hūzistān in Rahmen der frühen Kirchengeschichte Persiens bis zur Synode von Seleukia-Ktesiphon im Jahre 410 （Marburg: Görich & Weiershäuser， 1989）， pp. 23—33， 108—111.
[4] Martyrdom of Pusai ， ed. Bedjan， 209—210. 公元544年在榕迪夏普尔举办的宗教会议的签名中包括锡匠、金匠和银匠的首领， Synodicon Orientale ， ed. and trans. Chabot， 80 and 332. Nina V. Pigulevskaya， Les Villes de l’État Iranien aux Époques Parthe et Sassanide: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Basse Antiquité （Paris:Mouton， 1963）， pp. 159—169，仍是关于城市工艺品最为全面的论述。
[5] S.A. Yatsenko， Kostyum Drevnei Evrazii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RAN， 2006）， p. 215.
[6] 在胡齐斯坦的萨珊定居点周围，“车辙路”（hollow ways）的广泛发展说明牧民载着羊毛定期前往城市，间接证明了该地区纺织业的重要性，Jesse Casana， “Radial Route Systems and Agro-Pastoral Strategies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New Discoveries from Western Syria and Southwestern Ir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32 （2013）， pp. 263—265.波斯湾珍珠的采集，参见Carter 2005， pp. 166—168. Gyselen and Gasche 1994， p.26，强调伊兰—卡瓦拉—萨普尔靠近商业港。
[7] Chris Verhecken-Lammens， and Antoine De Moor， and Bruno Overlaet， “Radio-Carbon Dated Silk Road Samites of Katoen Natie， Antwerp，” Iranica Antiqua 41 （2006）， pp. 233—301. 收藏在欧洲的伊朗纺织品也几乎全是萨珊王朝之后的，Overlaet 1999.
[8] Mariachiara Gasparini， “A Mathematical Expression of Art: Sino-Iranian and Uighur Textile Interaction and the Turfan Textile Collection in Berlin，” Trans-Cultural Studies 1 （2014）， p 145. Trombert 2000， p. 115，讨论了《魏书》所提及的、“波斯”纺织品出现在北魏宫廷。
[9] Florence Calament， “L’apport historique des découvertes d’Antinoé au costume dit de ‘cavalier sassanide，’”in Cäcilia Fluck and Gillian Vogelsang-Eastwood （ed.）， Riding Costume in Egypt: Origin and Appearance （Leiden: Brill， 2004）， pp. 63—64，认为安提诺外套可能是从伊朗进口的。中亚纺织品的活力，参见Gasparini 2014.
[10] Canepa 2010: 121; Matthew Canepa， “Textiles and Elite Tastes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Iran and Asia at the End of Antiquity，” in Marie Louise Nosch， Zhao Feng， and Lotika Varadarajan （ed.） Global Textile Encounters （Oxford: Oxbow Books， 2014）， p. 9.
[11] Prudence Harper， In Search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Monuments and Artifacts of the Sasanian Near East ， 3 rd to 7 th Century A.D. （New York: Bibliotheca Persica， 2006）， p. 78.
[12] Oleg Graba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Sasanian Silver，” in Charles Sawyer （ed.）， Sasanian Silver: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Arts of Luxury from Ir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 pp.45—46; Prudence Harper and Pieter Meyers， Silver Vessels of the Sasanian Period ， v. I: Royal Imagery （New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1）， pp. 124—125， 157; Prudence Harper， “Sasanian and Early Islamic Silver and Bronze Vessels，” in Karl Otavsky （ed.）， Entlang der Seidenstraße: Frü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wischen Persien und China in der Abegg-Stiftung （Riggisberg: Abegg-Stiftung， 1998）， p. 217; In Search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Monuments and Artifacts of the Sasanian Near East ， 3 rd to 7 th Century A.D. （New York:Bibliotheca Persica， 2006）， p. 82.
[13] 银矿石主要来自扎格罗斯山（Zagros），对其银矿的描述，参见Harper and Meyers 1981: 146. 胡齐斯坦的造币厂在萨珊时期铸造了含量很高的银币。Daryaee， 1999: 140—141; James Howard-Johnston， “The Sasanians State: the Evidence of Coinage and Milita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2 （2014）， pp. 159—160.公元544年在榕迪夏普尔举行的宗教会议的签名中包括锡匠、金匠和银匠首领， Synodicon Orientale ， ed.and trans. Chabot， 80 and 332.
[14] Christopher J. Brunner， “Middle Persian Inscriptions on Sasanian Silverware，”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9（1974）， pp. 109—121.
[15] 与纺织品的情形相同，许多伊朗风格的器皿是在中亚生产的，那里的粟特匠人模仿伊朗样式生产了样式独特的银盘。Boris Marshak， Sogdiiskoe Serebro: Ocherki po Vostochnoi Torevtike （Moscow: Nauka， 1971）， pp.38—41.
[16] Jessica Rawson， “Central Asian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Ceramic，”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5（1991）， pp. 139—151.
[17] Anthony Cutler， “Silver across the Euphrates: Forms of Exchange between Sasanian Persia and the Late Roman Empire，” Mitteilungen zur spätantiken Archäologie und Byzantinischen Kunstgeschichte 4 （2005）， pp. 9—37.
[18] 关于赏赐与贵族等级相应的官职与外袍（亚美尼亚语 patmučan ，中古波斯语 paymōzan ），参见 Buzandaran Patmut‘iwnk‘ ， ed. Patkanean， 49， 207， and trans. Garsoïan， 99， 221—222， Kārnāmag ī Ardašīr ， ed. and trans.Grenet， 58—59， Letter of Tansar ， ed. Minovi， 19， and trans. Boyce， 44. Grabar 1967， p. 50，指出银盘图像中万王之王的随从猎人所戴的特殊帽子与赐予贵族的、表明其身份的帽子相一致。
[19] Inscriptions of Kirdir ， ed. and trans. Gignoux， 56 and 68.
[20] Procopius， Anecdota ， ed. and trans. Dewing， 296—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