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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宫廷涉足商贸暗示它与商业利润存在着利害关系。伊朗国库（中古波斯语为
ganj
）从贸易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尽管农业税仍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商品货物的关注也反映了宫廷对自身投资的兴趣。诚如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所言，丝绸之路沿线的匈奴和突厥政治精英们不仅为跨欧亚大陆的商贸提供保护，而且还提供资本以便分享利润
。对萨珊王朝而言，由于缺乏证据，这类投资还只是存在着可能性。对于古代政府而言，从长途贸易中获益的常见方式是征收进口税。尼古拉斯·普赛尔（Nicholas Purcell）最近强调，古代政府的关税征收往往只能在商人通行的港口来有效地实现
[1]
。尽管缺乏有关伊朗宫廷对进口货物所征的税率，也不知道进口总量，但是与罗马方面的证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来自贸易的收入占有宫廷收入相当大的比重，甚至可与农业征收相抗衡。
对罗马贸易收入的估算来自穆泽里斯（Muziris）纸草关于2世纪的一艘货船的信息。它记录了从喀拉拉（Kerala）的某个港口到红海的一船货物的种类、价值和税额。货物是价值7百万塞斯特（sestertii）的甘松油、象牙和外套，其中25%是作为四一税交给罗马政府的
[2]
。公元1世纪是罗马与印度洋贸易的兴盛期，保守估计一年会有一百多艘这样的货船抵达红海各口岸。穆泽里斯纸草所载的货船一般估计属于正常的货船
。如果一年100艘这样的货船入关，政府将能在红海各口岸征收到大概1亿7千5百万塞斯特
。这笔收入占到政府预算的5—10%，对罗马国库的贡献要远较此前学者所估算的重要得多
。
萨珊王朝从商贸中所获岁入不会更少，因为他们不仅控制了印度洋沿岸的新走廊，而且也控制了从中亚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到罗马控制的近东的陆上商路。对这些丝绸之路的控制使得伊朗宫廷能获得的商业利润至少与罗马政府从其红海口岸获得的商业利润不相上下。即便是3至4世纪，罗马对东方奢侈品的需求下降，而获益于萨珊时期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伊朗贵族日益增加的需求也能弥补地中海方面需求的缩减。伊朗国库能从商贸中征收大约1至2亿的税收，相当于5千万至1亿德拉克马（drachma）。早期伊斯兰历史文献提到晚期萨珊国库能从帝国最富裕的行省：南美索不达米亚省征收1至1.5亿德拉克马收入，总岁入估计达到3至3.6亿德拉克马
。而在同一时期，当萨珊王朝最能有效地从农产品征收所得时，其中贸易税还能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早期萨珊时期，宫廷获得的贸易税应该更加重要，并开始对以市为基础的伊朗商业网络进行控制，这些都足以解释3至4世纪伊朗宫廷能够开始远较帕提亚王朝更为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阿尔达希尔一世特别意识到商贸对国库收入的重要性，开始为此巩固在波斯湾的势力存在。
[1] Nicholas Purcell，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The View from the Customs-House，” in William V. Harris （ed.）， 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00—232. Bresson 2012，基于托勒密王朝的纸草文献，他证明在前现代时期地中海地区此类征收是如何沉重的负担。
[2] Federico de Romanis， “ Aurei after the Trade: Western Taxes and Eastern Gifts，” in Federico de Romanis and Sara Sorda （ed.）， Dal Denarius al Dinar: L’Orient e la Moneta Romana （Rome: Istituto Italiano diNumismatica， 2006）， p. 58; Steven E. Sidebotham， Berenike and the Ancient Maritime Spice Rout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216—218; Andrew Wilson， “Red Sea Trade and the State，” in Federico De Romanis and Marco Maiuro （ed.）， Across the Ocean: Nine Essays on Indo-Mediterranean Trade （Leiden: Brill， 2015）， p.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