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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王朝所建设的联络罗马市场和中亚以及印度洋的商业走廊，应该远较此前更为有效也更加安全，这使得伊朗商人对罗马商人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但是问题是：谁是“伊朗”商人？到目前为止，这个术语泛指帝国治下的商人。我们也要区分在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机构与帕提亚统治下的机构，因为萨珊王朝的兴起与前一个世纪曾经控制近东和印度洋的帕尔米拉商贸网络的商人团体的消失同时发生。在公元1至2世纪，帕提亚宫廷曾邀请来自帕尔米拉的商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建立据点，以便创建商贸网络与另一条满足罗马对东方产品需求的、通过红海的商路竞争 [1] 。帕提亚王朝赐予帕尔米拉团体广泛的政治特权，甚至允许他们自立官员，以便刺激贸易和国库增收。与在帕提亚城市的希腊商人不同，帕尔米拉人依赖于国王赐予的特权，因此更愿意用一部分利润作为关税上交给缺少监管和强制执行能力的宫廷 [2] 。在帕提亚—帕尔米拉长达两个世纪的合作之下，帕尔米拉的繁荣相对短暂。然而早期萨珊王朝立即将帕尔米拉商人驱逐出境，解散了他们的贸易网络。这个罗马属国在260年代发动了反击伊朗的战争，但是没能在东方重建其商贸团体 [3] 。事实上，从波斯湾经幼发拉底河通往地中海的商路一直遭到废弃直到6世纪。
作为对帕尔米拉人的替代，另一条商路开始在3世纪形成，它通过底格里斯河而非幼发拉底河连接伊朗城市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埃德萨城（Edessa）和尼西比斯城。早在3世纪初，《托马斯行传》（ Acts of Thomas ）的基督教作者，从埃德萨城的立场用叙利亚文写作，将商人前往印度河谷的行程当作俗务来看待 [4] 。其中讲述了一位帕提亚王通过某位商人皈依基督教。这则故事把握了古代晚期在埃德萨和印度南部之间通过美索不达米亚、胡齐斯坦（Khuzestan）和波斯湾联系的人群网络同时具有商贸和基督教性质。它表明在萨珊王朝晚期，东叙利亚基督徒将他们的起源追溯到跨帝国的商业团体中 [5] 。公元6至7世纪早期的《马尔马里史》（ History of Mar Mari ）讲述了胡齐斯坦和法尔斯的商人成为伊朗地区第一批基督教皈依者的故事 [6] 。尽管将基督教起源追溯及于公元1世纪是圣徒传的说法而非历史真实，但是认为宗教与商业携手发展还是可信的。
在3至5世纪用埃德萨的亚拉姆语方言即叙利亚语书写（也有可能用它进行口头交流）、能够穿梭于帝国边境之间的基督教徒商人网络兴起了。在胡齐斯坦和法尔斯（尤其是在里瓦尔达西尔）的早期萨珊城市，与在阿拉伯东部的辅助性定居点一道，构成该网络的节点。很显然《马尔马里史》特别提到了“市里的胡齐斯坦商人”，即伊兰—卡瓦拉—夏普尔（Ērān-Xwarrah-Shapur/Karka d-Ledan）、榕迪夏普尔（Jundishapur/Beit Lapat）两市
[7]
。他们直接臣属于宫廷，东叙利亚的商人也通常为其服务。例如来自胡齐斯坦的基督徒商人支持5世纪在呼罗珊的军事斗争，以利于自己的跨地区交易
[8]
。而且伊朗宫廷利用东叙利亚主教管理那些基督徒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商业活动。毫无疑问还有其他的、未被记载下来的商人团体在利用萨珊王朝提供的机遇
。东叙利亚的商贸网络提供的证据表明，伊朗宫廷至少拥有一系列附属商人沿着大陆和海洋通道进行贸易。
在古代晚期，至少在4世纪晚期至7世纪初，伊朗商业网络的发展或多或少与匈奴和突厥发展的粟特商业网络几乎同时存在。从长安到君士坦丁堡的商品必须通过的国界只有3至4个，其间伊朗、匈奴和突厥帝国为各自的商业网络提供保护和庇护，降低了长途贸易的风险。随着丝绸披风几乎为罗马精英所独享，中国精英穿戴更加奢华，在西亚对东方产品的需求、以及东亚对西方产品的需求只会同时在增加。伊朗宫廷处于跨欧亚大陆商贸的中间点上，那些市里的商人们实际上垄断了中亚、东亚和南亚地区与近东、地中海地区之间的昂贵商品交易。此前的希腊和帕尔米拉商人所属城市还拥有较高的政治自治，相对独立于帕提亚宫廷；与这些前辈们相比，伊朗商人则更加依赖于宫廷。东叙利亚商人在政治上依赖于万王之王，即使他们在追逐利润上是可以自作主张的。
从两个历史故事可以看出伊朗商人与伊朗宫廷之间的这种互惠关系。第一个故事是伊嗣俟一世（Yazdgird I，399—420年在位）派遣泰锡封（Seleucia-Ctesiphon）主教调查一桩海盗事件：法尔斯总督、王的兄弟之子报告，有劫匪（Ar. Lus ū s）抢窃了一船货物和“从印度和中国来的商品和珠宝” [9] 。与近代早期波斯湾的情况相比较之后，我们发现，商贸中心之间的暴力竞争是前现代印度洋地区的特色 [10] 。关键的是，宫廷努力干预这样的商贸事故，行省总督监管和保护商贸，主教成为东叙利亚商人的联系人。这个故事表明宫廷如何利用军事、行政和宗教权力确保其贸易线路，保护商人。第二个故事用隐喻和文学话语表现伊朗宫廷对商路的投资。公元568/569年，突厥—粟特使节来到胡司洛一世（Husraw I）的宫廷，请求允许粟特商人在伊朗境内销售生丝 [11] 。万王之王特别炫耀地给于了明确的答复：他将生丝买下，当场焚毁，宣示了宫廷及其商人对帝国境内生丝交易的垄断。他毒杀了另一位突厥—粟特使节，削弱了与可萨汗国（Qaghanate）的商业联系，迫使突厥人去发展另一条穿越高原抵达黑海的商路。在5世纪胡司洛一世鼓励丝绸生产技术的西传，以便彻底消除中亚的中间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宫廷对商路的积极保护和鼓励。
[1] Potts 1990， pp. 145—147; Potts 1997， p. 95; Leonardo Gregoratti，“A Parthian Port on the Persian Gulf:Characene and Its Trade，” Anabasis: 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 2 （2011）， pp. 219—223.
[2] 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参见Leonardo Gregoratti，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nt of Seleucia on the Tigris for Arsacid History: Artabanus and the Greek Parthian Cities，” Mesopotamia 47 （2012）， pp. 129—36.
[3] 至260s他们的货车从东方消失，参见Fergus Millar， “Caravan Cities: The Roman Near East and LongDistance Trade by Land，”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42 （1998）， p. 131.
[4] Acts of Thomas ， ed. Wright， 173， and trans. Klijn， 20.
[5] 商人在传播基督教中的作用，参见Christelle Jullien and Florence Jullien， “Porteurs de salut: Apôtre et marchand dans l’empire iranien，” Parole de l’Orient 26 （2001）， pp. 127—143 and Amir Harrak， “Trade Routes and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Near East，”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 2 （2002），pp. 46—61.
[6] History of Mar Mari ， ed. and trans. Harrak， 70—75.
[7] History of Mar Mari ， ed. and trans. Harrak， 74—75.
[8] Łazar P‘arpec‘i， Patmut‘iwn Hayoc‘ ， ed. Ter-Mkrtchean， 94， and trans. Thomson， 143.
[9] Chronicle of Seert ， v. 1.2， ed. and trans. Scher， 324.
[10] Roxani Eleni Margariti， “Mercantile Networks， Port Cities， and ‘Pirate’ States: Conflict and Competi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World Trade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1 （2008）， p. 573.
[11] Menander the Guardsman， History ， ed. and trans. Blockley， 111—115; de la Vaissière 2005， pp. 230—232.